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后四十回到底是不是曹雪芹寫的？這可能是紅學界最大的懸案

作者：小季

在《紅樓夢》的一百二十回本面前，很多代讀者通常不會想得太多：書既然完整，自然出自一人。

然而，真正的紅學研究并不是從“接受”開始，而是從“懷疑”開始。

我們現在都知道，是胡適最早提出“后四十回為續作”，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過他是怎么推出來的。

胡適最早的懷疑，是出于對程偉元的不信任。

程本序言，稱后四十回是多年從藏書家及鼓擔（貨郎擔）偶然購得殘稿拼接而成；胡適覺得“世間豈有如此巧事？”認為此說是為掩蓋高鶚續作而虛構的托詞。

他于是開始追查。

最早發現的是一個很小的記錄：清代詩人張問陶《贈高蘭墅同年》詩注：“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后，俱蘭墅所補。”。

高蘭墅就是高鶚。詩名題贈“同年”，自然是同科，這是很鐵的關系，按說是絕不至于出錯的，但茲事體大，胡適還是去查了，確認兩人系乾隆五十三年同科舉人，屬直接社交圈。

那這個事實應該是靠譜了。

但爭議還是有的，就是對這個“補”字的定義。

胡適傾向于“續作”，而也有不少人覺得是“修補”

于是，他又找到袁枚的記載。

在《隨園詩話·補遺》中，袁枚寫道：“（曹寅）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

此話其實也算不上鐵證，因為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還是兒子，在這里也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指向。

但有一個重要價值：袁枚并未說“寫完”，他只是說“撰”。這是清代文士對“未竣之稿”的常用說法。

把這句話與張問陶的那句“八十回以后俱所補”放在一起，就形成了證據鏈——有人承認曹雪芹寫此書，有人承認后八十回之后有人補寫，而兩人都在清代生活，時間上也接近。

更關鍵的材料來自于敦誠與敦敏。

這兩位宗室文人曾與曹雪芹有交往。敦誠有詩贈曹雪芹：“共話中州舊家事，真成淚點濕羅巾。”敦敏亦有句：“兒時舊雨今如夢，文字飄零似斷蓬。”

胡適與俞平伯都引用過這些詩，因為詩中出現的“淚”“舊雨”“飄零”等關鍵詞，意味著曹雪芹在晚年雖然生活困頓，仍與文友談論往事。這意味著他生命后期仍在寫作，但沒有留下“完稿”的跡象。如果他已經寫到大團圓，不會在同輩文人之間傳出如此清冷的感嘆。

胡適的方式是“搜集旁證”，俞平伯的方式則更直接——進入文本本身。

他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當成兩個文稿，逐條對比人物行為軌跡。

比如寶玉：在前八十回，“功名”一詞在他嘴里等于侮辱，而在八十二回以后，他變得“勤看書，日以課文”，甚至在八十五回中“夢中見父，心折而悟”。

俞平伯認為，這不是人物成長，而是人物換了一個寫作者。

另一個關鍵對比，是脂硯齋批語的伏線失效。

脂批在前八十回中反復提到“寶玉一生當有一番大劫”“懸崖撒手處，自見分曉”——這類批語像是提示未來將有徹底的斷裂。但到了后四十回，寶玉“出家”竟是披著大紅猩猩氈斗篷，在一片鑼鼓聲中離開賈府，俞平伯稱之為“富貴和尚”。一個“劫”，被續作者寫成“儀式”。

俞平伯并沒有立刻喊“偽作”，他更謹慎。他在《紅樓夢辨》中說：“后半書雖有數處可觀，然神氣盡變。”他用的是“神氣”二字。這是文學批評中極少使用的詞，它不是說文采下降，而是說精神結構斷裂。

兩人方法完全不同：一個用資料拼圖，一個用文本解剖，但他們最終走向同一個判斷方向：后四十回與前八十回不具備同一創作動機。

這并不是要否定后四十回的價值，更不是為了“找真兇”。胡適和俞平伯都沒有說“后四十回應當剔除”，他們只是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能否分清，“曹雪芹寫了什么”，以及“后人補充了什么”？

他們沒有把“懷疑”停在“風格不同”這種感性判斷上，而是反復驗證：“這句是誰說的？”“這句最早在哪里出現？”“這個人物的行為是否與前文相合？”

這就是他們最大的貢獻，不在結論是否確定，而在于方法——文學不是憑“感覺”研究出來的，而是可以像歷史一樣被逐步證實與排除。

到現在，關于“后四十回”的問題的爭論其實仍未停止。但胡適開創的研究方法被延續了下來：紅學家們不再拍腦袋，而是始終堅持用每一條史料、每一句原文，去構建一個能經得起反問的判斷。

在我看來，這種方法本身，就是最可靠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