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爾：我心仍歸荒野｜漫讀

導語

2025年10月1日，全世界所有動物保護主義者的英雄，那位我們熟悉的在非洲研究與保護黑猩猩的奇女子，珍·古道爾奶奶去世了。

她去世于加利福尼亞，當時正在一場巡回演講的途中——是的，91歲高齡的她，依然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巡回演講，傳播保護動物與保護地球的理念。

半個多世紀前，珍·古道爾的坦桑尼亞之旅改變了整個世界對于黑猩猩的認識。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環境保護主義者一生在致力于挽救這個物種的生死存亡。

對人類精神的堅定信心，是珍·古道爾對千瘡百孔的地球和人類未來抱有希望的最根本的理由，這也是支持她一年中360天在外旅行，奔走在世界各地開會、演講、接受采訪、募集資金的動力。

重讀這篇十年前的文章，我們不得不驚嘆珍·古道爾柔弱的身軀里為何蘊藏著那么巨大的力量，我想這是精神的力量、信念的力量，這力量就像古道爾創始的“根與芽”一樣：根扎在土壤里，形成堅實的基礎，芽獲得陽光，穿透泥土的阻礙。

漫游家，心隨自然

珍妮·古道爾在坦噶尼喀湖上M.C.BrownNYT

1957年3月的一天，珍·古道爾在倫敦的港口時發現她的護照丟了。按照計劃，幾個小時后她應當登船啟程，首次前往非洲。她的一個同學此前搬到了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郊外的一個農場，便邀請她到訪家中，以助珍妮完成幼時與非洲野生動物為伴的夢想。

那一年，珍妮22歲，為湊足去肯尼亞的路費已經攢了兩年的錢。這期間她做過餐館侍應、文書，還趁節假日缺人手的時候在家鄉伯恩茅斯（英國南部一個海岸城市）的郵局干過臨時工。出發前幾天珍妮一直在倫敦，一面向大家辭別；一面為旅途做準備，在切爾西的皮特瓊斯百貨商店買了些東西——她的護照估計就是那時從包里掉出來了。

我們不禁猜想，如果當時不是有人撿到了珍妮的護照和中間夾著的庫克旅行社行程單并一起送到了旅行社，珍妮·古道爾此后的人生將會有著怎樣截然不同的展開呢？這又會給科學和動物保護界以及我們今天對人類自己這個物種的認知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所幸，后來旅行社的工作人員拿著她的證件在碼頭找到了珍妮。“難以想象”，多年后珍妮回憶起那個時刻時仍不禁向我感嘆，“真是令人難以想象！”

隨后珍妮帶著激動而忐忑的心情和她的母親與叔叔一同登上了“肯尼亞城堡號”，在船上四處看了看，在甲板上來回溜達了一下，最后透過她客艙的舷窗向外望了望——她要在這兒呆上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呢！不久珍妮的家人與她道別離開，輪船在下午四點鐘正式起錨。 24小時后，當輪船橫渡比斯開灣時，船上的大部分乘客正被暈船苦苦折磨，而珍妮·古道爾則佇立船頭，如她寫給家人的信中所言，“極目遠眺，直抵無涯”。她的家書還細致地描繪了輪船隨著波濤起伏時海面那變幻莫測的色彩；這也預示了她未來研究中極盡詳細的觀測風格和贏取了眾多讀者的文學素養。“起初海面呈深沉的墨藍色，隨之提亮為一抹清澈的黛綠，然后散碎成雪白天藍相間的浪花；而最美不勝收的是那一疊疊重歸浪底的泡沫，在水面下緩緩攤開猶如至純發青的牛乳，邊緣輕柔朦朧。”

由于西奈半島上數月前開始的戰事，此時蘇伊士運河尚不通航；輪船不得不繞遠取道好望角。三周后，“肯尼亞城堡號”進入印度洋，抵達蒙巴薩；古道爾不無傷感地與她的艙友和旅途中結識的幾位好友道別：一個工程師，一個家庭女教師，還有一位麻風村的志愿者。然而為著這個時刻的到來，她已經等待了太久了——自年僅八歲時被杜立德博士與泰山的故事所激勵，她就立志有一天要來到非洲生活。

