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遲普職分流，讓孩子們喘口氣吧！

在今天這個人口形勢、教育層次、發展階段，指望大量年輕人放棄城市化帶來的“文化資本”，重回工廠環境，是否還現實？

撰文丨青柳

日前，針對備受關注的普職分流問題，多地作出了回應，政策開始進行微調。

比如陜西省渭南市教育局表示，當地不斷擴大普通高中招生規模，2025年中考普通高中招生占比達77%，并在當地4所學校設立綜合高中班；

浙江省舟山市則嵊泗縣，則讓所有初三畢業生均升入嵊泗中學完成高一年級的普高課程學習，待高二年級起根據學生學業表現和自身發展意愿再實施普職分類培養；

而福建省廈門市則在該省率先啟動普職融通試點，建立普通高中與中職學校融通通道，2021年至今，普職融通班學生轉入普通高中349人，普通高中學生轉入中職學校12人，等等。

這些政策，雖說名目都是“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融合發展”，但內核很清晰，就是擴大普通高中招生，減少分流強度。而這，也被視為緩解焦慮的一個辦法。

按道理，普職之間只是教育路徑的區別，無高低之分，何以在現實中，這種分流卻讓眾多家庭如臨大敵，以至于頻頻出現從決策面到民間的種種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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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普職分流，是指在初中后和高中后兩個階段對學生進行分流，分別進入普通教育或職業教育路徑。

客觀來說，這很正常。不是所有的學生都適合坐在那苦讀，有些學生就喜歡動手，人的才能本來也是正態分布的。那么讓部分學生進入職業院校，這看似很合理。

而問題的關鍵，則在于近些年普職分流的比例被相對固定。相關部門曾經表態，堅持職普比大體相當。而這在民間解讀里，其實是五五開，一半上普通高中，一半去職業教育。

按照這個分法，故事就變了。無論擅長、喜好、意愿如何，有一半的學生都要去讀職業院校了。而這才是焦慮的根源，有那么多孩子被動地要成為“技校生”。

這并不是對技校生有什么刻板印象，而是現實就是，目前很難讓家長和學生信服，普通高中和職業教育，“他們都有（一樣）光明的前途”。

雖說近些年《職業教育法》大修，職業教育地位被提高到相當的高度，但落差是客觀上存在的。比如很簡單一點，很多職業教育學生，都無法參加高考。

當然，職教其實也有“職教高考”，但很顯然這和民間認知的高考不一樣。比如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2020年全國中職畢業生抽樣調查顯示，近1.7萬份樣本中，約65%的中職生升入了高等院校，其中約10%升入本科院校。

且不說很多學生沒有參考，即便考上，大部分也是大專，只有少數比例能上本科。

不念本科有什么后果？一個很簡單的參照系是，現在年輕人最愛的考公考編，基本掃一眼，最起碼都是本科起步。

而各種城市的所謂落戶政策，本科也基本是標配。

也就是說不能上普通高中，就很難上本科，就很難考公，甚至很難在大城市落戶。

在今天這個就業大背景下，孩子要真有一半概率這樣，你要是家長，你焦不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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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邏輯上來講，其實職業教育確實也很重要。

制造業的發展，其實離不開專業技能人才。就像現在大熱的新能源產業，無論資本故事說得多么天花亂墜，歸根結底需要有工人進廠，把螺絲擰上去。

而這方面人才確實也缺口嚴重。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和工信部聯合印發《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就指出，至2025年，中國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需求缺口將接近3000萬人，缺口率達48.2%。

但是這種缺口其實是人們有意回避的結果。2022年上海市總工會職工調查數據顯示，25歲以下的職場新人中，僅有20.41%的人表示愿意做工人。在不愿意當工人的原因中，13.46%的人認為社會地位有待提高。

可見，年輕人壓根不愿意當工人。至于原因，很多年輕人認為是“社會地位”。其實社會地位并不抽象，就像上面提到的，考研考公考編的限制，就足夠明確了——成為“官家人”都不行，這在傳統語境已經足夠低人一等了。

此外，像是工作環境苦、時間不自由，也是重要原因。就像前幾年熱議的“年輕人寧愿送外賣不愿進廠”，就是這個道理，年輕人寧愿用風吹日曬，去換一個等單、坐電梯的間隙可以刷短視頻的自由。

