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安徽亳州宣判,宣告車超、李勇、謝廣英無罪。這起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直接提起抗訴、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再審的案件,不僅洗刷了四人背負二十余年的冤屈,更以其完整的程序正義,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座醒目標志。然而,在欣慰之余,我們更需冷靜審視:這一最終抵達的正義,其起點恰恰源于當地司法系統一次沉重的“失守”。
回溯“車超案”的源頭,其誕生并非偶然。脆弱的非法口供、存在重大瑕疵的鑒定意見,竟能輕易穿過偵查、起訴、審判的多重關卡,最終鑄成鐵案。
從渦陽這起案件的原始處理中,我們不得不反思基層執法辦案中的問題:非法取證屢禁不止:本案中存在明顯的非法取證問題,原審被告人家屬在案件偵查階段就曾提出刑訊逼供控告,但未得到重視,以及鑒定證據使用不規范等。
此次最高司法機關的強力糾錯,恰恰反襯出筑牢地方司法防線的緊迫性。必須正視,在某些地區的司法實踐中,法治原則仍可能在各種壓力下變形、妥協。
本案中,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無罪抗訴”與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審改判,作用不僅在于個案平反,更是一次對基層司法實踐的權威示范與強力矯正。
它清晰地劃定了司法權力的邊界:非法證據必須排除,科學證據必須審慎,疑罪必須從無。這一“自上而下”的監督,彌補了地方司法生態中可能缺失的糾錯動能,為整個司法體系進行了一次“刮骨療毒”式的凈化。它警示所有司法從業者,任何對程序的踐踏、對證據規則的漠視,都將面臨來自制度頂層的審查與否定。
“車超案”的最終昭雪,是法治的勝利,但更是對地方司法環境的一次深刻警示。國家的法治進程,既需要最高司法機關高屋建瓴的引領,更依賴于每一個基層司法單元的健康運轉。
· 必須強化內在約束:需要進一步完善地方司法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落實司法責任制,讓每一位檢察官、法官都能真正只對法律負責。
· 必須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司法系統內培育一種“敢于質疑、審慎裁判”的文化,破除唯考核論、唯效率論的短視思維。
· 必須保障司法獨立:需要確保地方法院、檢察院能夠抵御法外因素的干擾,成為守護公平正義的堅強堡壘。
從呼格案、聶樹斌案到今天的車超案,每一起冤案的糾正,都是對司法公信力的一次艱難修復。
“車超案”翻案了,但它所揭示的問題不應隨之翻篇。這份來自最高法的無罪判決,既是對四位當事人姍姍來遲的正義,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診斷書”,診斷出特定時期、特定地區司法肌體中的痼疾。真正的法治進步,不僅僅體現在最高法院的莊嚴宣判中,更體現在每一個基層法庭的日常實踐里。唯有當正義在案件的起點就能得到實現,我們才能說,法治的根基已經深植于這片土地。(資深媒體人 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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