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鄉縣志里的“鵝城”，民國的亂世，比《讓子彈飛》更絕望的真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在電影《讓子彈飛》的最后，張麻子真的干掉了黃四郎，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人，那么鵝城的百姓接下來該怎么生活？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壓迫者往往以庇護者的面目存在。黃四郎固然在鵝城盤剝無度，卻也在混亂中維持著畸形的繁榮秩序。

如果沒有了黃四郎這塊的遮羞布，山上的“假張麻子”瞬間就會下山，變成“真麻匪”。

某乎上有個熱點問題“百姓明明可以打敗黃四郎，究竟在怕什么？”

百姓的人數確實很多，卻不是制勝的關鍵。

整個清朝的人口比八國聯軍多上幾十倍，有用嗎？

整個民國的人口比侵華日本多上幾百倍，有用嗎？

在整個民國時期，經濟凋敝、匪患嚴重，在北洋政府、國民黨軍隊輪番壓榨百姓的環境下，僅靠幾塊銀子，幾桿破槍，沒有任何鳥用。

事實上，黃四郎在鵝城時期，還保存著基本的體面。

縣長來了，起碼還有盤亮，條順，又白又亮的鑼鼓隊歡迎。縣長想撈錢，起碼還得開個會。

你得巧立名目，拉攏豪紳，繳稅捐款，跪著搞細水長流的“二八”分賬。

如果黃四郎一死，周圍的王麻子、李麻子、趙麻子，立馬就會蜂擁而至，將鵝城所有的人，包括四大家族在內，全部洗劫一空。

張麻子散盡的銀子與槍支，在匪患橫行的民國，非但不能護佑眾生，反會成為招災引禍的催命符。

這并不是危言聳聽，而是赤裸裸的現實情況。

在民國，匪患不僅僅是鵝城獨有，而是中原各省的普遍情況。

據《鄧州縣志》記載：民國元年（1912年）的農歷正月初一，臨近內鄉縣的鄧縣西北河池村人孫玉璋率領200余名土匪，偽托革命軍的名義騙開內鄉城門，進入縣衙大肆劫掠。

第二天，奉調南陽、途經退至鄧縣內鄉的紫荊關的清軍，任福元部以驅匪名義進攻內鄉縣城。 土匪孫玉璋手下被擊斃10多人之后，任福元部官兵入城后同樣大肆搶掠財物，然后棄城東去。

此后，內鄉縣及其所處的宛西地區就陷入連年不斷的匪患之中，土匪的洗劫甚至導致許多地方荒無人煙。

到1917年時，全縣共有20多個土匪桿伙（桿，意即成股的土匪，往往由幾十人或上百人組成）。

官方則匪無力，不得已變別為撫，收編了其中的十多個桿伙，但這些土匪桿伙被收撫后往往也不能得到足夠的軍餉。

于是，這幫官軍白天穿軍衣，晚上做土匪，繼續從事劫掠綁票的勾當。

兵匪一體，民眾愈發受害。

張麻子救的了鵝城一時，救不了鵝城一世。

張麻子救的了一個鵝城，救不了整個中國。

從1912年到1931年間內鄉境內先后遭遇二十余次土匪突襲劫掠，這些土匪既有來自鄧縣、盧氏、浙川、南召、嵩縣、唐河等周邊各縣的，也有起自內鄉縣本土的。

《讓子彈飛》沒有說出口的隱喻，在于揭示了大革命時期的生存困境。

在民國漫長而又黑暗的統治時期，鵝城即便是沒有了黃四郎，也會有張四郎，李四郎出現。

退一萬步講，即便是張麻子的身份無人揭穿，他能在鵝城當一輩子縣長，他最終也會演變成為下一個黃四郎。

張麻子1920年入主鵝城，距離南湖的船誕生尚有一年，距離開國大典更有二十九年之遙。

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最現實的社會情況。

《資治通鑒》有云："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張麻子的悲劇在于，他只是試圖在舊制度的軀殼內，片面地施行新政，卻無力改變孕育遍地都是黃四郎的環境。

電影中的張麻子團伙一共才6個人，即便是胡萬、武舉人，帶著黃四郎的全部人馬投誠，一個縣的賦稅所能供給的士兵頂多達到6000。

即便他留在鵝城，面對軍閥的刺刀與饑荒的威脅，最終還是會變成新一代的黃四郎。

這不是個人的墮落，而是制度的引力。

我們翻開1920年的民國歷史，以內鄉縣為例：1925年一二月間，吳佩孚部在與南陽鎮守使馬志敏部爭奪內鄉獲勝后，向內鄉縣轄下各區索要9萬元（銀元）的軍費，后在開赴南陽時又索要開拔費20余萬銀元。

1927年5月，馮玉祥部下孫連仲部一旅進駐內鄉，5個月索要軍費六七萬元（銀元）。

1928年初冬，石友三派其副手秦建斌帶兵盤踞內鄉近兩月，索要軍費4萬元（銀元），并收走民團槍支兩千多支。

吳佩孚、孫連仲、劉鎮華、石友三，這些常年盤踞在河南的軍閥，比起蔣介石、張作霖、馮玉祥、閻錫山，頂多也就是軍閥中的二流貨色。

以上這些軍閥當中，隨便拎出來一個，都不是區區幾萬兵力。

張麻子作為一縣之長，可以在以上的軍閥中隨便挑一個最面最軟的柿子當對手。

民間幾桿土槍，槍敵不過正規軍的炮火，百姓的謹小慎微，何嘗不是鄉鄰們血淚凝結出來經驗和智慧？這種"庶人的理性"，遠比英雄的豪情更接近歷史的真相。

鵝城是虛構的歷史，真實的民國絕對是真實的亂世。

這些你來我往，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軍閥們，不但會向農民強行征收越來越多的捐稅，在部隊進駐或開拔時，更是會向當地索取軍費。

除此之外，拉夫派車，對地方的騷擾和劫掠更是家常便飯。

就算張麻子想要揭竿而起，最起碼也要等到1927年8月1日，南昌打響第一槍吧？

等到紅軍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陜北，那都是1935年的事情了。

所以說，張麻子即便是留在鵝城，在十幾年的時間中國，始終要面對軍閥的刺刀與饑荒的威脅，最終難免淪為新的"保護傘"。

這不是個人的墮落，而是制度的崩壞。

鵝城百姓的猶豫和麻木，折射出千年農耕文明積淀的生存哲學。他們不是不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口號，而是他們見過太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真實案例。

舊中國最可怕的不是某一個“黃四郎”的存在，而是當年全國遍地都是”黃世仁“、“黃文炳”、“黃天霸”。

當官府失去公信，當道義淪為遮羞布，百姓便只能在各種民間"保護傘"之下，尋求最小化損失。

如今再看《讓子彈飛》，我們應該有更加深刻與理性的思考。

真正的解放，從來不是打倒某個具體的反派，而是建立起一個讓黃四郎們無法再生的制度。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終結千年亂世，正在于用土地革命重塑經濟基礎，用組織建設筑牢基層政權，用人民的子弟兵去斬斷匪患的鏈條——這才是"打破歷史周期率"的治本之策。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

張麻子在鵝城的槍聲終將遠去，但是“讓子彈飛一會”的寓言卻在永遠警醒我們：沒有系統性的制度保障，任何革命都可能只是新一輪循環的開端。

唯有讓人民真正成為江山的主人，才能徹底走出"怕失去保護傘"的歷史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