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宏 ：年輕人如何做學問

年輕人如何做學問文|楊天宏 作者授權發布

各位同仁，大家好。很高興能參加以年輕朋友為主的民國史學術聚會。

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在過去40多年取得很大成就，也經歷了諸多變化。回顧過去幾十年的中華民國史研究，不能不提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我的記憶，大概是在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之際，近代史所李新先生率領一批學者，開啟數十卷本《中華民國史》的寫作，順利完成并出版了民初若干卷，影響巨大。2000年代初，汪朝光教授擔任民國史研究室主任，繼續李新先生的未竟事業，經過10余年努力，在包括王奇生教授、金以林教授（當時我們叫他小金），以及近代史所之外眾多高校同仁（鄙人也參與其中一卷寫作）的共同努力下，于辛亥革命100周年及中華民國創建99周年之際，出版全套《中華民國史》。以此為標志，中國大陸的民國史研究登上前所未至的學術高地。

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

其間我曾擔任四川師大歷史學院院長，利用職務之便，與近代史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連續開辦了四次以10年為一個單元的民國史研究學術討論會，即1910年代的中國，1920年代的中國……。以后又陸續舉辦幾次民國史高峰論壇。這些學術活動，幫助活躍了民國史研究的學術風氣，聯絡了學界朋友，拓展了民國史研究的內涵。回顧往事，因為參與做了一些工作，頗感欣慰。

今天參加以青年朋友為主的民國史學術會，與過去的經歷比較，總的感覺是后生可畏且可敬。拿這次會議的主題“全球流變中的制度、技術與文化”與當年我們的研究比較，已發生明顯的研究領域與研究范式的轉移。新舊對比，不免產生“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的恐懼。即便如此，在我們這批“50后”學者最終退出學術舞臺之前，憑借40余年的經驗教訓，還是想向年輕朋友說幾句推心置腹的話。

其一、做學問要跟著興趣走，不要跟著潮流走。很多年輕人做學問總是喜歡看多數人在做什么，喜歡追時尚，趕時髦，以為符合陳寅恪所說的“預流”。陳先生說做學問要“預流”是對的。但也應知道，潮流總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而個人因天性形成的興趣愛好卻相對恒定。梁啟超告誡年輕學子做學問，要選擇“性之所近者為之”，就是指示他們，選擇學問方向要貼近自己的興趣愛好，要適合自己的天性，不能“逆天”。因為感興趣，學習研究才有持續的動力，才可望產生真正優秀的學術成果。而一味追時尚，趕潮流，在潮流時尚不斷變化的今天，你可能永遠也趕不上，趕不完。對一些非學術性質的“潮流”，尤其要敬而遠之。否則將會偏離正確的學術軌道，一旦潮流反轉，你所作的一切都會枉置。當然，做學問也不能不知道主流學界在做什么，怎么做，不能閉門造車，不能自說自話，但背離自己興趣愛好的時尚，不追隨也罷。真正有自信的學者，大多一門心思按照自己的追求和興趣去做，做大了做好了，做到普遍認可，做到堪稱經典的程度，就可以引領潮流，又何必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

其二、做學問不妨興趣愛好多一點，研究領域寬一點。歷史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可以交叉非常多的領域，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國際關系學、人類學、宗教學、語言學、甚至藝術學。要做好某一特定領域的研究，一定得注意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年輕人在記憶力以及分析能力強的時候，不妨嘗試拓展研究領域，要狡兔三窟，不能死守一個陣地，要“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樣可以增長知識信息，掌握不同的理論方法，從而像全息攝影一樣，攝取多方面的歷史信息并加以解讀。現在學界已意識到學科交叉的重要性，要交叉就得跨學科涉獵，這樣才能找到不同學科有價值的交叉點，才可能在本學科的研究中有所突破。當然，這在初始階段可能會遇到某些困難，甚至會延長學術成果的產出時間。但若認真學習了幾個不同但又相關的學科理論方法，你對歷史的認知就可能產生質的飛躍，達到佛教所謂“頓悟”的認識效果。對此我略有體會。過去四十多年，我先后涉獵晚清政治史、基督教在華傳播史、西南邊疆史、中國口岸開放史、北洋政治史、近代法律史、近代思想史、中國民意調查史等領域。雖然與學富五車的前輩和同輩學者相比，我常有自慚形穢的感覺。但和自己比，通過多學科的涉獵，我感覺在研究歷史人物、事件和制度變遷時，所能運用的解析手段明顯增多，研究效果也有所彰顯。所以建議年輕朋友趁年輕記憶力及理解力強，多開辟幾個學術戰場，拓展自己的知識領域。譬如挖掘水井，作業面寬，才可能挖得深。其中道理，不言可喻。

