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在右腳上的肋骨：斯大林格勒幸存者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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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昆普夫，國防軍第71步兵師第194步兵團團部電話兵。戰前是理發師，戰后，他開了一家自己的理發店，一直在那里忙碌到退休。

明信片：正在回收電話線的德軍電話兵。

這是包圍圈合攏之前的事情了——在向斯大林格勒推進的過程中，我們的人越來越少，所以派來協助我的，經常都是些蘇軍戰俘。一天傍晚，我接到一個重要任務，上級給了我12個戰俘，要我帶著他們在營指揮所周圍鋪設電話線，我很不放心他們，于是說：“再給我個德國人吧！”

上面的回答是：“去哪兒給你找德國人去，你和老毛子一向處得來的！”我竟無言以對。

于是，我用俄語問那些戰俘：“你們有水和面包嗎？”

他們搖搖頭，說：“沒有”。

我給他們看，表示我也什么都沒有，那就去尸體上碰碰運氣吧。

完成任務后，我帶著戰俘回到指揮所。我的手上、腳上和臉上都有傷口，而且已經化膿，所以我從路過的尸體上找了一些繃帶。之前，我還找到一雙布鞋，立刻脫下靴子，把布鞋換上，還用鐵絲把布鞋綁在腳上，以防掉落。

我只要看見醫務兵，就會喊：“來幫幫我！”

醫務兵一般都會答：“沒繃帶了！”

我說：“我有！”

于是他會把我結痂的傷口揭開，涂上碘酒，這樣我就能緩解一陣子，在戰友的幫助下，我也能自己給自己處理一下。

我們逐漸逼近斯大林格勒，那時候我有個助手，是毛子兵，叫阿列克謝，跟了我很久，我們關系很好。他甚至開口和我要一支步槍，我說：“咱們有一支槍就夠了，如果我受傷了，你就用我的槍保衛咱們！”我甚至還把子彈給他看，有時候他沒有東西吃，我就把自己的口糧分給他。

一天晚上，我在斯大林格勒郊外架設電話線，電話線需要通過一條鵝卵石路，于是我讓阿列克謝把電話線埋得深一些，以防被坦克碾斷。等他完成之后，我叫他休息一下，等我回來。我去布設通向指揮所的線路，但電話線纜已經不夠用了，于是我到處找，用雙手在泥土里摸索，結果找到了一些蘇軍留下的斷線，我把斷頭一個個連接起來，終于湊出了這條重要的電話線。

德軍TT33野戰電話及輕重兩種電話線軸。

干完活兒的我心情愉悅，順著鋪好的線路很快回到助手阿列克謝那邊。我俯身鉆進路邊的溝渠里，四下張望，大聲喊他的名字。我等得有點不耐煩，但沒覺得他會跑路，否則他也不會把電纜在鵝卵石縫里埋得那么好——那活兒當時我自己是做不來的。

借助火光和照明彈的光亮，我一邊喊著他的名字，一邊尋找。突然，一個下水道井蓋被推開了，我舉著步槍湊上前去，從里面鉆出來的正是阿列克謝，我欣喜萬分——又學了一招，我心想，如果以后再遇到緊急情況，我也鉆下水道。

在我離開期間，阿列克謝找到了一個蘇軍留下的伙食灶，嚷嚷著要去那里看看，我拗不過他，說：“好吧，但要快！”他一躍翻過木柵欄，下一秒就扔回一個罐子來。打開一看，里面是類似于布丁的東西，我用手掏出一把嘗了嘗，沒什么味道，似乎是小米或者玉米做的，好歹是個能吃的東西——這時候，任何能吃、能喝的東西，都是上天的恩賜。

在回去的路上，我們聽到一個受傷的蘇聯兵在呼救，我拉了拉阿列克謝的胳膊，說：“那邊有個‘俄國同志’！”他過去和那人說了幾句話，然后反過來拉住我，說我們該走了。

第二天清晨又繼續進攻，阿列克謝被調往另一支工兵連。天色已亮，通往指揮所的電話線已被炮火切斷，我們此刻正向城市內部推進。走了一段路后，另一名電話兵格布利赫和阿列克謝一同趕上來。我看見格布利赫疲憊不堪，便喊道：“咱們在這個彈坑里躲會兒吧！”我借機把路上找到的一塊面包用匕首切成幾片，與他們分食，突然，格布利赫說：“我要把這個老毛子槍斃了！”我大吃一驚——格布利赫前幾天才分過來，雖然呆的時間不長，但這個人間地獄已經足夠讓他崩潰。

我馬上對阿列克謝說：“這位戰友不會真的槍斃你，他有點兒崩潰了，我去和中士說，今天必須把你要回來。”我把手遞給他，他明白了。簡單告別后，我們各自去尋找各自的電纜，格布利赫朝伏爾加河方向走去，我則往城外走。

