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子越：一場自我救贖——影片《remember》淺析

當一個人沒有了記憶后，仇恨還在不在？近些年有關反映二戰的影片層出不窮，大多以一種客觀冷靜，多元視角的方式來詮釋這段歷史。阿托姆·伊戈揚指導的影片《remember》，更是用懸疑片的形式來反思二戰結束后至今對親歷者的影響。從以往的作品《人質》，《倒帶》來看，伊戈揚擅長用一種從A到B的簡單敘事手法來展現人物復雜的內心，細節的刻畫將懸疑的緊湊感拿捏的恰如其分。人物的設定有時候顯得荒誕甚至有一些詼諧和不正經，后來以這個人物為核心的故事嫁接了“在路上”的主題，所有細微的線索構建的懸疑框架，為最后反轉的爆發點不斷積累。

年逾古稀的zev從房間醒來，被奧茲海默癥折磨的他口中不斷呼喊著妻子的名字。記憶逐漸清晰，最后的牽掛妻子不久前已經去世。在好友的幫助下，zev開始尋找當年殺害他親人的奧斯維辛納粹守衛，他化名為Rudy Kurlander。據情報當年一批納粹偽裝成集中營難民而來到美國隱姓埋名。在生命即將走上終點的時刻，zev即使忘記自己的名字，也無法忘記曾經在奧斯維辛的噩夢歲月。

顫顫巍巍的復仇之路開始，根據好友的安排，依照清單計劃行動著。兒女們不斷的尋找失蹤的父親，也被好友的安排巧妙躲過。復仇的對象只有一個，被懷疑的四個人依次被找到。曾經跟隨隆美爾在非洲征戰的士兵，同樣被納粹迫害的幸存者，以及時至今日依然信奉納粹的警察。不斷的消耗著zev余下不多的時間。最后，得知Rudy Kurlander的地址，zev來到他的家中，彈奏起鋼琴。Rudy Kurlander隨之而出，在當著他子女面前的質問，Rudy Kurlander說出：zev才是當年的Otto Wallisch并化名Rudy Kurlander，他們兩個都是當年為了逃脫戰爭的審判而盜取幸存者身份來到美國。最終zev開槍自殺，口中低聲喃語：我記得。而此時他的好友看著電視中的新聞，對身邊的人講述他當年在奧斯維辛的悲慘厄運。

也許經歷過奧斯維辛的人，讓他徹底忘掉煉獄般的折磨，這要求本身甚至比當年的經歷還要殘忍。某種程度上說，記住曾經的苦難，看著對自己施暴的人得到懲處，是他們活下去的動力之一。而不擇手段的復仇，是他們面對曾經倒下的伙伴的唯一的誓言。

影片中的復仇之路顯得異常艱辛，面對著走路顫抖，拿槍不穩的殺手，有一種異樣的心酸。鏡頭語言的組接，令人深思。zev與孩子在火車上，和槍店老板，以及安檢人員。也許每個人都曾經愿意或者想幫助他，但都無法走入他的世界。電影消解戰爭殘酷的痕跡，卻又愈加渲染這種氛圍。

在面對滿腦子納粹思想的警察時。他的憤怒爆升到極點，甚至開槍打死了他。那滿屋子的納粹物件，包括懸掛的黨旗、舊日的軍服，猶如齊發的萬箭，深深扎進Zev那混沌不堪的身軀與靈魂，刺痛不已。當一個人說了太久的謊言，連自己也會信以為真的吧。

優秀的懸疑片，不是用荒誕離奇的事物堆砌成飄離現實的故事。阿托姆·伊戈揚的故事不難懂，簡單到純粹便是極致，純粹到極致就是反思。正如東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獻身》，盡管你一開始就知道結局，卻看到結尾也不能理解開頭。zev最后身份的反轉在懸疑片發燒友看來，并不突兀。略帶德語的英文口音，開槍殺人的果斷，以及彈奏的鋼琴曲多條線索指示著zev的真實身份。恨不起來，觀影者更多的時候不愿把戰爭的罪惡和遺留的問題清算到老人的身上，承受不住，奧茲海默癥的設定讓人物在遺忘和記住間迷惑，在真相和幻滅中備受煎熬，這份遲到半個多世紀的復仇，在生命的盡頭最終來臨。

如果說這部電影的敘事是簡單的，那么音樂便是自始至終都令影片的內涵壓迫每個人的內心。電影中環環相扣的節奏正是因為配樂而顯得嚴絲合縫。Zev所彈奏偉大的鋼琴詩人門德爾松的音樂，在我們看來是如此的美妙，卻在身處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人聽來更像是死亡的交響曲。以至于在同伙家中彈奏時，同伙順著琴聲而驚愕的看著zev，腦海中的記憶瞬間被打開。音樂在細節處的運用，在懸疑片的構架中增添了幾分歷史的沉重感。

同時，影片中暗示也十分明顯。在火車上，與孩子交談時，小孩告訴他zev的意思是狼，為復仇者的外衣下增添幾分神奇色彩。浴室的噴頭下，zev的迷離和恍惚暗示著在戰爭后期，德國納粹為了消除惡行，而進行的慘無人道的毒氣實驗。在最后同伴的家中，富麗堂皇的房間，以及幸福的家庭，是對逃避戰爭懲罰的納粹的強烈諷刺。

我們一直在探討戰爭的正義與否，忽視了那些曾經受過傷害，或者曾經傷害他人的人。原諒亦或是復仇，都是戰爭所遺留的，我們無法逃避的問題。至今距離二戰已經過去大半個世紀，也許那些親歷者已然逝去，但留下的卻是值得我們用一個世紀來進行深思的問題。

曾經有人提出過一個問題：如果一個罪犯殺了數百人，最終懺悔，你會原諒他嗎？如果這數百位受害者中有你的親人，你該如何抉擇？復仇不是一條路，而是一座森林，就像在森林里容易迷路，忘記自己從哪兒進來的，甚至忘記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