抵達還不足兩個月，古道爾已經拜訪了當地的古生物學家路易斯·里奇——彼時內羅畢的白人還只是個小群體，他直接在管轄的自然歷史博物館為珍妮謀了個職位。在接下來的三年中，他花了很多時間來考驗珍妮做重復性工作的耐心和能力，特別是在一次為期數周的奧杜瓦伊峽谷夏季探險中。里奇的妻子瑪麗也是一位古生物學家，她后來在那里發現了原始人類的化石并以此證明了智人的非洲起源。當時是南緯兩度的七八月份，古道爾的工作就是在黎明起身，然后花數個小時匍匐在地上用一個鎬頭清理泥土和石塊。晚上的時間用于里奇的自然人類學理論講座以及聆聽他個人的一些驗證想法。

青年珍妮·古道爾與恩師路易斯·里奇

不無巧合，里奇信奉查爾斯·達爾文率先提出的“人猿同源”的假說，然而這一理論在1957年已經幾乎被遺忘了。他認為對野生黑猩猩進行詳盡觀察可以幫助發現關于共同祖先的依據。換句話說，他正好在尋找一個能夠與非洲野生動物共同生活的人。一天晚上在奧杜瓦伊，他告訴古道爾只有在一個地方能這樣做，那就是位于英屬坦噶尼喀（在今坦桑尼亞）的貢貝河黑猩猩自然保護區。那里環境險惡沒有人類常住，然而很多當地人認為他們死后會在那里重生變為黑猩猩。

1960年7月，古道爾乘一艘遠遠小于肯尼亞城堡號的船只，在坦噶尼喀湖郁熱、深邃的水面行駛了幾個小時后，踏上了貢貝卵石密布的湖岸。

2014年夏天，歷時54年后，珍妮·古道爾再一次站到了這片湖岸上：大湖依舊郁熱，踩在她透明塑料涼鞋下的湖岸依舊卵石密布。然而此外目光所及之處，景色迥異。叢林再次占據了她第一次支帳篷時清理過的地方，不遠處就是林區管理處和一個小宿舍。視線以外的植被中隱嵌著更多供管理員、科學家居住和實驗室所在的原木屋。一道碼頭伸入湖中，一艘船滿載著南部小城市基戈馬來的一日游旅客，正在靠岸。這番熙攘自然始于1960年古道爾開創于此的工作，后來延續成為了針對動物行為開展的最為漫長而嚴謹的研究之一。

貢貝河自然保護區珍妮·古道爾舊居外的黑猩猩M.C.Brown

開始很長一段時間里，古道爾無人為伴。“孤獨是一種生活方式”，她曾寫道。如今，作為一名奔走于全世界的環保主義者，古道爾無法逃避也并不拒絕與人接觸。她和藹可親，經常身著卡其褲和散襟牛津襯衫。無論是在布隆迪首都布瓊布拉的酒店大廳或是即將飛往倫敦的航班上，停留不到兩分鐘就一定有人走上前來向她致敬。只有在酒店的臥室、故鄉伯恩茅斯的舊居或者這里——坦噶尼喀湖荒僻岸邊這人跡罕至、五十年前由她開辟的叢林一畔，她才能在熱切的人群之外尋得一絲解脫。

她的一位老友兼同事告訴我，年屆81歲的古道爾把貢貝當做她的教堂和庇護所。然而此程中，這種圣殿般的感覺似乎難以為繼，大概由于古道爾難以抑制為自己的事業招募更多同道的沖動。我已經在坦噶尼喀湖上陪了她幾天，今天早晨我們原本計劃在林中走走，找尋一下黑猩猩。然而在她準備取道的小徑上擠滿了船上下來的那群游客，古道爾知道她要往那邊去一定會被他們截住。站在我們身邊的安東尼·柯林斯是一個蘇格蘭人，主管貢貝的狒狒研究工作，有時候也負責這里附帶的生態旅游項目。他問古道爾：“您想去哪兒？”

“避開這些人就行”，她說。

這時古道爾瞥見了達尼埃拉·德·丹儂·曼尼尼；她是珍妮·古道爾研究所意大利分部的主任，這是古道爾在1970年創辦的環保非盈利組織。“看，那是達尼埃拉！”古道爾激動地說。德·丹儂·曼尼尼是來考察基戈馬一個孤兒院的；同一時間她也看到了古道爾，滿懷笑容地趕上前來擁抱她。后面跟著幾個同行，其中一個拍下了德·丹儂·曼尼尼和古道爾談話的視頻，然后每個人都和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合了影留念。幾分鐘后，這群意大利人和他們的導游以及其他游人一起離開，到森林中尋找黑猩猩去了。

