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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翰:日本千葉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客座副教授/關西大學法學研究所“帝國”專題研究員
一
1988年夏天,我在新加坡書城的中文書店淘書。看到一本《思想與文化》,隨手拿起翻了幾頁。這是一本另辟蹊徑講“新儒學”的書,不同于哲學大師牟宗三先生條條框框的理論觀點。書中前三章闡述概論,后文則一本正經聊起了“宗法”、“族譜”等典章制度對漢文化形成發展的影響——思路很不一樣。
這些“五四”以來港臺新儒家很少提到的觀點,打開了我看世界的另一扇窗戶。我如獲至寶,在書城不顧左右,津津有味看了起來;臨走的時候又淘了一本《文學散步》帶回學校。
我常看胡適之、牟宗三、顧炎武。在學校的讀書生活,從此又多了龔先生的書作陪伴。去書城淘書,找到落款“龔鵬程”的,我都欣喜若狂、有見必買。直到后來到悉尼,在那里定居,母親每次回臺灣,我都要列出書單,請求她帶幾本回來,其中就包括龔先生在臺灣出版的著作。
此外,我在悉尼訂了不少臺灣報紙,對龔先生的言論時刻關注。我還發現,即使是臺灣、中國大陸、華人世界新加坡以外的澳大利亞,去那里的圖書館閑逛,也總能找到不少龔先生的代表作品。
龔先生的著作很多,超過100本。但一直以來他都強調做學問要貫通古今,多看多想,不要局限一家之言,所以每一本都是精品。這些書,我如饑似渴讀了好幾年,沒想到后來竟有機會認識了龔先生。
那是一次機緣巧合。1992年的年初,我回到臺灣。飛機上鄰座的一位先生穿著長袍馬褂,很有學術氣息。我好奇地找他聊天,得知這位先生是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叫簡錦松。
這個名字,我在龔先生的書里讀到過,一聽便知道他是龔先生的朋友,又意外又驚喜。簡教授看著我興奮得不得了,決定將我引薦給龔先生:“下周他在臺北,要不要見一面?”我一口應下,于是有機會聽了一堂龔先生主持的討論會。
臺灣學術界有個小段子:學術會議若怕冷場,那就請龔鵬程來吧。只要有他在,文化界的會議討論就成了打擂臺,殺氣騰騰。那天的討論會,龔先生也確實足夠熱鬧——他站在講臺上狠狠批判著,聲音不大,但措辭嚴厲,鞭辟入里。臺下當然滿滿都是人。
我又想起臺灣學術界另一個段子:有龔鵬程在,聽眾便在;龔鵬程一走,聽眾也就跟著散了一大半——名副其實呀,哈哈哈!
二
只不過,講臺下的龔先生是另一副模樣。那天討論會結束,簡教授帶我去找他。當時他忙著趕下一場活動,匆匆和我聊了幾句,聲音很輕,溫文爾雅,給我留了一個聯系方式,讓我可以給他打電話。
一個星期后,我正式去龔先生在臺北市中心的家中拜訪。那是夏天的晚上,大概八點多,我們各自吃了飯,吹著小風,席地而坐。我跟他講到了自己的大致情況,列出幾本正在讀的書。他說,以后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隨時找他。當時我們都年輕,一個三十出頭的大學教授對一個二十歲的毛小子“諄諄教導”,卻讓還是學生的我振奮不已。
龔先生愛讀書,卷不離手。但教起書來,從不走晦澀的學術路線。1993年,他在淡江大學中文系任教,我回臺灣的時候,有幸蹭過幾節課。有一節《道教新論》講“道”,龔先生把我們帶到他的辦公室,開課前,讓所有人打坐十分鐘。學生們很快安靜下來,同時我們也在實踐中體會“道教養生法”。那節課很有意思,很新鮮,我印象特別深。
另一堂課是《兩漢魏晉南北朝思想史》,龔先生將兩漢、六朝的文章拿來讀。我聽的那節課,他講“三曹”(曹操、曹植與曹丕),說到現在政治學很少提到的“風俗”概念,印象非常深刻,也讓我受用至今。
此后,我再沒聽過龔先生的課,但“閑聊”幾乎每年都有一兩次——我們聊學術,也聊生活中的小感悟。
十二年后,龔先生從臺灣到了大陸,而我到京都同志社大學任職。相隔海峽,我們常以書信聯系。我寫過一篇論文——《從宗族到民族-東亞民族主義的系譜》,主要論點“在封建與郡縣之爭下,宗族論如何展開,如何走向民族”,有100多頁。此論文首先就是收益于龔先生的《思想與文化》一書,亦是我讀先生的第一本書。
龔先生的“執拗”也常被人議起,以一支銳筆、一股執拗勁行走于文化界。而最讓我受益的,是龔先生對學術的態度。他的觀點通常有二:第一,做學術要強聞博識,研究某個人的某一觀點,應該通讀他所有的作品。第二,做學術,選題要有的放矢,不該挑不痛不癢、前人已經研究透徹的論述。正如他此前掀起的“博士論文改革”,批評臺灣學術界的研究者重復客套、陳陳相因。
在學術研究道路上,這些方法態度都潛移默化影響著我。況且,堅定不移走在自己的路上,難道不是學者最重要的品質嗎?
最近一次見到龔先生,是在今年3月,我從日本飛到北京,參加了他的世界漢學中心的活動。今年,龔先生在大陸成立了“世界漢學研究中心”,興辦書院,與相關機構配合,建設漢中漢文化新城。比起在臺灣,他好像更忙了。他希望通過這些嘗試,讓漢文化彌漫于整個生活的空間。
那天的活動結束后,我們在國家圖書館館內參觀,從古琴聊到曲譜。龔先生講話聲音依然很溫和,聊天氛圍也和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一樣,輕松自然,令人緬懷古人高山流水之曲。
在我看來,無論是臺上的“憤世嫉俗”,還是臺下的“溫柔敦厚”,兩種風格都是他的學者本色。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龔先生在佛光大學擔任校長時,行政職務壓身,卻仍筆耕不綴,每天埋頭研究、寫作。后來我們聊天,我說了一句:“真是太忙了”,龔先生什么都沒回復,繼續寫、一直寫,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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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
龔鵬程,1956年生于臺北,臺灣師范大學博士,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九十多種。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志社、書院等,并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臺北、巴黎、日本、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龔鵬程國際學刊》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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