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后1955年大授軍銜的時候,有一句不成文的俗語叫“紅軍不下校,抗日不上將”,意思是只要是反“圍剿”時期加入紅軍隊伍的老戰士、老革命,無論貢獻大小、戰績多少,原則上授予的軍銜不能低于校官或者相當的級別;而1937年抗日戰爭之后才參加軍隊投身于革命的戰士們,若沒有做出極其突出的貢獻,是沒有資格被評為將軍級別的,這是在授銜時對于抗戰后參加革命隊伍人員軍銜評定的一種原則性限制。這一規定,一方面體現了對紅軍時期就參加革命的人員在授銜時的一種特殊待遇與尊重,他們經歷了早期的艱難革命歷程;另一方面體現先不后到,公平公正的原則,既是對歷史的回顧,也是對未來的展望,它激勵著每一位軍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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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凡事也有例外,有一位在紅軍沒有建立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工作,隨后跟著領導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與眾多開國將帥并肩作戰,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一二三四五次反“圍剿”、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每一個時期的戰事他都沒有落下。尤其是紅軍第一次反“圍剿”時的龍岡大捷中,他親手擒獲國軍中將張輝瓚的特大功勞,起點不可謂不高,1955 年卻連軍銜未獲軍銜,僅以正連級身份擔任機械廠副廠長,要就相當級別來說,僅僅是一名上尉連長的身份。
這位老紅軍,便是湖南瀏陽的潘福連,他數十年從戰火中一路走來,而且還立下赫赫戰功,為何人生軌跡與同期戰友相差懸殊?答案藏在他滿是傷痕的革命歲月里。讓我們走近這位值得尊敬的革命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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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福連,1909年,生于湖南瀏陽一個窮苦農家。12 歲起就跟著大人種地、給地主放牛,飽嘗饑寒,靠著家里湊錢讀了一年半私塾,成了全家唯一的“文化人”。而就在這個時候,瀏陽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災,人稱地主家都沒余糧了,潘福連一家只得跟著逃荒的鄉親跑到長沙去要飯。悲催的是,在流亡的過程中,潘福連跟家人走散了,舉目無親的他在長沙人生地不熟,只好又返回瀏陽要飯,盼望著能跟父母、兄姐早日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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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處打流浪的日子,潘福連是天天盼日日找,吃盡了苦頭,始終沒找到家人,孤身一人的他心境相當凄涼,正當他愁著下一步如何安身的時候,感覺生命黯淡之際,湖南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已經展開,潘福連毫不猶豫參參加農會組織,組織發展成員是專門找這類無家可歸的人,因為他們的革命性最堅強,很快潘福連便成為農會的積極分子,加上他讀過一二年的書,算是有文化知識的人,上級提拔他為農會的一名副鄉長,大小也是先進組織的一名骨干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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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好景不長,接下來反動派發動“馬日事變”,農會被迫解散,身為骨干成員的他成為打擊對象,他不得不隱蔽起來,經過一段時間休整,他終于打聽到了領導人在湘贛邊發動秋收起義,他立馬帶著幾位農會的干部,連夜奔赴湘贛邊,投身秋收起義的洪流之中。
然而,戰場的殘酷遠超想象,從來沒有受到軍事訓練的他在這場戰火,被敵人打散,與部隊失聯東躲西藏又身無分文的他只好去當了一年長工,總算湊足了路費,總算找到了紅軍隊伍,成為紅五師特務連的一名通訊員。穿上軍裝的那天,潘福連覺得自己終于有了 “根”, 真正找到了人生奮斗的目標,每次戰斗都沖在最前面,很快便在紅軍隊伍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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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福連在當上紅軍參加整個中央革命根據地反“圍剿‘作戰中,最引以為傲的就是第一次反“圍剿”時活捉了國軍中將張輝瓚,由于張輝瓚的名字出現領導人的詩詞中而格外出名,因此,后來在眾多革命史書、將軍的回憶錄中,對誰親手抓張輝瓚往往只有一句“幾個紅軍戰士”。但潘福連自己晚年寫的回憶錄中記載:正是他和戰友張立成兩人親手將敵師長張輝瓚從草洞中拖了出來,這一經歷成了他畢生最驕傲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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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記錄的具體情況是這樣:1930年11月,老蔣糾集了8個師的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大“圍剿”。