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因女友撞臉離家女孩，吃飯時被拷走，民警一句話暴露青島真實執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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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假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刷到這樣。

內容大致是：青島公安某分局某派出所的民警在一商場內，將一名正在與女友吃飯的男子拷走。事后得知，該男子之所以被帶走，是因為其女友與一名離家的未成年女孩長相相似，民警誤認身份，最終抓錯了人。目前，涉事民警已向該男子道歉。

??新聞報道截圖??

但在這條新聞中，有幾個細節，仍然值得我們關注。

三名身穿警服的民警，當著服務員和其他食客的面，將一名身穿黑T的男子戴上手銬并帶離。

有顧客回憶稱：“民警也沒有說是哪的民警，也沒出示證件，咔咔就給拷上了。”

??新聞報道截圖??

店方負責人接受采訪時也表示，當時男子問了一句“你好，怎么了？”，民警回應：“你不要說怎么了，抓的就是你。”

??新聞報道截圖??

很多人都存在這樣一種看法：越是沿海、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執法就越文明、越規范。

然而，青島作為我國北方經濟第一城，在經歷過“大蝦事件”多年之后，如今又在節日期間發生這起引發輿論關注的執法風波，似乎再次讓人思考——經濟實力的提升，是否真的意味著法治水平的同步進步？

對于這起事件，我們有必要保持關注。

它不只是一次“誤抓”，更是對執法程序意識與公民權利保障的現實考驗。

這起事件，不應被假期的熱鬧所掩蓋。

1.未告知傳喚原因，程序違法

“不要說怎么了，抓的就是你。”

這句話，幾乎把整個問題暴露無遺。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六十七條以及《治安管理處罰法》（2026年版）第九十六條的明確要求：

“公安機關在傳喚公民時，應當告知傳喚的原因和依據。”

也就是說，哪怕是正常的傳喚，執法人員都必須在行動前說明身份、出示證件，并明確說明為何傳喚、依據何法傳喚。

這是程序合法性的最低要求，也是防止公權力濫用的第一道防線。

而在青島這起事件中，民警既未出示工作證件，也未依法告知原因，更以“抓的就是你”回應當事人質疑，這種做法，已經明顯違反法定程序，屬于程序違法。

這種違法行為之所以值得關注，不僅因為它在個案中侵害了公民的程序權利，更因為它具有普遍性與長期性，原因主要有兩點：

第一，公權力機關違法成本低。

在實踐中，此類程序違法往往被定性為“工作疏忽”或“操作不當”，多以口頭道歉或內部批評了結。違法行為沒有實質懲戒，也缺乏外部監督機制，執法者自然缺乏遵守程序的動力。

第二，公民法律意識薄弱，對救濟途徑缺乏了解。

多數人在面對民警“請配合”時，并不知道依法該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執法程序。

他們不了解有權要求民警出示證件、說明依據，也不清楚事后可以通過何種渠道投訴、是否可以申請國家賠償。

于是，程序違法的空間被不斷縱容、固化，逐漸成為執法慣性。

當“依法告知”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選擇時，程序正義也隨之失去了意義。

2.使用手銬的必要性與尺度問題

大家可能并不了解，手銬的使用也是有嚴格法律限制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第八條的規定：

“人民警察依法執行下列任務，遇有違法犯罪分子可能脫逃、行兇、自殺、自傷或者有其他危險行為的，可以使用手銬、腳鐐、警繩等約束性警械：

（一）抓獲違法犯罪分子或者犯罪重大嫌疑人的；

（二）執行逮捕、拘留、看押、押解、審訊、拘傳、強制傳喚的；

（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可以使用警械的其他情形。

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規定使用警械，不得故意造成人身傷害。”

可以看出，法律并沒有完全禁止使用手銬，但明確限定了前提條件：

——必須存在“脫逃、行兇、自傷、自殺或其他危險行為”的可能性。

而在青島這起事件中，從新聞報道中可以看到，當事男子并未有抗拒、暴力或逃跑跡象，反而在第一時間詢問“怎么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使用手銬顯然缺乏必要性。

這正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手銬使用的判斷標準，過于依賴執法者的主觀認定。

所謂“可能脫逃”“有危險行為”，在實踐中往往成為一個寬泛、模糊的口袋概念——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被認為“存在可能”。

而法律的本質，應當是約束權力的工具，而非留給權力過度的自由裁量空間。

尤其當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時，法律理應提供更明確、更可操作的客觀標準。

遺憾的是，在我們法治建設不斷取得卓越成就的幾十年里，這種“權力優先”的慣性依然存在。

執法者往往將“安全”“效率”置于“程序”“尊嚴”之上，而公眾也普遍缺乏對公民尊嚴的法律意識。

于是，“先拷上再說”“多一份保險”的執法邏輯，逐漸成為被默認的常態。

但真正的法治，不僅在于如何管理人，更在于是否把人當作人。

當一個無辜者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上銬、帶走，哪怕事后被證明“抓錯了”，其人格尊嚴已無法挽回。

這并非個案的尷尬，而是法律中“主觀裁量無界限”的必然后果。

3.題外話

那名男子是倒霉的，也算是幸運的——倒霉在被錯抓，幸運在最終得以糾正。

而其他人，或許就沒這么幸運了，在看到這條新聞時，我不免想到自己的一些客戶在面對行政執法時的困境。

最近我經辦的幾起行政復議案件陸續有了結果，但結果并不理想，主要問題在于：復議流于表面，并不回應真正的核心爭議。

以“入戶檢查”為例——公民住所是最具隱私性的空間，法律也對入戶檢查作出了嚴格的程序要求：至少兩名警察執法、出示警察證和檢查證、制作檢查筆錄等。

然而，我經辦的多起案件中，大多未出示警察證、檢查證，即便出示，也往往只是“閃一下”就收回。最離奇的一起，是一名身著警服的民警帶著兩名保安入戶檢查。事后，當事人從物業監控中調取了錄像，目前案件正在復議中。

設想一下，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還能像那名青島男子一樣幸運嗎？

這起新聞事件，恰恰是一堂現實版的普法課，讓更多人看到現實中的執法與影視作品中的巨大反差。

這起新聞發生后，很多人都說，這名男子算是幸運的，但“幸運”是什么？是一種概率，是玄學，是個體在體制誤差中的僥幸幸存。然而，這本應是一個嚴肅的法律問題，而非運氣問題，行政行為的合法與否，不應由“幸運”來決定。

如果一項本該依法進行的執法，需要靠“幸運”才能避免侵權，那問題就不在個案，而在制度與執行。

法治的意義，從來不在于讓人感到幸運，而在于讓人無需依靠幸運。

我們在這條新聞的評論區，也能看到不少為執法機關辯解的聲音——“知錯就改”、“出發點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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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評論似乎已經成了某種慣性：只要沒有造成嚴重后果，只要態度看起來誠懇，就好像一切都能被原諒。

但問題在于，執法不是情感活動，而是法律行為。“出發點好”并不能成為違法的理由，“知錯就改”也不能取代問責。

如果每一次違法都能以“出發點好”來消解責任，那么法律的邊界就會被一點點模糊，公民的權利也會在這種“善意的違法”中被慢慢侵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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