在這次行動中，我和戰友威廉·亨尼格接近了一條柏油路，路側鋪有人行道，子彈亂飛，殘骸遍地，還有鐵絲網，到處都是交火聲和照明彈的閃光，令人極度不安。于是我讓威廉進行警戒，自己去檢查線路。我把器材掛在脖子上，把隨身的匕首插在人行道上一棵小樹下面的土坑里。我剛用口令報完“檢查完畢！”威廉就在呼喊：“俄國人來了！”

我回答：“別開槍！”這里只有鋪裝路面和鐵絲網，我無處躲避。我撿起靠在樹旁的卡賓槍，解掉保險，把槍頂在髖部，手指搭在扳機上。借著火光，我看到了一個蘇聯兵的身影，籠罩在照明彈閃光，煙霧和硝煙之中，顯得格外凄涼。這位“同志”從街道中間靠近，向前走了三四步，環顧四周，又繼續前行。

我想，原來你們也不敢大搖大擺！他每走一步我都盯著，盯著四周，盯著他的沖鋒槍，一旦他想動粗，那他必死無疑！又走了幾步，我看見第二個蘇聯兵，我向左轉身，悄然瞄準他的身體。他又走了幾步便停了。我尋找威廉，卻沒見著他，他可能在十字路口的崗亭后面隱蔽著。

隨后又來了十個，都端著沖鋒槍，我已決定一旦被發現就開火自衛，但和12個沖鋒槍兵群斗，我定無勝算，但起碼能放倒幾個。為什么我們離得那么近，卻沒有“發現”對方呢？我至今都想不通，難道是他們也不想開火，看我也沒發槍就刻意回避嗎？當時的距離也就有三米，如果他們沒有武器，我倒是想和他們嘮兩句……

毛子兵走后，我果然在崗亭后面找到了威廉，我們繼續前進，手里握著電纜。俄國人的出現讓我們更加謹慎。我經常停下，不只是用眼睛，還用全身去感受周圍環境。我已經習慣了亂飛的子彈、炮彈、迫擊炮彈和照明彈。

我們看到了什么？一輛滿載內衣的卡車！我已經好幾天沒有內褲和背心穿了，原本的已經臟得沒法再穿，滿是虱子，我實在受不了，就把它們扔掉了。這或許是個錯誤，因為我其他的衣物狀況也好不到哪去。夜里寒冷，簡直像是穿著鐵皮褲子。這個發現來得正好，我從車上抽出一條內褲塞進腰帶，又翻找一件看似襯衫的東西。雖然更像件夾克，但最終也揣在了腰里。

回到指揮所后，我立刻詢問格布利赫的情況。有人告訴我，他和那個俄國助手去檢查線路后再也沒有回來。我想要點水，電話兵克勞斯·諾伊修斯遞給我他的水壺，我大口喝下去，只覺得體內像被點燃了一樣，這時候才發現壺里裝的竟是極烈的伏特加，太嚇人了！一時間火辣辣地灼燒著，這時候早就沒有水了。

一個下午，諾伊修斯帶著兩支卡賓槍回來，激動地說：“威廉倒在火車站，恐怕活不成了！”我立馬扛起擔架，帶著四個俘虜趕過去。路上有狙擊手放冷槍，費了好大勁才接近威廉，他趴在鐵軌之間，傷口有兩只手那么大。我盡可能小心地把擔架放到他身邊，和四個俄國人一起把他抬上去，仍保持著俯臥的姿勢。

幾米外就是陡峭的路堤，上面全是松軟的沙土，很難攀爬。子彈在耳邊呼嘯，,我們跪爬著把擔架往前挪。威廉痛苦地喊叫，還翻滾身體，我只好把他按住。對他說：“別動，我們帶你去看醫生！”一路上槍聲逼得我們低著頭，因為白天敵人看得清清楚楚。終于，我們把他抬回了漆料庫，也就是團部所在地，那里有個醫務兵，我們把傷員放在他腳下。

我滿身大汗，靠在墻上，看著那巨大的傷口。見蒼蠅落在上面，我請求醫務兵幫忙，他在傷口上放了一大塊紗布。威廉抬起頭，我把一件軍大衣墊在他頭下，問他感覺是否好些。他沒有回答——我只能幫到這兒了。

一天晚上，我出去修理線路斷點，結果遇上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我正用雙手在泥土里尋找電纜，還得時不時的抬頭觀望。為了防止被竊聽，我們鋪了雙線，所以有一路線路架設在高處。腳下常常會有碎石或雜物，所以我養成了盡量把腳抬高的習慣。突然，我踩到了什么，并且踩穿了它。我的第一反應是踩到了死人——果然，當我再向前一步時，發現一副肋骨正好掛在我的右腳上。我把它踢掉，繼續工作，根本沒有時間胡思亂想。