蔣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司令,號稱“鐵軍師”的敵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帶領著十萬大軍瘋狂撲向革命根據地。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只有4萬多人,比起敵人來,數量和裝備都差得很多。但領導人早已胸有成竹,定下了勝敵之策:那便是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聚而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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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狡猾的張輝瓚不肯上鉤,始終不離開所處的有利位置,但通過紅軍的引誘性的交手后,他認為紅軍戰斗力不過如此,志得意滿意揚言要立頭功,于是,率大部隊氣勢洶洶向根據地中心區域進攻,企圖一舉消滅紅軍。誰知當他的部隊進入江西永豐南部的龍岡圩時,才知道鉆進了紅軍設下的大口袋。龍岡是個有五六百戶人家的鎮子,鎮子后面是座大山,前面是條兩丈多寬的小河,緊靠小河又是一座坡度不大的小山,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張輝瓚孤軍深入到這里,一個師八九千人,把整個龍岡鎮里里外外都塞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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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清晨,遮天蓋地的大霧籠罩大地,使張輝瓚分不清龍岡的深淺,辨不明紅軍的虛實,正在此時,紅軍的沖鋒號響起,槍炮天震天,各個山頭紅旗高高飄揚,歡呼聲浪,震響云霄,鏖戰沙場的斗志霍然倍增,大夢初醒的他,這才知道紅軍主力已云集龍岡,四周已經布下了天羅地網。陷入重圍的他下令突圍,以且戰且退的方式向萬功山方向逃跑,然而紅軍豈能讓到手的獵物跑掉。窮追猛打,越戰越勇,很快追上并搗毀了十八師師部,敵人潰不成軍,張輝瓚聽到紅軍吹響全面攻擊信號,嚇得魂不附體,深知陷入重圍,難以自拔,眼見已無力回天,便急忙扔掉身上的中將呢子軍服,換上了一件士兵上衣,穿著來不及脫下的將軍服褲子,只身向萬功山山頂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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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張輝瓚發現自己的軍隊已經基本消滅,四面八方都是紅軍,趕緊逃命要緊,于是慌不擇路地鉆進一棵大楓樹下的土坑,將邊上的茅草使勁往身上蓋。由于山高路陡,各部的紅軍根據上級指示分散進行搜索,此時的潘福連的戰友張立成兩人一組進行搜山,他兩來到一處茂密的油茶林旁邊,看到一棵大楓樹下,見土坑邊的茅草被人剛剛扒拉過,他撥開茅草,突然驚叫起來:有塊鐵牌子,原來上面清晰地刻著:陸軍第十八師司令部出入證。他知道只有高級別的官才能有這玩意,他知道大魚就在不遠處藏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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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趕緊操起步槍對準坑口,厲聲喝道:快出來,舉手投降!問他是什么人,張輝瓚謊稱我是書記官,他不知道書記官是什么職務,見他上身穿一件士兵衣服,下身穿一件黃嘩嘰長官褲,凍得四肢哆嗦,斷定是一名來不及化妝的國軍長官。為了搞清他的身份,戰士們叫來了剛抓的俘虜確認,張一見嚇得臉色發白,本來天氣就冷,全身哆嗦得更加厲害。他一下子明白了,這人就是張輝瓚!就這樣,不費一槍一彈,勝利活捉中將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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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輝瓚,字石侯,1885年生,湖南長沙人,湖南講武堂和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赴德國考察軍事,參加北伐,任師長、副軍長、代軍長。后該部縮編為第18師,張輝瓚任副師長,入贛兼任南昌衛戍司令、陸軍第18師中將師長。1930年11月,中原大戰結束之后,任命張輝瓚中路右縱前線總指揮,率第18、50師從江西吉安、福建建寧一帶,由北向南,分兵合擊,第一次大規模地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誰知他全軍覆沒,自己也被活捉,張輝瓚被活捉后,龍岡軍民奔走相告,一片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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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解放以后,為紀念龍岡大捷,人們在龍岡的萬功山活捉張輝瓚的地方建筑了一座高大的紀念碑,紀念碑為紅旗迎風高高飄揚造型。紀念碑坐西向東,寬3米,高3.5 米,站立遠處舉目眺望,連綿起伏的萬功山綠叢中,一面火紅火紅的旗幟迎風招展,光彩奪目!
