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臺灣已是白色恐怖的漩渦,卻在危險來臨前火速送家人離境,自己留在最險處;明明再撐一陣或許就能團聚,卻最終倒在刑場——陳寶倉將軍1950年的這個選擇,藏著革命者最沉重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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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中旬,臺灣街頭的特務越來越多,陳寶倉看著報紙上“破獲匪諜案”的新聞,夜里跟妻子師文通說:“這邊要出事,你帶著孩子去香港,我處理完手頭的事就來匯合。”師文通舍不得,問能不能一起走,他搖頭:“臺南岸防炮位的坐標還沒整理完,走了這些情報就送不出去了。”他知道正規渠道容易被盤查,特意找了香港老友、英商怡和洋行經理顧伯誠幫忙,托對方弄“商業考察團家屬隨行”的名額——這種身份能避開特務的重點檢查,走基隆港的客輪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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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一天,陳寶倉把家里的金條分成兩份,一份塞給師文通:“到了香港先找個安靜的地方住,別跟人提我的名字。”又把兒子最喜歡的玩具車塞進孩子的行李箱,摸著孩子的頭說:“爸爸很快就來陪你玩。”1950年1月12日清晨,師文通帶著孩子登船時,陳寶倉沒去碼頭——他怕自己的出現引來特務注意,只在遠處的巷子口看著客輪駛離,轉身就回了國防部辦公室,桌上還堆著沒整理完的海防情報。從他12月中旬做決定,到家人撤離,前后才1個月,他心里清楚,多耽誤一天,家人就多一分危險。
送走家人后,陳寶倉和吳石的接頭更小心了。原本每月在臺北中山堂旁的茶館見兩次,后來每次見面,他都要換兩件衣服,繞兩條街確認沒被跟蹤。2月中旬,他發現家門口總有陌生男人徘徊,去辦公室時,身后也像跟著影子,他知道自己被盯上了。吳石那時也察覺危險,勸他:“先撤去香港,情報的事我來想辦法。”可陳寶倉蹲在茶館角落,小聲說:“最后一份炮位坐標還沒核對完,現在走,之前的努力就白廢了。”他沒說的是,自己走了,吳石身邊就少了個能接觸核心機密的人,這份責任他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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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1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徹底叛變;3月3日,《中央日報》頭版就登了“破獲匪諜案”的消息,吳石當天就被抓了。3月4日,陳寶倉冒險去吳石家查看,剛到巷口就看見特務守著,他趕緊繞路離開,回去后連夜把沒送出去的情報燒了,灰燼埋進花盆。吳石的老部下勸他:“現在走還來得及,漁船我幫你聯系。”可他說:“得確認接收情報的人安全,不然我走得不安心。”
3月29日早上9點,陳寶倉正準備去國防部上班,剛出家門就被特務圍住。他沒反抗,只跟鄰居說:“麻煩幫我跟家人帶句話,我一切都好。”特務后來在他的辦公室里,搜出了2月4日他簽署的《臺灣海防部署概要》,末尾“倉”字的簽名成了鐵證。審訊時,特務問他為什么不跟家人一起走,他只說:“我做的事,得有始有終。”
1950年6月10日,陳寶倉和吳石、朱楓等人一起被押赴馬場町刑場。臨刑前,他朝著香港的方向望了望——那里有他1月送走的妻兒,距離分別才5個月,距離他計劃的“匯合”,也只剩2個半月。8月,師文通在香港收到臺北親友捎來的消息,知道他已經犧牲,當場哭暈過去;1953年,大陸官方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輾轉送到她手里,證書上“陳寶倉同志為革命事業犧牲”的字,她摸了一遍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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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陳寶倉的骨灰被運回大陸,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師文通抱著骨灰盒,輕聲說:“你看,我們回家了,孩子們都還記得你說的話。”沒人知道陳寶倉送家人走時,是不是預感到自己回不去;但所有人都清楚,他留下的2個半月,是為了心中的信仰,把生的機會全給了家人,把死的風險扛在了自己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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