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片段，關于朱楓烈士

《沉默的榮耀》熱播中，看過數篇影評后，頓失觀劇的興趣。

翻檢《十六字方針公案與沙文漢陳修良伉儷之傳奇故事》系列舊文，看到有關朱楓烈士的片段文字，輯錄成篇，供讀者參考，可從中間接感知“吳石朱諶之間諜案”的只鱗片爪和時代背景。

寧波女師校風復古、守舊，陳修良一心向學，憑著優異成績當上班長。

同班一位蔡姓同學，延聘沙孟海做家庭教師。

經蔡姓同學向沙孟海介紹，陳修良、朱彌明（朱楓、朱貽蔭、朱諶之）成了沙孟海的入室弟子。

沙孟海僅僅年長陳修良七歲，當時已是寧波名士、著名的書法家。

沙孟海與陳布雷是雙重同門。

陳布雷在慈溪縣中學堂就讀時，很受身為名儒的國文教師馮君木之賞識。

1927年國府成立，經張靜江、戴季陶、虞洽卿、陳屺懷等人介紹，陳布雷赴任國黨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成為蔣介石的“文膽”。

陳布雷歷任國黨中宣部副部長、委員長侍從室二處處長、國黨中常委執委等要職。

蔣公以“先生”尊稱下屬，僅陳布雷一人。

沙孟海原名文若，生于鄞縣大咸鄉沙村一個儒醫家庭。

沙父醫風古雅，藥方上蓋有“活人命于紙上”之印章，沙孟海自幼即對篆書、篆刻有強烈興趣。

沙父在39歲時因狂犬病英年早逝。

當時沙孟海只有15歲，尚在寧波慈溪錦堂師范讀書，下面還有4個弟弟。

沙母告訴孩子們：家里的情況不好，只能先保你們的大哥讀書。

沙父遺有《集王書圣教序》，沙孟海經常臨寫，又善采多家之長，書藝日益長進，成為聞名四里八鄉的小書家。

沙母通過賣屋、賣地艱難支撐，沙孟海常常以字易粟，幫助全家生計。

長兄如父。

沙孟海從寧波師范畢業后當上代課教師，他首先想到的，是把弟弟們一個一個接出來讀書。

他把二弟文求帶到任教的學校上學，文求考上寧波效實中學、考入上海大學，后因上海大學被查禁轉學復旦，這些費用都是由沙孟海勉力支持。

三弟文漢考上寧波甲種商業學校，四弟文威考上省立寧波四中，背后都有大兄的心血與操勞。

四個弟弟的學費、生活費，從冬天的棉衣到夏天的蚊帳，全靠沙孟海從薪資中支出，他還要負擔母親、弟弟生病的醫藥費。

馮君木常到錦堂師范講學，對因孝悌忠信聞名的沙孟海非常賞識。

他讓沙孟海與侄子馮定一起學習，親自教讀古文，攻讀史書。

這是陳布雷、沙孟海一重同門的由來。

經馮君木介紹，沙孟海被寧波蔡姓富商聘做家庭教師，經介紹又收下陳修良、朱彌明兩位女弟子，她們一同向沙老師學古文辭與書法篆刻，沙老師為朱彌明賜名“諶之”。

與此同時，寧波名士陳屺懷也對沙孟海的人品、文采非常賞識，對他多有栽培。

這是陳布雷與沙孟海二重同門的由來。

后來馮君木前往上海主持寧波錢業公會創辦的錢莊中學，該校重古文與書法，沙孟海被聘為教師。

移居上海，是沙孟海一生的重要轉折點。

經馮君木介紹，沙孟海得以結識康有為、吳昌碩、章太炎、沈尹默、徐悲鴻等文化泰斗。

吳昌碩對他尤為青睞，經常為他題詞，對他的書法大加贊賞，常以清代著名篆刻家吳讓之來比喻他。

沙孟海更加精進，于1928年發表《近三百年的書學》、《印學概論》，被學術界認為是書法、治印領域的扛鼎之作，成為海上名士。

陳修良自幼臨帖，沙孟海對這位好學不倦的女弟子最為欣賞，非常看好她的潛質，為她取名陳道希。

沙孟海盡力教授書法之道，打算把這個女弟子培養成女書家，他還教陳修良學古文，沙孟海喜歡桐城派，對陳修良的寫作影響很大。

