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活得那么沉重嗎？

一些知識分子活得太沉重，總是思考很多社會問題，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有必要活得那么沉重嗎？

倘若按照現在年輕人的活法，知識分子就沒必要活得那么沉重，掙錢養活自己就可以了，沒什么丟人的，也沒必要非得給自己一定的負擔，尤其是精神上不非得背負什么使命感，也不非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就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有儒家修起治平的理想，似乎讀書就是為了修齊治平，為了替君王分憂，為了實現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但他們進入官場以后，就會改變初衷，和其他官員一起貪污腐敗，層層加稅，賣官鬻爵，卻并不會為人民辦實事。有一些知識分子脾氣耿直，要兩袖清風，一心為民，卻往往受到官場的排擠，或者說其他官員會彈劾他，要把他排除出官場，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貪污腐敗。但總是有官員想要為老百姓辦實事，想要改革弊政，即便粉身碎骨，也毫無怨言。他們可以算得上中國的脊梁，可以為民請命，可以對抗整個貪污腐敗集團。而大部分官員都是貪污腐敗分子，卻沒有清官那樣志向高遠。清官要為民做主，要為老百姓辦實事，但他們活得比較沉重，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總是想要為朝廷分憂，為百姓做事，卻偏偏左右掣肘，甚至郁郁不得志，無法施展自己的產能。古代官場本身就是像醬缸一樣的東西，無論多么清白的人，進入官場，都會被染成大醬的顏色，黑得看不清模樣。

可是偏偏有脾氣耿直的知識分子，考中了之后做官，在官僚體系內施展才能，不管是王叔文的改革，還是王安石變法，都失敗了，而初衷卻是好的，只是執行方面出了問題，而且受到了官僚體系保守派的攻擊，最終歸于失敗。他們都想改革弊政，都想振興國家經濟，也都想讓人民獲得福利，卻沒有實現政治抱負，而且活得非常沉重。難道他們就不能輕松一些嗎？或許不能。就像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到的那：“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在官場的知識分子總是進退失據，總是擔憂國家前途和命運，總是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捆綁在一起，還會擔心老百姓的生活狀況。他們內心是沉重的，總是有著拯民濟世的理想，要實現自己的抱負，連同詩仙李白都有這樣的理想。李白被人舉薦，進入官場之后，不到兩年就被排擠出官場，而他所謂的“功成身退”也成了夢幻泡影，功未成，身也未退。屈原把自己的命運和楚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當他聽說楚國被攻破之后，就自沉汨羅江，實現了以身殉國的理想。南宋軍臣帶著十萬兵將跑到了海上，被元軍圍困，大臣陸秀夫情急之下，背著小皇帝投海自盡，也算是以身殉國。

歷史上以身殉國的知識分子不在少數，以身殉國的官員也不在少數，而到了現在，很多知識分子似乎看開了，不那么沉痛了，也不再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并不是說他們不關心社會發展了，而是社會層面有了太多的資本運作，把人們身邊所有的事物都作價出售，以至于很多人都認為花錢就可以買到很多商品和服務，沒必要再搞什么意識形態方面的提升，也沒必要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完全捆綁在一起。越是這樣，知識分子越要進行純理性方面的思考，進行精神層面的建設，卻往往忽略了家國情懷。老舍曾經在《茶館》中借助某個人物角色的口說出：“我愛國，可國愛我嗎？”舊社會文人一般都有一些家國情懷，知道什么層面的事情是大事，也知道自己思考的層面究竟有什么意義。他們往往會思考大層面的事情，會具有博大的胸懷，甚至有著先憂后樂的思想，有可能成為精神的殉難者，成為吹哨人，卻并不一定被權貴理解，也不一定受到推崇。他們會思考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思考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思考環境污染問題，思考婦女解放的問題，思考共產主義如何實現的問題，思考人的劣根性問題等等。他們的思想是恢弘的，層面非常大，涉及的領域非常多，讀書也很多，可以說博學多才。可是他們并不一定受待見，尤其不受權力系統的待見。他們有可能游離于權力系統之外，保持獨立思考的精神，而依附于權力系統的知識分子，大多成了御用文人，不但沒有獨立的精神，而且很容易被權力系統限制，被資本收買，當然也就乏善可陳了。

獨立于權力系統之外的知識分子，一般會保持獨立思考的態勢，會有一定的使命感，有憂患精神，總是擔憂社會發展中出現了各種問題，但很多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卻可以長期存在，也沒有對社會發展形成太大的影響，以至于他們這種思考被人稱為杞人憂天。他們活得比較沉重，就像一些時評家，經常評論社會壞現象，卻始終高興不起來。知識分子知識多，思考的層面多，當然會比較深刻，甚至進入純理性批判的境界，而不會搞感性的生存。譬如過年，很多人都高高興興的，而知識分子看到的卻是送禮的弊端，是權力尋租現象，是人們借口過年胡吃海塞的現象，是游手好閑的現象等等。當他們開始用思想的鋒芒解剖社會的時候，就會發現社會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美好，也不是人們看到的那樣美好，而是表面繁華與和諧，而內在卻充滿了骯臟的交易，甚至權錢交易無時無刻不在進行，連人命和女人都可以買賣，就更別提其他的東西了。他們無法從沉重的狀態中走出來，就像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說的那樣：“中國覺醒的人，須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扛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孩子）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父親們都要有憂患意識，要替孩子擋住封建禮教的侵襲，要戰勝惡勢力，讓孩子獲得好的教育，起碼讓孩子知道光明的道路在哪里。可是現在很多父親和孩子都在玩手機，都受到互聯網文化的影響，雖然知道的事情多了，但大多好吃懶做，會吃會玩，會花錢會享受，就是不喜歡努力奮斗，而人生觀和價值觀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他們有可能會笑話那些有使命感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活得太沉重，而他們自己卻很瀟灑。其實不是那么回事，知識分子就應該有強烈的使命感，應該有憂患意識，應該看到社會的矛盾和弊端，也應該做社會的良心，而不能太過于瀟灑，更不能做御用文人，不然就白瞎了學到的那些知識和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