“咱們等他們走遠吧”，古道爾無奈地說，“我還是想走那條路”。結果沒到一分鐘，又有人求見古道爾：一個叫西奧多拉·克拉克的藝術策展人，正準備代表保守黨參選英國議會。她說她正在前往布隆迪的路上，去那里幫助運作一個保守黨組織的當地企業家商業培訓項目——她想要合個影。古道爾告訴她（古道爾研究所）要在布隆迪新開一個辦公室，還愿意介紹克拉克和“根與芽”項目的人認識，這是她的研究所附屬的一個國際青年組織。

古道爾不無客套地說：“您要是能動員英國政府支持一下布隆迪的“根與芽”組織那是再好不過呀！”——仿佛克拉克已許諾在先，盡管她毫無此意：“哎呀，這我可不敢打包票！我試著給您吹吹耳旁風倒行”，她說。古道爾給了她一個“根與芽”組織的電話，克拉克走了。

“接下來還會有誰出現呢？"古道爾說。“不過，托尼”，她打了打精神說道，“這可是個不錯的人脈呀！”又一艘滿載游客的船停靠了碼頭。沒等他們趕上前來，古道爾已步入林中。“你看，對于我連貢貝都不再如昨”，她嘆道，“變成和別處一樣了！”

珍妮·古道爾漫步湖畔路遇狒狒M.C.BrownforNYT

貢貝地形極為崎嶇；植被茂密繁蕪，山勢自湖邊拔地而起，行出一英里半（約2400米）遠時高度已達2500英尺（約760米）。保護區不通公路，邊界也遠離村落；這些特點把人類阻在湖畔，使它成為了黑猩猩的天堂。多半由于我的緣故，古道爾選擇了這條易行的道路；就在近兩年她還能手攀一條藤蔓登上潮濕陡峭的山坡。二十分鐘后，我們來到一條小溪邊，于是一個詭異的時刻出現了——我是否應該攙扶她一下呢？想一想，同行的一位八旬老人只穿著涼鞋走在光滑的石塊上呀！我超到她前面站到另一邊，等著她把手伸給我——然而她沒有。

我們抄捷徑爬到了山腰的一片自然臺地上，那有一處年久失修、林木攀覆的小木屋，這就是拉維克舍——60年代中期，古道爾和雨果·凡·拉維克共居的斗室小家。當古道爾的驚世發現被公之于眾時，荷蘭攝影師雨果·凡·拉維克受《國家地理雜志》的派遣進駐貢貝。我問她腦海中是否還會時時浮現叢林中與她朝夕相處的那些黑猩猩們，她略帶感傷地說：“會的呀，尤其是灰胡子大衛。”這是接納了古道爾的第一只猩猩；作為群落頭領，它的態度為其他黑猩猩帶了個頭。

古道爾的情緒隨著前行漸漸高漲。即使是在七月旱季，貢貝依然是一片繁盛茂密的綠林，生機盎然。古道爾對這里每個聲響了然于心——每一支鳥鳴的寓意，每一串樹葉摩挲的背后是否上有黑猩猩、下有狒狒出沒，抑或只是一陣風兒。她也津津樂道于各種動物與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動物如何捉弄人的段子。在林中她好幾次看到了一種鳥兒，“就像英國狐一樣的顏色”，據她所知此前還沒有被確認命名。她還忍不住大笑著回憶起在她來到這里前，劍橋一個動物學家僅憑到貢貝倉促一行就驕傲地炫耀起他所收錄的黑猩猩叫聲，結果不過是一些非洲野豬的叫聲。“我沒告訴他”，她說，“何必呢。”

這一路上我們一只黑猩猩也沒有遇到。這里的科學家和助手們日日追蹤它們，像古道爾五十年前一樣詳細記錄它們的行為；他們可以引導我們找到黑猩猩，如同和那些游客一樣。可是古道爾說：“我就是不喜歡在周圍有一大群人的時候看黑猩猩”；她在貢貝的四天中仍舊一只也沒看到。