野戰電話箱，蓋子上貼有“通話時留意！敵人可能竊聽！”的警示貼紙。

有一次，我白天在高處布線，收工后從伏爾加河方向回來，肩上扛著攀登鐵鉤，穿過涵洞，來到鐵路堤岸。這時候一輛敞篷轎車駛來，停在我面前，車上的人穿著褐色制服，戴著萬字袖章。他們說想要拍攝伏爾加河。我告訴他們：“河就在堤岸后面，但敵人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們聽罷立即掉頭，頃刻間“無畏的國社黨人們”就消失在滾滾塵煙中，我心想，看來只有我們，才注定留在這里送命。

德軍通訊兵用攀登鐵鉤，穿在腳上用來輔助攀援電線桿和樹木等。

還有一次，我牙疼得厲害，只好去皮托姆尼克那里看牙醫。牙醫診所設在一間木屋里，只有一間房間，我和幾個戰友坐在那里等著治牙。里面只有一把椅子和一條長凳。墻壁與角落間，到處可見子彈穿透的痕跡以及迫擊炮彈片打出的洞。而僅有的“撫慰音樂”，則是飛機呼嘯聲和機槍掃射聲的交響曲。而那位盡職的牙醫就在這樣的槍林彈雨中，淡定地踩動腳踏鉆機，替我們解除牙痛！即使到了今天，我仍想向他表達由衷的謝意。

有一天，我被召去城里的監獄，也就是師部的所在地，為我們的師長羅斯克剪發。我向他的貼身勤務兵、上等兵沙貝霍恩報到，他有自己的一間牢房。走進這間牢房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里面擺著一排水果餡餅。

我問沙貝霍恩：“這些餡餅是從哪兒來的？我們幾乎什么都沒得吃，而你這里居然有？”

他答道：“我從法國帶來的。”

“可別扯了，你趕緊分我一個，不然我就去告發你！”

“不行，將軍馬上要來了。”

““那他少吃一個又怎樣，我會把它分給我的戰友們。”

我出去拿來了一只飯盒和一個洗衣袋。回來后，這位勤務兵用一根沉重的鐵棍頂住門，不讓任何人看到這筆交易。他把一個餡餅放到一邊，我則付了他二十馬克。我急忙用匕首切下四分之一當場吞下，其余的塞進飯盒里。

這位上等兵隨后通報指揮官，說理發師已到。我進去敬了個禮，環顧尋找一把椅子，禮貌地說：“中將先生，請坐。”——理發店開張了。我向他要了一條手巾蓋在脖子上，便開始動手修剪。理發過程中，羅斯克命令我與另外兩位戰友去百貨商店待上兩天，為部隊官兵理發。

回到同伴那里，我把“戰利品”放在桌上，用匕首把餡餅從飯盒里鏟出來，分成四份，說：“快吃，不然可能還得再細分。”我心想，這或許是他們最后一次能吃到甜點了。

第二天，我按照命令去百貨商店理發。途中遭到步槍射擊。我心里暗想：放過我吧，我只是去剪頭發的。我的兩個同伴已先我而至，我們的“理發廳”設在地下室。后來，這間地下室成了保盧斯元帥的指揮部和住所。我十分熟悉這棟厚實的混凝土建筑及通往它的道路，因為電話線路一直通到那里。我們必須保持三十二條線路暢通，所以從未有過閑暇。

一次排查線路故障時，我遇到一群俄國戰俘。他們穿得整整齊齊，而我自己衣衫襤褸：軍上衣已經缺了幾塊布，褲子更是破爛不堪。我心想，該弄條像樣的褲子才行。我對一個俄國人說：“把褲子脫下來！”他看了我一眼，神情古怪，但當我脫下自己的褲子時，他還是照做了。我們換了褲子，他的褲子穿在我身上正合適，只是棕色的顏色有些不對。

此時，我已經給自己惹上了麻煩。不久，一個陌生的同僚用槍托猛擊我背部，說道：“快走，你這個伊萬！”穿著那條俘虜的褲子，外加一雙顏色不一的靴子，我就這樣踏上了休假之路。曼克中士給了我一張憑證，說等我回到德國本土后，可以憑它領取一整套新的軍裝。

在從斯大林格勒返回德國的途中，我被兩次除虱。到斯特布尼茨的公共汽車上人滿為患，許多人只能站著，而我周圍的座位卻空著。當地的老百姓大概覺得坐在這樣一個衣衫襤褸的前線士兵旁邊有些丟人。

我便大聲說道：“你們都可以安心地坐到我身邊來，我的樣子或許不太體面，但我可是極少數能從斯大林格勒獲準休假，全身而退的人。”

話音落下，所有的人都轉過頭來望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