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考打破“35歲門檻”，反就業(yè)歧視從政府做起

年齡放寬固然讓更多人能有機會進入體制，但進入之后，能不能適應、能不能晉升，才是真正的考驗。

撰文丨青柳

今天（10月15日）8時，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26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報名啟動，共計劃招錄3.81萬人。

本次招考最引人注目的，是國考首次打破了“35歲門檻”。《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26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公告》顯示，國考打破了“35歲上限”，要求報考者年齡為38周歲以下。

而對碩博應屆畢業(yè)生，年齡要求更寬松，放寬到43周歲以下。由此，報考者年齡上限從35歲，放寬到38歲；應屆碩士、博士，從40歲提高到43歲。

對此，社會普遍寄予了高度關注。畢竟，從難度和價值上說，國考被稱為國內考試天花板是不為過的。

連國考都不再強制要求“35歲以下”，相信是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對其他所有挑挑揀揀的用人單位發(fā)出一句拷問——“你怎么好意思還堅持35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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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公務員考試放寬年齡限制不是個例，各地都已經在嘗試突破。

比如根據此前上海市2025年度考試錄用執(zhí)法類公務員公告，報考條件為年齡在18周歲以上，38周歲以下；山東、新疆、貴州等地發(fā)布的事業(yè)單位招聘公告顯示，將部分崗位年齡要求放寬至45周歲以下；四川眉山和遂寧等地將招聘年齡限制放寬至本科38周歲及以下，研究生43周歲及以下。

這些放寬的幅度，和國考基本一致。這說明突破35歲限制，已經從地方探索凝聚成共識了。

仔細想想，為什么社會上形成了“35歲門檻”這樣的印象，相當程度就來自于考公考編的要求。此前在很多招考要求里，35歲就是被明確標記的，包括國考。

1994年6月，《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guī)定》發(fā)布，報考國家公務員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是“年齡為35歲以下”。2019年，中組部修訂《公務員錄用規(guī)定》，明確報考公務員的年齡要求為“18周歲以上、35周歲以下”。此后，這一標準被一些事業(yè)單位及企業(yè)在招聘時采用。

當然，這并不是說人們常說的職場“35歲危機”都是考公考編造成的，但“35歲以下”的硬性門檻在長期的信息傳播與招聘實踐中起到了“符號放大”的作用：它被不少用人單位拿來參照，當作簡化篩選的省事閾值。

“35歲門檻”當然也不僅限于求職，在晉升提拔時這同樣異化成了一種刻度。比如此外還有“35歲危機”的說法——在企業(yè)，35歲沒有升到管理層，就很有可能被優(yōu)化。

于是，制度性門檻與市場用工慣性相互強化，才塑造了大眾印象中的“35歲門檻”。

而要打破這個近乎魔咒一般的年齡，很多人都想到了，就是從公務員考試切入。

比如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蒙曼，全國人大代表、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林勇，都曾在全國“兩會”的場合公開建議取消公務員遴選的35歲門檻。

在巨大的呼聲之下，如今終于迎來了國考松動，可以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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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已經有不少人指出，這次年齡放寬的幅度，和漸進式延遲退休的節(jié)奏幾乎同步。

延遲退休的方案，是用15年時間，逐步將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60周歲延遲至63周歲，將女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50周歲、55周歲分別延遲至55周歲、58周歲。

可見，國考放寬是3歲，延遲退休也是3歲。

當然，這并不是說國考放寬年齡和延遲退休一定有什么緊密關聯(lián)，而是這在客觀上反映了一個現(xiàn)實——過于嚴苛的年齡限制，已經不太適合今天的人口形勢。

根據教育部發(fā)布的數據顯示，我國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4年。這個數字絕對值似乎不高，但這其實是個平均數，代表普遍的教育延長。

尤其是隨著大學和研究生的快速擴招，那些能夠應對海量的行測題、寫出高質量申論的高素質人才，很多人畢業(yè)的時候早已經不年輕了。

如今本科生畢業(yè)年齡普遍在22歲左右，碩士在25歲，博士在28歲。這當然是非常理想的情況，中間不存在任何復讀、二戰(zhàn)三戰(zhàn)之類的情況。

如果他們一畢業(yè)就瞄準公務員考試，似乎這個時間距離他們碰到上限，哪怕是此前的35歲和40歲上限，似乎都很遙遠。

但現(xiàn)實恐怕沒有這么簡單。很多人未必能一戰(zhàn)升學，很多人未必大學一畢業(yè)就考公考編，即便考公考編也未見得就能一次上岸。你如果在社交平臺一搜，就該知道悶頭學習、N戰(zhàn)考公的人有多少了。

