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國務院副秘書長李灝踏上了深圳這片熱土。按照中央安排,他出任廣東省副省長、深圳市長。此時的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已走過五個年頭,以“深圳速度”享譽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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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把這個經濟奇跡抓下去,李灝的心里是非常忐忑的,畢竟這里是特區,特區特在哪里,到底應該怎么抓……他心里一直在打鼓。
雖然此前他曾陪同谷牧同志到西歐五國考察,報告他也是起草者之一。而且,在國務院期間,他也有幾次陪同中央首長到廣東考察改革開放工作,但只是面上看,真要是自己具體去抓了,還真不知道從何抓起。
而更大的壓力來自于中央首長談話。按理說,他這個級別到地方任職,很多中央領導是不需要談話的,但恰恰他要到深圳。因此,李先念等人都對他進行了工作上的叮囑,這讓他倍感榮幸的同時,更感受到了首長對自己的責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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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到深圳是給了自己展示的舞臺,畢竟這里萬眾矚目,在光環之下。可他到了深圳以后,卻發現了一個表面繁榮之下的大問題:此時,深圳有著高達7億多元的政府外債,而當時全市一年的財政收入才4億多。難怪海外媒體毫不留情地指出:“深圳是靠國家‘輸血’過日子。”
實際上,這一年的深圳正處于發展的十字路口上。表面上,特區建設取得了驚人成就,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9.02億元,1981年至1985年間,其國內生產總值和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高達50.3%和91.3%。
但在這高速增長的背后,卻隱藏著深重的危機。從經濟特區建立到1985年底,深圳累計完成基建投資高達64.3億元,其中銀行貸款達19.3億元。這些貸款大部分將于1986年、1987年兩年還清本息,政府的還款壓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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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圳的基建投資占財政收入比重逐年攀升,從1979年的33%一路飆升至1985年的54%。可從1984年下半年起,國家針對經濟過熱現象采取調整銀行信貸、緊縮銀根的政策。這個政策一出,深圳便首當其沖受影響。
1985年,深圳基建投資完成27.6億元,其中85%來自銀行貸款,遠遠超出了深圳銀行的承受能力。面對如此困境,李灝上任后便開始調研,兩個月后便在會議上提出:現在必須進行一場“壯士斷臂”式的大調整了。
否則,黨中央和廣東省委的指示要求,就根本落不了地,就無法實現“壓基建、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建立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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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調整,將特區內的基建規模壓縮了一半,18層以上的高樓停建了60多棟,基建施工隊伍裁撤近10萬人。1400多家建筑公司被迫關門,2800家公司陷入困境,這場面,用當時流行的話說就是“壯士斷臂,血淋淋的”。
一時間,所有的壓力都向李灝撲來,那段時間他整晚睡不著覺。可他深知,深圳的改革不是一開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計劃,而是在改革實踐中“被逼出來的”。改革需要有壯士斷臂、背水一戰的勇氣和魄力,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更好的發展。
為此,他還專門立下規矩:政府不許搞赤字財政,不許借債經營,不許為企業擔保……這一系列的措施實施以后,從根本上扭轉了特區財政的不良狀況,慢慢走上了健康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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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25日,國務院在深圳召開第二次全國特區工作會議,國務委員谷牧主持會議并做重要講話,充分肯定了深圳建設成就,并就深圳進行斷臂式調整,防范發展危機給予了充分肯定,李灝初到深圳的這一仗打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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