趙烈文與曾國藩推演全球局勢，并提出四大預言，最終全部驗證

咸豐六年，曾國藩給朋友寫信，第一次提起了趙烈文這個人，贊揚他:英邁有識。”曾國藩幕府人才濟濟，趙烈文靠什么頻頻在曾國藩這里“出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準確預判了大清的時局和結局，其學術研究成果獲得了曾國藩的高度認可。

此后的數年里，趙烈文深度參與了曾國藩籌劃軍務、奏折和日常事務處理工作，親眼目睹了晚清諸多重大歷史事件。

同治六年,是曾國藩一生之中少有的清閑的一段時間,因此處理完日常事務后,他最喜歡和他的秘書長趙烈文談話,內容雖然廣泛,卻都是深度的著眼未來長遠大局的話題,談話甚至上升到自道光以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上來。從而引發了對于周邊各國未來全球化走勢。在此之前，我們很有必要簡要介紹一下趙烈文基本簡歷。

趙烈文墓志銘

趙烈文，字惠甫，江蘇陽湖人。其父趙仁基，道光進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趙烈文自幼扎實地系統地學習了傳統教育，但此后三次試均名落孫山，于是絕意仕途，專心鉆研務實之學。

大約在1856年被其姐夫周藤虎推薦給曾國藩做幕僚。1861年12月，由專折向清廷請示奏調赴軍營，稱其“博覽群書，留心時事，可堪造就。”從此他成了曾國藩研究關于大清內外的問題首席幕僚，也向曾國藩提供了有關大清四個最為重要的預測。

第一個預測：準確預測未來將要實現全球一體化。

咸豐十一年，趙烈文向曾國藩遞交了一份長篇諫言，這是在決戰太平軍的關鍵時刻，趙烈文卻拋出了與作戰無關的言論，即太平軍不是最大威脅，平定時間指日可待，清朝真正的威脅會在西方。趙烈文寫道：“外國夷人，國家治理，民力富強。人人奮勉，好勝心強而以不如別人為恥，這些西方人對中國的政務民情，鄉土風俗，處處圖謀，考慮事情唯恐不明確，觀察事情唯恐不細微，搜集我們的文化經典，翻譯傳播，兢兢業業，從未有間斷過。”

趙烈文不無擔憂地說：“他們的志向不在小，國家的禍患，再沒有比這個更危險的了。”接著趙烈文又說“大清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虛文，使用無用的繁瑣苛刻禮儀，而外國方面務求專精簡一，講究實用。未來天下大勢要走向“開通六合”。這個“六合”就是孔夫子首先創造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六合”，也就是整個物質世界整個空間。按照趙烈文預測，就是日后東方和西方會實現全部聯通，用如今的話就是“全球一體化”概念，這在當時絕對是前無古人的提法。

第二個準確預測科舉要被廢止。

曾國藩曾多次稱贊他“博覽群書” “洞達時務”。也就是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前瞻。早在1860年，他分析了八股取士制度的百年變遷后，認為八股的“變化升降”之道已經窮盡，并大膽預測：“后來取士之方，恐將易轍矣。”果然，1906年清廷下詔準停止科舉，興辦學堂。

廢除科舉

第三個準確預測日本將成大清最大威脅。

趙烈文對時人所著的《日本外史》，粗略了解日本的歷史和現狀后，頗感慨日本近年來的變化說：“西方國家與之通商，炮火之精，舟楫之利，未來會成大清最可怕的禍患。”此時，日本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才剛剛開始改革，而大部分清廷官員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那么小的地方，不足為患”。直到30年多后，黃海上的隆隆艦炮聲轟碎了他們的迷夢。

對于甲午戰敗和此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均參與其中，雖然日本首相稱贊其“大清帝國中的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德國海軍大臣柯納德稱其“東方俾斯麥”，慈禧贊揚他“再造玄黃之人”，甚至后世學者如以高度同情基調給予歷史地位，但是同時代的趙烈文認為李鴻章治下的大清軍隊走向全面滑坡有著清醒客觀認識，對最終的所有戰敗李鴻章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早在光緒元年的時候趙烈文與軍務之人閑談說起李鴻章治下的軍隊呈現出戰力弱化，兵士被剝削的問題：“統領營官朘削日甚，食米、旗械、號衣之外，下至包頭、裹腿均制辦發給，而扣應食之餉，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紛紛。”而李鴻章“自軍務稍息，合肥公專務養尊處優，不為未然之計，而前后左右無一骨鯁之士，佞諛者進，樸勤者退，凡不急之務，如興造土木、捐創善堂及官幕、游客或贍家或歸櫬，或引見或刻書，均勒令營中貲助。甚者嬉游宴飲，挾妓娶妾，無不于焉取之。”最后軍隊風氣到了爭奪軍中職級，大肆買官賣官，而“辦公薪水又僅足日用，不得不設法漁獵，將習巧宦，而士有離心。最后趙烈文感嘆說：當此海江多事，隱憂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能靜居日記》