那么把這么多意外因素考慮進去，事實上留給普通人的時間并不多。更何況不少崗位很多人本來也是不能報考的——那些崗位只要應屆生，在很多招考中還占大多數。

這對于很多“有志于考公”的廣大考生來說，這就更難了——報考的崗位有限，還有年齡限制。

既然教育程度、人口形勢已經達到了今天這個層次，那么有所放松也是理所應當的。

一位完成本碩博全程教育的青年，進入社會時往往已接近30歲。社會的整體教育延長必然導致職業(yè)起點后移，而原先固定不變的年齡上限，反而與現(xiàn)實脫節(jié)。

因此，這實質上也是對整體“成長節(jié)奏”的制度回應。過去的社會結構假定人們在二十出頭步入職場、三十歲成家立業(yè)、四十歲穩(wěn)定晉升，但如今，這一節(jié)奏已經徹底被改寫。高等教育的普及、就業(yè)競爭的加劇、職業(yè)路徑的多樣化，逐漸讓晚起步成為常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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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把考公考編視為“上岸”的今天，似乎已經無暇去談上岸之后怎么辦，普遍心態(tài)似乎是——“誰管那么多，先上岸再說”。

但還是不可避免要面對一個問題，如果壓著年齡上限進入了公務員隊伍，還有沒有職場上的優(yōu)勢？

比如也有人提出，一把年紀的“35+”，和00后一同考上，在干部年輕化的背景下，還有沒有未來晉升上的空間？

也有人提出，這些上了歲數的新晉公務員，他們過去的經驗、知識、技能，還能不能繼續(xù)發(fā)揮作用？

這些疑問其實很現(xiàn)實，也很有代表性。年齡放寬固然讓更多人能有機會進入體制，但進入之后，能不能適應、能不能晉升，才是真正的考驗。

這些問題應當考慮，畢竟公務員考試不只定位為就業(yè)蓄水池，更應該是選拔公共治理人才的重要渠道。

如果只關注入口的放寬，而忽視了入職后的培養(yǎng)與使用，也容易造成另一種結構性浪費。對于35歲以上的考生，進入體制只是起點，后續(xù)能否充分發(fā)揮他們在社會、行業(yè)中的經驗價值，才是政策能否真正發(fā)揮效用的關鍵。

從管理角度看，這意味著需要在崗位匹配、培訓規(guī)劃和晉升機制上作出調整。其實這也是讓年齡放寬的政策價值能夠最大化的關鍵，既讓那么多有志于考公的“中年人”還有一個進體制的機會，也能讓新晉的公務員隊伍結構更加多元、更貼近社會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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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值得多說一句，公務員考試作為一種風向標，當它寬松了，能不能起到一種示范，帶動年齡限制整體松綁？

相信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這種效果。至少在考公考編甚至是沒有編制的合同工招聘中，都有可能撈起一部分大齡考生，這個體量并不低。

比如今年某地燃氣有限公司的一紙錄用公示，就出現(xiàn)了一名41歲的北京大學本科生，以及一個39歲的藝術設計?？粕?。

雖然后來相關單位解釋北大本科生系“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學歷”，但這也許沒那么重要，原本“35歲”就會被直接刷掉的他們，依然找到了工作。

這應該會帶動更多用人單位重新審視“年齡門檻”的合理性，未來哪個用人單位再明晃晃地掛出“35歲要求”，人們批評起來至少有了一個大義名分。

但客觀上，就業(yè)中的種種不合理限制其實不少。除了年齡，還有性別、地域、第一學歷，甚至近些年都進化到了星座、血型、MBTI人格測試。這些千奇百怪的限制，之所以能夠出現(xiàn)，大概原因只有一個：

用人單位太有得挑了。

不同年齡、特征、能力的人，理論上在職場都應該有自己的生態(tài)位。但之所以還會被種種設卡，更大的原因恐怕還是蓄水量不夠，大魚容不下（大魚也可以是年紀大一點的魚）。

所以，緩解年齡限制也好，或是任何就業(yè)歧視也好，千回百轉最后錨定的方向只有一個——活躍經濟，做大市場，裝得下各種各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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