楊天宏教授部分學術著作

其三、做學問不能躺平，也躺不平。現代社會，各行各業人才輩出，競爭激烈。這是社會常態，如果你不能改變它，就只能去適應它。所謂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說的都是這個道理。蓋凡百事業，包括學術，若你真想把它做大做強，都必須有極大的付出。曾國藩能成為何貽焜心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俱不朽”的“完人”，成功秘訣就是一個字：“挺”，即他念念不忘的“挺經”。在與太平天國作戰時，曾國藩強調扎硬寨，打死仗，緊要關頭先把遺書留下。林彪打仗也敢拼命，我在文革中讀“林副主席”語錄，讀到“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時，感覺十分震撼。由此懂得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做學問也一樣，哪有那么舒適安逸就能成功的？國慶期間，我的外孫女去峨眉山，在寺院里抄錄佛教《心經》全文，回來后問我《心經》應如何理解，我說《心經》說的是對苦難的度越。佛教有所謂四諦、五戒、八正道，“四諦”首先就是“苦諦”，認為一切皆苦。如何超度？八正道中有“正念”，通俗理解就是端正觀念。如何端正法？《心經》講四大皆空，一切色相、一切功名利祿都是“空”，如果你能明白個中道理，能唯“心”是求，超然物外，就能渡劫，就不會覺得苦。其實不僅佛家如是說，我們這一代人接受的紅色教育也告誡要能吃苦耐勞，有所謂“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的說法。我不知道長征到底有多苦，但這種說法包含的心理暗示卻極具功效。蓋只要能“正念”，會思考，就不會覺得苦，甚至可以從苦中尋得樂趣。所以我希望年輕朋友做學問不要怕苦，要養成奮斗精神，要有學術追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假以時日，思想與學術素養自然富厚，自會產出有價值的學術成果。

當然，年輕人要搞好學術也需要良好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研究條件。對此，我在希望年輕人更多作精神追求的同時，也懇請學校及學院領導多多關心年輕人，給他們提供盡可能好的工作條件和待遇。領導多在這方面操心，年輕人才能真正潛心學術。

其四，做學問要有恒心和毅力。這個問題涉及恒產和恒心的關系。孟子說：“無恒產者無恒心。”對做學問來說，這句話或可反其意而用之，即“無恒心者無恒產”。學者要想有恒定且高質量的學術產出，必須有恒心，要把做學問當成畢生的志業，才可望獲得成功。不僅如此，做學問還要能抵抗外在的各種誘惑。《韓詩外傳》云：“出見裘馬之肥則好之，入聞夫子之言則又好之。兩心交戰，故瘠也。”對此，傅斯年評論說：“不能擇一職業，終身守之，以成終身之事業，能無瘠乎？”說明了持之以恒對成就學業的極端重要性。

最后，作為收官語，我想對民國史研究提一點建議。過去幾十年民國史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績，但相關研究大多集中在辛亥革命及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22年。對北洋歷史不僅相對忽略，而且存在認識偏見，視之為近代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其實北洋這一段是民國歷史的奠基時期，很多后來重要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甚至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政黨——國共兩黨，都在此時創建。不研究北洋，根本無法真正讀懂民國歷史。我近幾年全力以赴從事北洋歷史研究，正在做的課題包括《中國的民意調查與民意（1912-1949）》《中國國會會議史（1913-1924）》，即將出版的著作包括《北洋夕照：后袁世凱時期中國的政治與外交》，正在寫的論文包括《二次革命時期國民黨留京議員研究》《北洋時期國家機關的索薪運動》《民初國會圍繞孔教入憲立為“國教”的論戰》。這類課題研究，我認為非常有意義，值得更多的學者共同參與。

但目前學界有關北洋歷史的研究相對薄弱。我衷心希望年輕學者在研究民國史的時候，將目光前移，關注一下北洋這一時段，共同推進作為民國史重要組成部分的北洋歷史研究，以證“吾道不孤”。謝謝。

（本文系作者在

第五屆民國史青年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