古道爾第一次來到貢貝三個多月后，她在山脊上行走時遇見了一個白蟻窩。距離一百碼開外，好一陣她才意識到那前面黑乎乎的身影竟是一只黑猩猩。她伏在地上，肘膝著地匍匐向前爬了50碼（約45米），然后看到那只黑猩猩拿著一根長長的草葉爬到了白蟻窩的上面。它在上面坐了一會，不知道擺弄了一陣什么——古道爾的視線被它的背部擋住了所以看不到。她也不敢湊得太近，要再過上一段時間黑猩猩才可以適應她的存在。等它爬下來后，這只后來被她稱作灰胡子大衛的黑猩猩溜達著來到距她10碼遠的地方才發現了她并驟然停了下來。她注意到它臉上那種只能被稱為“震驚”的表情，然后它轉身逃走了。

兩天之后，古道爾回到同一個地方，又在那里看到了灰胡子大衛，不過這次它是和另一只黑猩猩一起。這次她才看清灰胡子大衛在做什么。她的發現后來于1964年發表在《自然》雜志上，證明了黑猩猩會使用工具——用草葉從白蟻窩捉蟲子——這一發現從此徹底改變了人類對于自身的認識：我們并不是自然界唯一會使用工具的物種！更多的發現接踵而至：黑猩猩會捕殺動物并食肉；它們會謀劃針對群內成員的武力襲擊；黑猩猩還擁有復雜的社交生活，展示了此前被認為只有人類才具備的情感能力。這一切都始于她26歲那年——連一張大學文憑都沒有的古道爾所做的開創性工作直到今天仍然是靈長類學家和人類學家們在苦苦探究的問題，它為此后的研究指明了整個方向。一些行為五十年來仍未得到人們的充分理解，針對它們所提出的種種解釋仍舊經受著古道爾工作的質疑。

珍妮·古道爾與黑猩猩，雨果·凡·拉維克攝

灰胡子大衛接納了古道爾的出現后不久，她就可以走近撫摸黑猩猩的幼崽或者喂給它們香蕉了。（古道爾后來盡量克制這些做法，比如喂香蕉可能會改變研究對象的行為并導致數據失真。）那時，里奇已經從國家地理學會贏得了足夠的支持以繼續奧杜瓦伊的發掘工作，他也告訴了領導層他支持的一個年輕姑娘已經和野生猿類交上了朋友。古道爾的第一本書《我的朋友們：野生黑猩猩》在1960年代中期由《國家地理》雜志社出版，盡管學界反響寥寥，她仍憑借此書成為了公眾名人。雖然古道爾沒有本科學位，劍橋大學依靠里奇的推薦破例錄取了她攻讀博士學位。古道爾向我回憶起在劍橋時的一幕——當那本書問世時，她博士還沒畢業，劍橋的導師氣急敗壞地罵道：“這這這，這就是一本大眾讀物！”她幾乎因此被系里開除；而身為女性且容貌秀麗的她也沒少因此被動物行為學家們嘲弄：她怎么能給自己的實驗對象起名字呢？還以為它們有感情？有社會生活？她在那搞些什么鬼？

今天，人們遵循古道爾的方法已經記錄了從螞蟻到藍鯨各種動物豐富多樣的社會生活，她為現代野生生物學奠定了基本原則。古道爾也先于卡爾·薩根（天體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理論物理學家）和尼爾·德格拉希·泰森（物理學家、著名科普作家）等，成為了第一位致力于溝通大眾文化的科學家和傳播者。她激勵了無數的科學家，從“拯救大象計劃”的領導者到“紅猩猩項目”的主管人；與此同時她還為其他女性科學先驅敞開了一扇大門。在這過程中，她和當年的里奇一樣從嚴治學，對60年代末開始來到貢貝的那些研究生們夜夜拷問。

珍·古道爾，雨果·凡·拉維克，和“蟲蟲”

1964年，古道爾與凡·拉維克結婚并生養了一個兒子，小名叫做“蟲蟲” ；蟲蟲在貢貝度過了整個幼年。依靠古道爾在劍橋所獲得的嚴謹訓練以及國家地理學會和斯坦福大學的財力物力支持，她將貢貝建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的研究基地。1975年遭受了來自湖對岸的扎伊爾叛軍一次襲擊后，古道爾和美方人員撤離了基地幾年。由于斯坦福撤出資金，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這一機構前途渺茫；然而來自坦桑尼亞當地的工作人員在古道爾缺席的情況下堅持研究，數據收集工作僅僅中斷了一天。