這也是為什么放寬普職分流的呼聲如此之高的原因所在。年輕人并不愿意進廠，自然也不愿意去讀職校。

“一刀切”式的分流，只會加劇學習內卷，將原本的高考壓力提前，在孩子十四五歲的年紀，就要去為了近乎后半生的前程做出一個選擇——當然更多是被動選擇。

有意思的是，在普職分流的大背景下，相當多的意見其實來源于“體制內”。

比如前面提到的陜西渭南的案例，源起就是九三學社渭南市委員會提出的《關于推遲初中分流緩解學生過早分流壓力的提案》。

此外，在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眾議就提出，在中考階段就進行“普職分流”為時過早；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新紀元教育集團董事長陳偉志也建議“分軌不分流”，要搭建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融通發展的“立交橋”，打造職業教育在成才就業方面的獨特“含金量”，等等。

這種現象是很罕見的，這意味著一項政策在落地的過程中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在執行層面已經產生了多元意見。普職分流對社會層面的沖擊，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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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2022年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施行時，就已經放松了普職分流的比例要求，相關表述被修改為，“國家優化教育結構，科學配置教育資源，在義務教育后的不同階段因地制宜、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

在這里，沒有強調分流必須是高中階段，“因地制宜”的說法也留足了彈性。但幾年過去，這種焦慮依然存在。這說明，哪怕不是5:5，只要一定比例存在，依然足夠令家長頭疼。

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上來說可能只有一個辦法，大幅度提高產業工人的待遇。這包括工資收入，也包括抽象的“社會地位”。

其實如果產業工人真的“香”，那么什么不自由、工作條件不佳，都不是問題。想想前幾年一些大型煙草國企招聘，崗位是“一線生產操作崗位”，結果應聘者既有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吉林大學、湖南大學等名校畢業生，更有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等海外名校碩士研究生。

在這個時候，什么不自由、工作苦，不存在的。只要能和編制沾邊，孔乙己的長衫說脫就脫。

但問題是，大規模提高收入和地位的解決方案，有沒有可能推廣？恐怕很難。

先看收入。

曾有媒體報道，2020年中國擁有世界500強制造業企業61個，排名世界第一，但是平均利潤率僅為2.0%，美國制造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達到8.3%，英國、瑞士的平均利潤率甚至高達12.3%、11.7%。

而這還是制造業頭部企業，至于制造業基本面的蕓蕓企業，利潤率只怕還達不到這個層次。所以，所謂的產業工人“不體面”，并不是所謂的傳統觀念，而是現實折射。這一行業，目前恐怕很難給出非常體面的收入福利。

另一個則是提高所謂的“社會地位”了。這恐怕也不容易，曾有媒體報道，中國制造業500強中民營企業占比超七成。那么，像前面提到煙草國企這種，終究只是少數。

而要考公考編向廣大職業教育畢業生開放，這一政策轉變的可能性，目前幾乎不可預期。

所以，一提到職業教育，家長就開始皺緊眉頭、壓力陡增，根本原因也在這里。無論如何宣傳，這種社會水位沒有改變，工人這個行業并不吃香。

這也不是一跺腳稱“大力發展制造業”就可以解決的。缺乏利潤率更高的技術和產品，缺少正常市場淘汰篩選機制，制造業打破瓶頸并不容易。

而更大的問題是：在今天這個人口形勢、教育層次、發展階段，指望大量年輕人放棄城市化帶來的“文化資本”，重回工廠環境，是否還現實？

所謂“文化資本”，即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頭腦中的知識和技能，綜合文化氣質等等。今天的年輕人，他們已經生活在相當現代的環境。

無論出身如何，他們的成長就是做題，娛樂是游戲和短視頻，早已習慣了一個高度消費化的語境。這一切都和紀律分明、人身固化的工廠是相反的。讓他們重新回到那種按鈴上下班的生活，更像一種時代錯位。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像上面提到的，巨幅改善產業工人的處境，用無可爭議的待遇去彌補工作環境的落差，留足充足的職業發展渠道。這容不容易做到且另說，至少要展現相當的決心和誠意。

如果只是簡單地舞動指揮棒、對年輕人說“你進廠吧”，那么也許就不是“分流”，更像“分層”，給家庭制造巨大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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