在此，我也要說句公道話，李鴻章沒少娶小妾，趙烈文辭職之后也沒少娶，這種雙標觀點，也要和讀者說一下，如果調換位置，我想趙烈文也未必比李鴻章操守更好。

中日甲午戰爭

第四個預測，大清不出五十年就要滅亡。

基于超前意識和獨特眼光，趙烈文成為準確預見清朝崩潰的第一人。而且這是在趙烈文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閑談對曾國藩拋出的預言。

此時曾國藩已經發現了京師有些現象不太對，他聽說京師氣象不太好，“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想都沒想就說：“大清治理已經二百多年，許多事情均已敗壞，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我的判斷，以后的大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恐怕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預測到時間之準和滅亡形式都說出來，確實是石破驚天之語。果然在此后的四十五年大清滅亡，并分崩離析被軍閥割據。

清朝退位詔書

曾國藩聽后非常震驚問：“能南遷嗎”趙烈文的果斷回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曾國藩聽后絕望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廟之隕”。

南宋

幾天后，曾國藩依舊不愿相信趙烈文的論斷，因為從他個人角度來說，他對于大清是有重大貢獻的，特意找他再次引申這個話題，希望趙烈文收回這個觀點。曾國藩說，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無大小當日必辦，即此可以跨越千古。又如大亂之后而議征減，餉竭之日而免報銷，數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何如？趙烈文還是堅持自己見解，并闡釋說：“三代以后，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他還列舉了輔佐后主殫心竭慮，鞠躬盡瘁依舊不能避免覆亡，南宋之后，求治頗切，而終究不是金人對手。聽了這話，曾國藩還是不甘心，又提出了說出了新的想法，希望趙烈文能重視當朝的恭親王的“聰明”和慈禧太后的“威斷”，以此認為他們能夠避免“抽心一爛”和“根本顛仆”的結局。

恭親王照片

而趙則堅持己說：我曾見過恭親王的小照片，認為奕訢“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斷”反將使她更易受蒙蔽。所謂不在行跡在實事，慈禧威斷終究是外表，并不是真的能力。當時，曾國藩覺得清王朝還有一線生機。但兩年后，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更加接近清廷的權力人物，才知國家頹敗遠超想象，而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的論斷：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難以救藥。而他卻也看到了：“京師水泉皆枯，御河斷流，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

在曾國藩第一次看到慈禧后，認同了趙烈文的判斷，回來對他說：“兩宮太后，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就是說，兩宮太后沒有什么才能，說話都沒有太高水準，皇上太小，沒法判斷。我們可以想象被清王朝拯救的曾國藩是何等的失落。因為這關乎到他此前所有的努力終究是大夢一場。

此后的大清帝國確實早已江河日下，所謂“同治中興”無非是并不耀眼的回光返照。對于曾國藩的人生后期他內心是相當孤獨的，他自己感慨：“苦無同志之士，自文忠與江忠烈歿。而同事者鮮能一心。”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等門生故舊大多離他遠去，巨大的孤獨感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仔細算來通過他推薦重用提拔到巡撫位置的已經有幾十位，更遑論一生用人數量。雖然以知人、用人為世稱道，被曾國藩提拔的左宗棠也是罵了他半輩子，最后還是承認曾國藩確實有“知人之明，”，可是最終的結局在曾國藩看來還不是“苦無同志”、“鮮能一心”。看來他吸引人才的知人之明“啖之以厚利”只是互相利用罷了。

一系列的精神上的打擊讓晚年的曾國藩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

在日記書信中時常也會出現“寸心焦灼，了無生趣”也是這年，他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棺材）之中，昂然甘寢，萬事不視，或比今日入世，差覺快樂。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煩，而長夜快樂杳無信息，且又晉階端揆，責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極品為榮，吾今以為苦惱之境，然時勢所處，萬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而已。”

雖然為大清立下汗馬功勞，但是曾國藩本質上來說做官并不成功，終其一生也未能進入大清決策層，只是短暫擔任過地方督撫權位最大的直隸總督而已，反觀他的學生李鴻章當了二十五年直隸總督后又兼任北洋大臣，掌管大清外交軍事、經濟大權，非曾國藩所能比肩。世人多言做官必學曾國藩，鄙人卻以為還是學李鴻章更為見效。

曾國藩唯一照片

同治十一年，對于趙烈文來說無異于是最悲痛的日子，這天他得知恩師曾國藩在南京兩江總督府病逝。在日記這樣寫到“驚悉滌師于二月初四日在江都官署薨逝之信，五內崩摧，頃刻迷悶，奮力一號，始能出聲。”在給曾紀澤的信中曾這樣深情地回憶與滌師最后分別的場景“憶前年送行，師尊于車馬縱橫之中，送烈至門，堅辭不可，愴然而別。情景猶在目前。每一念及，心如糜割。”曾國藩去世不久，對趙烈文從政的熱情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不久他就要辭職，于向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打報告，李鴻章當時沒同意，趙烈文打算第二天再提出。就在第二天發生了一件讓趙烈文更震蕩灰心的事情。同治皇帝因患天花去世，趙烈文的內心想法是“疏遠小臣，無涕可揮，惟覺心中震蕩不寧而已。”幾天后趙烈文終于獲準辭職，飄然回鄉。但是他的觀點卻成了那個時代站的最高，走的最遠的覺醒者。在浩浩蕩蕩的歷史轉折處留下清晰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