在實現了她幼時的夢想25年之后，古道爾突然做出了一個事業上的大轉折——從科學家變成了環保主義者。1986年，她參加了芝加哥的一個靈長類研究會議并注意到會上報告的論文中出現了一個共同話題。“在人們開展研究的每個地方，森林都在退化消失”，她說，“這令人無比震驚！”

于是在1990年代初期，古道爾乘一架小飛機從正上方飛越了貢貝一次。這次飛行給她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使她意識到這條狹小林帶正在被周邊52個急速擴張的村落包圍蠶食，村中住滿了貧窮而絕望的民眾。過去多年中她來往于湖區，也注意到了保護區邊緣的毀林現象，然而不足以讓她看到飛行中所見綿延數英里的裸露山地。為保持基因多樣性，貢貝的黑猩猩需要到達保護區外的宜棲地才能和其他種群發生接觸。而不斷增長的人口如果為貧窮所迫繼續砍伐森林以獲取耕地和燃料，這樣的黑猩猩宜棲地將不復存在。這次飛行使她認識到如果周圍民眾的生存狀況不能得到改觀，黑猩猩的命運也將每況愈下。如今，古道爾每年有300天花在路途中奔波，為保護森林和可持續發展鼓與呼。“我到現在還難以想象竟然有一個人成天四處跑著做這些事情”，有天在布隆迪時她告訴我，“而這個人就是我！這一點也不像是我干的。”

伊曼紐爾·米提提，是一個主管珍妮古道爾研究所貢貝環保行動的當地人；他在加入研究所之前是一個護理員，并且也對外來人的意圖抱有懷疑。“外來人很狡猾的”，他說這（在當地）是一種很普遍的看法。當地人害怕恢復森林會導致保護區擴大使他們喪失田地。“但是我們通過醫療教育、小微貸款和其他一些項目證明了，我們是為他們（當地人）著想的”，米提提說，“他們現在很高興看到古道爾博士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

珍·古道爾與德拉克·布萊斯森

如今已經很難辨明，在古道爾的心目中黑猩猩與人類孰輕孰重。她相信自己為這二者所做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平心而論，結果似乎更加偏向于人類。周圍幾個村子的部落長老、民選官員和群眾都告訴我們，古道爾研究所在本地開展的工作幫助他們改善了收入還提供了基本的醫療和教育。而黑猩猩從中得益幾許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克雷格·派克是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野生動物保護進程的一位教授，也于1970年代初期在貢貝做過研究。長遠來看這些環保行動對貢貝黑猩猩是否有所裨益？他對此提出了質疑：“坦桑尼亞的開發援助項目我見得多了，基本都難以落到實處”，他說，“在貢貝周圍種點樹肯定聊勝于無。但是你要想到黑猩猩的未來，就會意識到這只不過是九牛一毛——像這樣的地方太多了。”古道爾研究所希圖保護貢貝周邊的黑猩猩棲居地，以便它們能擴張地盤以對抗近幾十年來所遭遇的數量銳減。但這項事業花費甚巨，并且需要各方力量的參與，每一方手中都掌握著決定這項合作生殺予奪的大權。成功，為時尚遠。

基比拉保護區一個咖啡店，古道爾促使當地人從事導游以助收入

但是古道爾覺得時機已經臨近。她說在過去二十年中自己沒有在任何一張床上連續睡滿過三周。她游說過美國參議院和國務院，與世界銀行進行過談判，也向許多貿易組織和公司首腦施加過壓力。她說自己剛剛說服了一群木材企業老總采用有助于保護野生動物的行業守則。她曾致力于將野生黑猩猩定為瀕危物種，最終使得美國國家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建議圈養黑猩猩獲得同樣的待遇。在一次晚宴上，她意識到旁邊坐的恰好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弗蘭西斯·柯林斯，于是向他解釋了為什么研究院應當停止在黑猩猩身上開展醫學試驗。古道爾并沒有得到“立馬禁止”的答復，但是柯林斯考察了這個問題并咨詢了其他機構的意見，最終他認為囚養360只黑猩猩對人類健康的確貢獻甚微。他在2013年宣布美國家衛生研究院將把豢養黑猩猩的數目削減到50只。