當然,對于活捉張輝瓚這一情節,史書上記載的大多數是那些高級干部、大人物的故事,在當時看來,畢竟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是關鍵因素,至于后來搜山活捉的事情,那是手到摛來順理成章的事情,便根本沒有必要去糾結誰把他捉住了,但事實一可這些“小”個體其實也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關鍵啊!所以紅軍戰士潘福連這一經歷沒有人記載他,他自己晚年的回憶錄中寫得清清楚楚,自然確定無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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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背后,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潘福連這件事情的歷雖然鮮為人知,但吃的苦一點都不比別人少,他在回憶錄里還描寫了很多長征時的細節。當他們進入草地后,基本沒吃的,野菜、草根這些基本都比前面部隊采光了,他和戰友們為求生機,只能撿拾先頭部隊糞便中未消化的整粒青稞,洗凈后煮著果腹。晚年他向學生講述這段經歷,有孩子直白寫下“潘爺爺長征時吃大便”,字句雖刺目,卻道盡了老一輩紅軍的生死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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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潘福連擔任過359旅特別大隊大隊長、營長、協理員、陜北綏德軍分區政治部副科長等職。要是按照這個軌跡很好地發展下去,他的這種職務結合他在紅軍時期的表現,最低也是大校軍銜。然而,接下來的事情更讓他心里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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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饑餓和紛飛的戰火更磨人的是傷病。1930年湘鄂贛游擊戰、攻打長沙,1936年進攻甘肅成縣,他三次中彈負傷;1937年寒冬,凍爛的雙腳與舊槍傷一同發作,被送往后方醫院。盡管白求恩大夫兩度將他從鬼門關拉回,他還是落下終身殘疾——腿傷難行遠路,手傷握不穩槍,再也無法奔赴一線戰場。
1944年,潘福連主動申請調往后方,此后歷任晉綏軍區參謀、師部科長,專注于后勤保障與參謀工作。建國后,他隨部隊進駐大西北,從新疆軍區后勤部生產大隊副大隊長,到軍區工程處鋸木廠、兵團機械廠副廠長,始終扎根基層生產一線。1955年授銜時,因已脫離軍隊作戰序列,他未獲軍銜,僅以正連級擔任副廠長。
面對與昔日戰友的職務落差,潘福連從未抱怨。70年代,上級念及他的功績,想做一些彌補他的事情,擬任命他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后勤部副部長(正師級),他卻婉拒:“在哪都是為黨做事,職務高低不重要。”最終選擇留在一二二團任副團長。離休后,組織安排他去條件優越的烏魯木齊干休所,他再次推辭,堅持留在團部干休所:“好地方該給貢獻更大的同志。”
秋收起義的戰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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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他是“秋收起義老紅軍里職務最低的人”,可這位曾擒敵將、歷生死的老兵,早已將個人得失拋諸腦后。殘疾的雙手握不住槍,卻攥緊了初心;連級的職務不算高,卻裝下了整片家國。他的人生從不是“高開低走”,而是以赤子之心,在每一個崗位上寫就了最動人的革命答卷。他這種心里裝的不是自己的得失。這種胸懷,這種高風亮節,后人覺得比任何軍銜、職務都更讓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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