巧的是，在后來的寧波學聯學潮中，陳修良認識了沙孟海家的老四沙文威（史永），他是寧波四中學生，在學聯學潮中表現英勇，很受陳修良的敬佩。

沙孟海和四位弟弟并稱為沙氏五杰。

這段師生緣，不經意間讓沙、陳兩家結成通家之好。

1924年夏，浙軍與北洋軍混戰，北洋軍獲勝后進入浙境。

袁玉英（陳修良的母親，被革命同志尊為“眾家姆媽”）與陳維真（陳修良的姐姐，革命烈士）留在寧波城內躲避亂兵，陳修良接受好友朱彌明的邀請，前往鎮海朱家花園避難。

朱彌明與陳修良義結金蘭。

朱彌明的父親是鎮海魚行大老板，家資殷富，建有“憩園”，且廣有藏書。

陳修良雖是生于富貴之家，來到“憩園”的她有如初入紅樓夢境。

陳修良與朱彌明朝夕讀書、賦詩、練字，那是陳修良少女時代最為浪漫的時光。

朱彌明受到陳修良影響，抗戰時在上海入黨，因蔡孝乾叛變，朱彌明犧牲在臺灣。

1983年陳修良再赴“憩園”，看到舊居還在，但人去樓空，面貌全非，唯獨朱楓住過的那個小樓依然保存著，她“慨嘆人生如夢，聚散匆匆，不勝哀痛”。

上海淪陷后，地下黨的主要對手變為日本特高課和憲兵。

江蘇省委重新組建后，亟需尋找安全、可靠的房址，作為掩護機關。

此時，才過不惑之年的“眾家姆媽”因患有青光眼，雙目近乎失明，她在相伴多年的小腳女傭幫助下，兩人結伴外出，四處尋找符合條件的房屋。

為了兒女們能夠順利開展秘密工作，袁玉英決定不惜代價，在高尚住宅區中租賃房屋。

她選中了巨鹿路上的景華新村22號，該房位于法租界，每一幢房子自立門戶，還有印度三哥看管大門。

除非叛徒告發或被敵特盯梢，這幢房產可以成為非常可靠的安全屋。

為了定下這筆交易，袁玉英付出了一千五百銀幣的小費。

這幢房產自此成了省委的秘密機關。

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袁玉英徹底斷絕與寧波親友的聯系。

在戶口簿上，她化名陳馥，化名陳元陽的沙文漢是她的侄子，陳修良化名陳素梅，親生女兒變身侄媳婦。

在這次大開支之后，“眾家姆媽”在經濟上日漸山窮水盡，她無力購置屋內家具、設施，但這是高尚住宅區不能缺少的。于是同志們齊心協力，組織部長王堯山送來大衣櫥、五斗櫥和梳妝臺，文委書記孫冶方搬來兩只書櫥。

陳修良的好友、日后犧牲在臺灣的朱楓，買來一張桌子和四把椅子，才把這個“富貴之家”布置像樣。

后來，為了減輕經濟壓力，袁玉英只好把部分房間分租出去。

1949年3月，書記處開會研究各大戰略區黨政軍領導成員人選，毛、朱、劉、周、任五大書記和各大戰略區負責人出席。

小平代表華東局發言，提出華東區管轄省份為山東、浙江、福建。

毛主席突然插話：“還要加上臺灣，這地方很應注意！

根據毛主席的意見，最終確定華東局管轄魯、浙、閩、臺4省，加上蘇南、蘇北、皖南、皖北、贛東北5個區。

小平向中央提交華東局所屬各省、區領導名單。

在討論浙江省的人事安排時，毛主席插話：“要搞一個有學問的同志去浙江”。

浙江物阜民豐、人文薈萃，是老蔣及多位黨國要員的家鄉，也是民國的模范省。

老人家的提議，是出于“爭氣”的考慮。

1948年10月，中央作出《關于準備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決議》。

根據華東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山東全體南下干部統一整編為“華東南下干部縱隊”。