你可能會覺得，在一次豪華晚宴上說動一位聯邦機構首腦就一項政策做出改變，與隱居叢林對靈長類行為進行觀察分類相比，需要截然不同的性格特點。羅伯特·薩伯爾斯基，斯坦福的一位靈長類學家和《靈猿回憶錄》的作者，曾表示“從事野生生物學需要極大的耐心——這可能聽起來不甚浪漫——即對重復和枯燥的忍耐力。”他曾花數年與狒狒起居同處，他告訴我這對于在（紐約）布魯克林長大的他來說，某種程度上也是源于古道爾的影響。“很難預見一個觀察猿猴多年的人會有一天全副精力去影響那群呼風喚雨、有權有勢的要人；靈長類學家很少會對這個感興趣的。”

然而古道爾和美國、法國、坦桑尼亞、布隆迪的政府官員以及硅谷那些高管的交際多少證明了，這二者所需的能力似乎還是相通的：耐心、毅力和洞察力。古道爾觀察了黑猩猩沒幾個月就發現它們的行為與人類如出一轍。如今也許返本歸宗，她與黑猩猩共度的時光增進了她對人類的理解，使她無意中獲得了強大的直覺、幫她說服了無數人。

沿著湖岸距離貢貝林區管理處和客舍幾百碼的地方，古道爾為自己保留了一處小房子。這是她和凡·拉維克以及蟲蟲一起生活過的地方，也是后來她和第二任丈夫德拉克·布萊斯森共居之處。布萊斯森是一位地道英國人，卻在坦桑尼亞的民選政府中任職。這房子算是有一扇門，但窗戶上卻是蜂窩形鐵絲網——足以把動物擋在外面卻能讓貢貝的清風穿堂而入。房子里散落著舊的《科學》和其他一些雜志，上面登載著古道爾的文章；如今核心期刊上仍會有一些她的署名文章，但基本上是她點頭許可而沒有親自參與的研究。有點嚇人的是，這房子仍然放滿了狒狒與黑猩猩的頭骨和其他骨骼。一天下午，窗外濤聲拍岸，我們在房中談論著她從事的社會活動和之前作為科學家的生活有何不同。“我覺得我和人們在一起能做的無非就是談談話（以施加影響）”，她說。“要是和黑猩猩，你休想改變它們半點。”

貢貝河自然保護區珍妮·古道爾舊居內部M.C.BrownNYT

我提到她努力對人們表現得沒有威脅。“是呀”，她認同這點，“我不會咄咄逼人的。”當她和一位參議員在走廊里只有個把分鐘時間談話時，她也會同聲相求以示親近，關切地詢問對方一位親戚身體是否康健。“你會盡量尋找共同的話題，絕不會貿然跑來大抒己見。”

不過薩伯爾斯基有一點說得沒錯，與她作為環保主義者的工作相比，古道爾和黑猩猩共度的時光更加使她愜意。“有人問我：‘什么你還會回到這里？’”她在基戈馬的古道爾研究所和一群坦桑尼亞政府官員探討耕地保護政策時說：“因為我畢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都是在貢貝的森林中度過的呀！”

（基戈馬的珍妮-古道爾）研究所同其他一些非政府組織的辦公室一同位于一幢單層U型紅頂建筑中，其中包括聯合國難民署，他們在布隆迪內戰期間致力于救助難民。古道爾在“飛越貢貝”之行后創辦的本地環保機構也在這里，幾乎成了當地有志青年為了找工作和其他機會練習英語口語的消遣之處。

羅伯特·奧馬利是一個在貢貝做研究的博士后，他當時正好也在，就給古道爾看了些他研究的黑猩猩“高家”一族的照片。古道爾碰到“高家”最早的成員“高伯林”時它才出生幾個小時；后來它成為了部落雄性頭領，而在1989年它被最終打敗屈服后古道爾給它帶了些香蕉，那之前還被喂了藥以幫助它從傷勢中早日痊愈。如今，它至少有九個后裔在貢貝茁壯生息。

