蘄春教職工十年維權路：處分存疑引爭議，四審后申請再審盼公正

在湖北省蘄春縣，深耕教育系統 35 年的職工王師傅，已為維護自身權益奔波十年。這位持有社保繳費記錄、學校蓋章證明等材料的老電工，臨近退休時遭遇停薪斷保，歷經縣法院一審、中院發回重審、終審及省高院再審四場司法程序后，補發工資、辦理退休等核心訴求仍未達成。而這一切的起點，是一份 “遲到 7 年” 的開除處分。這份處分在程序與證據方面存疑，也讓基層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再度引發關注。

35 年工齡遭遇臨退變數：“遲到文件” 成關鍵爭議點

1980 年，王師傅依規 “頂職” 進入蘄春縣教育系統，1985 年起在原彭思鎮中心學校（現蘄春縣第三實驗中學前身）擔任電工，一干就是近 30 年。當地社保檔案顯示，1985 年至 2014 年，涉事學校一直按正式職工標準為其繳納養老、醫療保險，公積金無斷繳記錄；2020 年，學校還出具過加蓋公章的證明，確認他 “1986-2014 年持續在崗”。

轉折發生在 2015 年。當時 58 歲的王師傅距離法定退休僅剩 24 個月，卻突然發現工資停發、社保斷繳。“找學校，被告知需聽教育局安排；找教育局，僅得到‘經費調整’的口頭說明，未收到書面通知。” 王師傅回憶，直到 2023 年他申請勞動仲裁時，才首次見到蘄春縣教育局提供的 “關鍵依據”—— 一份 2000 年由原蘄春縣教育委員會作出的 “開除工作籍” 處分決定。該決定稱，王師傅 1993 年存在違規行為，2000 年已被開除。庭審中，學校方面辯稱 2001 年后王師傅屬于 “學校返聘”，2015 年停薪是因 “返聘終止”。

王師傅對此表示全然不知情：“若 2000 年已被開除，學校為何還繼續為我繳納 14 年社保和公積金？工資也一直按正式職工標準發放，這不符合常理。” 學校歷任領導、同事此前也未提及過這份處分，這份 “遲到 23 年才公開” 的文件，成為否定他 35 年工齡的爭議依據。

（附：公積金記錄 圖一 （王師傅提供））

處分存爭議：時效、程序待核查，關聯情況引討論

從法律層面來看，這份 2000 年的處分決定存在諸多待核實之處。依據《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規定》，處分決定需在立案后 6 個月內作出，最長不得超過 12 個月。而王師傅被指的 “違規行為” 發生在 1993 年，處分卻遲至 2000 年才作出，間隔長達 7 年，超出了法定時效；更關鍵的是，該決定未按規定書面送達王師傅本人，也缺乏作出前聽取當事人申辯、集體討論、報人事部門備案的相關記錄，程序合規性存疑。

證據鏈的一致性也有待確認。蘄春縣教育局未能提供 1993 年 “違規行為” 的原始佐證，僅提交了四位證人的證言。據悉，證人均與教育局存在行政隸屬關系，且部分證言提及 “2006 年處理相關問題”，與 2000 年處分的時間線存在沖突。隨著案件細節的披露，有信息顯示，在這份處分作出前后，時任原蘄春縣教育局局長的親屬，通過相關程序進入當地教育系統，崗位與王師傅所在的后勤技術崗較為接近。

一位不愿具名的當地教育系統退休人員表示：“老職工臨近退休被‘除名’，而領導親屬恰好在此期間入職同類型崗位，這樣的時間重合引發了一些討論，但因缺乏直接證據，相關疑問未能得到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王師傅的經歷并非個例。近年來，多地曾出現類似 “臨退休職工被除名” 的糾紛。此類糾紛中，勞動者因臨近退休、信息獲取渠道有限等因素，往往處于相對弱勢地位，權益保障面臨挑戰。

（附：臨時工待遇證明 圖二 （王師傅提供））

四審歷程遇困境：證據認定有分歧，勞動者舉證壓力大

自 2023 年啟動司法程序以來，王師傅的維權之路歷經四次關鍵審判，仍未實現核心訴求。

2023 年，蘄春縣法院一審判決確認了王師傅的三段勞動關系：1980-1985 年與蘄春縣第三高級中學、1985-2000 年與原彭思鎮中心學校、2001-2014 年與原彭思鎮中心學校（后劃歸第三實驗中學），但駁回了他 “補發 2015-2023 年工資 20.24 萬元”“賠償社保損失 144 萬元”“辦理退休手續” 的核心訴求。

法院給出的理由是 “可推定王師傅知曉 2000 年處分內容”“2015 年停薪時爭議已發生，仲裁時效已過”。王師傅不服判決并上訴，2023 年黃岡市中級人民法院以 “一審遺漏當事人（第三實驗中學承接原彭思鎮中心學校權責卻未被列為被告）、基本事實不清” 為由，裁定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重審。然而，蘄春縣法院重審后的結論與一審一致；2024 年黃岡中院終審時，進一步對王師傅的核心主張作出回應：認為他提交的 2020 年學校工作證明 “無經辦人簽章、內容存在矛盾”，不構成 “學校自認”；認定 2014 年 12 月后雙方勞動關系因 “無勞動記錄、無工資發放記錄” 實際解除；強調仲裁時效應從 2015 年停薪時起算，其 “2017 年退休才知曉社保未繳” 的說法缺乏充分依據，家屬維權證言 “證明力不足”。

讓王師傅感到無奈的還有舉證難題。他曾申請法院調取 1985-2015 年學校人事花名冊、工資臺賬，以佐證自己的正式職工身份，但學校以 “檔案遺失” 為由拒絕提供。法院未要求學校承擔 “舉證不能” 的責任，反而將舉證壓力全部轉移給王師傅。“本應是對方提供合法處分依據，現在卻要我自證‘未被開除’，這讓我感到很困惑。”

十年維權過程中，王師傅耗費了大量積蓄，也面臨著諸多壓力，但他始終未放棄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努力。

（附：判決書材料 圖三（王師傅提供））

申請再審盼公正：個案背后的臨退勞動者權益思考

2025 年 4 月 25 日，王師傅依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法院提交《再審申請書》，請求撤銷重審一審及終審判決，支持自己的全部核心訴求。

他的再審理由主要圍繞三大爭議點：一是 2000 年的處分無集體討論記錄、無送達回證，程序違法且應屬無效，人事關系從未中斷；二是原審法院對社保、工資等關鍵證據重視不足，卻采信教育局提交的 “單方證據”，不符合舉證原則；三是仲裁時效應從 2017 年退休時知曉社保未繳情況起算，且多年來持續維權的行為構成時效中斷，原審對時效的認定存在錯誤。

截至目前，王師傅尚未收到法院關于再審申請的通知，檢察院對其此前提交的民事抗訴申請也未給出答復。但這場跨越十年、涉及近 40 年工作經歷的維權案件，早已超出個案范疇 —— 它引發了公眾對一系列問題的思考：一份在程序和時效上存疑的處分，能否成為否定 35 年工齡的依據？臨退勞動者的 “工齡權益” 該如何得到有效保障？

社會各界期待檢察機關能對 “這份處分的背景情況” 進行深入核查，法院在再審過程中能全面還原事實真相，更希望相關部門能以此次事件為契機，進一步完善基層管理機制，堵塞可能存在的漏洞，讓每一位勞動者的長期付出都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合法權益都能得到切實保障。關于事件的后續進展，相關媒體將持續關注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