1949年2月，三野根據中央指示，在安徽蚌埠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領導機構——中共浙江省籌備委員會，由譚老板（大譚、譚震林）任書記，譚啟龍（小譚）任副書記。

6月，沙文漢到任浙江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宣傳部長兼省府教育廳長。

9月，沙文漢當選全國政協委員。

華東局組成以陳毅為團長、沙文漢等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參加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觀禮開國大典。

對沙文漢的任命，是對華東區白區黨組織長期堅持地下斗爭的高度肯定。

1950年1月29日，華東軍政委委員、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后巧計成功脫逃。

2月18日，根據查獲的蔡孝乾筆記本中的線索，華東局交通員朱楓（朱諶之）在定海被捕。

3月1日，西裝革履的蔡孝乾在臺南鄉間再度被捕，經保密局上校偵防組長谷正文巧施攻心計，唯一的臺籍長征干部蔡孝乾叛變。

3月2日，國府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被捕。

“吳石朱諶之間諜案”進入殘酷偵訊，“撲殺紅色時代”的白色恐怖啟開大幕。

4月，沙文漢緊急調任華東局臺灣工委副書記，旋即奉命赴港處理臺共組織的善后事宜。

朱楓烈士

6月10日，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犧牲在臺北馬場町刑場。

次日，香港《星島日報》刊發頭條新聞：《轟動臺灣間諜案四要犯被處死，吳石臨刑前從容吟詩》。

國方大肆宣揚勝利，香港雜志作出深度報道，封面配上共諜頭目李克農的照片，算是間接向共黨特務頭子示威。

6月12日，新華社內參刊發了轉自臺北的消息。

李克農聞訊痛苦異常，咳嗽不止，沉默不語，生活規律被打亂，仿佛患上大病。

他向中央寫出檢討報告，主動承擔責任，請求處分。

周相指示：調查有關案情和犧牲人員情況，作出處理。

經沙文漢提議，先后擔任上海局香港聯絡站、華東局臺工委駐港負責人的萬景光（小萬）撤回北京，撤銷華東局駐港辦事處。

因為緊張繁重的情報策反工作，沙文漢赴港指導工作的次數不算多。上海局香港聯絡站成立后，劉曉、錢瑛、劉長勝、張執一都曾前往指導。

從1946年起，張執一代表上海局，四次赴臺檢查、布置工作，并陸續派遣干部潛入臺灣。

五二零運動之后，根據中央指示，上海局在香港舉辦多期干部訓練班，總結蔣管區工作經驗，參加學習的主要是上海、南京、臺灣三個系統的負責干部，陳修良曾給臺灣訓練班授課，題為“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

聞知朱楓犧牲的噩耗，陳修良不勝哀痛。

當年“眾家姆媽”租下景華新村公寓后，朱楓送來一張桌子、四把椅子、大衣柜、大床等高檔西式家具，還購置字畫，幫這個“豪宅”裝點門面。

陳修良四處打聽朱楓遺屬的下落，把兩件高檔家具輾轉退還給朱楓兒子。

1945年春，朱楓經徐雪寒、史永介紹入黨。

1948年，朱楓在駐港秘密機關----香港合眾貿易公司任職會計，參與統戰及情報工作。

在金門戰役、登步島戰役接連失利之后，中央決定加強對臺軍事情報工作。

此時，國特機關根據偵知的線索，已對臺灣地下黨展開瘋狂偵訊，急需派出可靠同志潛入臺灣，接取軍事情報。

小萬是華東局對臺工作一線負責人，被國特機關稱為“對臺灣秘密工作魔手”。

在日后的檢討中，小萬承擔了臺工委失敗的全部責任，長期承受不公待遇。

小萬對朱楓不算熟悉，他們是在朱楓送潘漢年的副手劉人壽自港返滬時認識的。

朱楓和前夫所生的繼女陳蓮芳親密無間，女婿王樸時任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夫妻倆都就職于情治機構，朱楓的妹妹朱貽云和妹夫也在情治部門工作。