古道爾看著視頻樂不可支，上面是一只發情的年輕雌性黑猩猩在徒勞地搖晃一根樹枝以引起旁邊一只雄性的注意。“太逗了！”她說，“她干嘛不像慣常那樣直接把臀部伸到他面前呀？”“我也沒弄明白。”奧馬利說。“它們真是一個神奇的家族”，她說，“就像我們所見一樣生生不息！”“真的非常繁盛”，奧馬利贊同不已。“那對雙胞胎里誰更厲害些呀？”古道爾問道。“高金金，她女兒也一樣。我特別喜歡觀察高家，因為它們就是這么一個族群，特別喜歡相互陪伴。”

“它們真是無憂無慮呀，是不是？”古道爾說，雙目像被鎖在了視頻上一般。

古道爾很少能擁有如此悠閑的時光。就在我們從布隆迪首都布瓊布拉出發去貢貝的當天，她一清早回復了些電子郵件；然后會晤了當地的政府官員以及英國和法國的大使；偶遇了一個來培訓當地人做酒店管理的美國家族企業；最后坐一輛沒有空調的豐田巡洋艦越野車行駛了四個小時，中間還不斷停下來到各地的根與芽組織視察。當我們開出城外的時候，視野中擁擠的交通和棚戶區逐漸讓位于大片棕櫚樹和木薯田，接下來是一些村寨，都是用同樣的桔色泥土燒制的磚砌成的小房子。午飯剛過，天氣暑熱，古道爾兩天前剛從倫敦飛過來，我以為她會打個盹。然而，她拿出一桿筆和一個記事本開始謀劃如何給布隆迪的根與芽組織少花些錢買一輛車。由于途徑一座失修的橋我們不得不繞路而行，幾個小時后正碰上壯觀的日落。“喔！”古道爾雙手撫胸贊嘆道，“看啊！”

從布瓊布拉前往坦桑尼亞邊境的路上M.C.BrownforNY

當我們到達坦桑尼亞邊境時，夜幕已經降臨。理論上說，這時候要過境已經太晚；之前有人曾在這時到達被遣回去了。柯林斯從車上下去找穿制服的布隆迪哨卡守衛說情，我和古道爾留在車上趕蚊子。“能把討價還價的事留給別人我太高興了”，她說，“一般這事都得我來。”

邊境守衛說如果坦桑尼亞那邊的人放行他就讓我們過去，所以我們又沿著湖岸開了一百米到坦桑尼亞的哨卡，那邊的人也同意了。記錄了我們的名字和護照號之后，守衛還要看看我們以便與護照上的照片對照。他拿手機上的光源照了照古道爾的臉說：“您看著有點疲憊呀。”

“要是你也會疲憊的”，她嬉笑著說，“我今天給那些部長和大使們扯了好幾個報告了！”柯林斯問她要不要趁邊境官查證件時坐一會兒。“不不，我可不想坐著！”她說，我都坐了一天了。我還想在這兒跳跳舞呢！”說著她就雙手插兜，在光溜溜的水泥地上來回搖曳起來，精神勃勃才不管有沒有音樂。

半小時后，一輪明月在山間升起，我們正快速穿越波濤洶涌的湖面。古道爾嗅著空氣中味道的變化就知悉我們快到保護區了，這是那里特有的濃密植被所散發的馥郁氣息。

古道爾已經一連工作13個小時了——這是漫長的一天，不過成效卓著。她上次來布隆迪時是2013年，當時和法國大使蓋里特·凡·羅素討論了布隆迪威彥達保護區的局勢：該國數十年內戰期間逃離的難民正在返鄉，可能會在保護區邊重建家園。她告訴凡·羅素當地政府無力守衛保護區的合法邊界。今天一次會面中，凡·羅素告訴古道爾他已說服法國政府籌集了資金以雇傭護林員；他們也會資助一些外圍項目，以期向民眾宣傳保護森林有助于開發旅游業和當地經濟發展。

“你知道聽到這些對我意味著什么嘛：‘因為你上次到訪，我們才得以做成這些。’”她說，“你也不知道需要什么人才能促成什么事；但是只要我還在做，事情就有進展。所以你就會明白，為什么我仍在奮斗不止。”

譯自《紐約時報》2015年3月13日

主人公 / 珍·古道爾

動物學家

你的未來所面臨的最大的危險莫過于“無動于衷”這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