陳蓮芳剛剛生育，來信誠邀繼母前往臺灣一聚，并已辦好“登島券”。

小萬了解情況后，決定派朱楓由港赴臺，直接與吳石、蔡孝乾聯系，將吳石提供的軍事情報轉送大陸。

朱楓在抗戰時有被捕經歷，表現堅貞不屈，但她未受過反審訊訓練。

在保密局受審時，朱楓誤以為吳石已先于她被捕，承認了自己與吳石的聯系。

發現被誘供后，朱楓數度自殺而未遂。

吳石的被捕另有線索，蔡孝乾的記事本里有同“吳次長”聯系的記錄，朱楓的不慎只是間接坐實了吳石。

國方在日后的總結材料中，對朱楓高度贊賞，稱其為“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干。”

谷正文認為：共產黨在臺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于樂觀，以致行跡過于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假如當初共產黨派來臺灣領導地下活動的人有幾分周恩來或羅榮桓的才氣，那么，歷史的演變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谷正文人品、文品均有問題，但他是“吳石朱諶之間諜案”的重要當事人，他的回憶是重要參考。

谷正文在115師山東縱隊時是羅帥的部下。

蔡孝乾與羅帥的交道更長，紅軍攻下漳州后，在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的羅帥安排下，蔡孝乾進入紅都瑞金，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紅色戰士報》編輯等職務，隨后參加長征。

全面抗戰爆發后，在羅帥領導下，蔡孝乾參加平型關戰役。

為了保護寶貴的臺籍干部，中央把蔡孝乾從前線召回，讓他在總部接受培養、鍛煉。

事后總結，朱楓赤膽忠心，無愧于巾幗英雄的評價。

但她未經訓練，可說是情報工作的新手。

事急從權，小萬選用朱楓為交通員，同時指令她與蔡孝乾和吳石聯系，犯了情報工作的大忌。

情報系統不與地方黨組織發生橫向關系，這是李克農、潘漢年等長期堅持的原則，王石堅系統被破壞就是因為違反這一重大原則。

國方對臺工委發動大搜捕后，小萬派出交通員赴臺，安排蔡孝乾和朱楓緊急撤回，且已聯系好海船。

朱楓的父親是鎮海魚行大老板，朱家四小姐的面子大小漁船都認。

朱楓提出利用家族關系自行搭船返回大陸，蔡孝乾向朱楓提出幫其小姨子馬雯娟辦理目的地為定海的出境證。

朱楓為人熱心，答應了蔡孝乾的請求，遂請吳石幫辦出境證。

就是因為這份假名出境證，牽連、坐實了聶曦、吳石等將校軍官。

國方保密局在總結材料中，也認為破案的關鍵是共黨情報系統與地方組織發生關系，他們對朱楓為何會同時與吳石和蔡孝乾產生橫的聯系,違反共黨一貫行之有效的情報工作基本原則，感到匪夷所思。

此前的1948年6月，中央召開臺灣工作會議，認為臺工委與“老臺共”不協調配合是臺灣工作失敗的重要原因。

除了清理殘局，沙文漢還擔負整理臺工委和臺盟組織的重任。

1947年11月，在上海局的指導下，臺盟成立，謝雪紅任主席，秘書長為楊克煌，李偉光、王天強、田富達、林鏗生任理事。

上海解放后，華東局設立臺工委，書記由華東局常委兼組織部長劉曉兼任，副書記有吳克堅、沙文漢、王錫珍和謝雪紅。

沙文漢和謝雪紅早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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