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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4日,我有幸受邀參加2025中國民營企業投融資洽談會,現場感受很是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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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深刻,是因為過去幾年,我曾在全國各地走訪、實地探訪民營經濟發展狀況,行程數十萬公里。因此,相比其他人,可能會有更多不一樣的感受。
我提前20分鐘來到會場,沒能找到座位。大會真的太熱鬧了,座無虛席,走廊都擠滿了人,我擠在了會場最后的人群中。
從現場參會者的精氣神中,能清晰感受到中國民營經濟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與蘊含的巨大潛力。這與我在那些至暗時刻看到的一幕幕凋零場景相比,恍若隔日。
是的,復蘇,一切都在加速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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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聽了天津市、發改委、工商聯等部委領導講話,匆匆總結了幾點筆記。
一、2025年是民營經濟發展里程碑之年,2月總書記出席民營企業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5月20日《民營經濟促進法》正式實施,“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兩個健康”寫入憲法,中央同步出臺系列政策,民營經濟制度保障更完善、營商環境更優化。
二、民營企業發展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關,需扎根國家土壤,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制造強國建設等重大戰略中找準定位。民營企業在制造業轉型升級、服務業提質增效、對外合作與金融創新等領域主動作為,詮釋新時代民企責任擔當。
三、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建議民營企業堅持自主創新與協同合作并舉,加大研發投入,參與高水平創新平臺建設及產業生態構建。同時,民營企業需以依法合規為方向,以建設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優化法人治理結構、規范股東行為、完善內部治理規則。
這些內容很宏觀,但都是干貨。尤其聽到“民營企業家是自家人”的論述,倍感振奮。
想起了多年前有人和我說,你們這些人就是“民營企業發展的受益者,民營企業好,你們就有生存機會。”我深表認同,民營企業蓬勃發展,受益的是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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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民營企業投融資洽談會既有務虛的層面,更有務實的層面。
我此前參加過不少大會與活動,這類活動往往集中在會場內進行。但天津這場民營企業投融資洽談會,會場之外同樣熱鬧。
會議主會場里,政策解讀與行業報告輪番登場,會場外的展廳通道、休息區,甚至連走廊的臨時茶歇處,都成了“微型洽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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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張小桌被臨時支起,桌上攤著項目計劃書、產品介紹冊,來自天津16區的招商工作人員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企業家洽談。沒有華麗的PPT,沒有冗長的開場白,大家直奔主題,從技術適配到資金需求,從合作周期到風險分擔,每一個細節都在反復磋商中打磨。
偶爾能看到洽談桌旁突然笑聲,有人起身握手,有人忙著交換名片、添加微信,生怕錯過這“桌邊敲定” 的機會。這種“會場內明方向、會場外促落地”的氛圍,讓民洽會的務實底色格外鮮明。
天津能成為這場盛會的東道主,絕非偶然。作為中國北方重要的開放窗口,它既有連接京津冀、輻射環渤海的區位優勢,又有適配民營經濟發展的軟環境。近年來推出的民營經濟扶持政策,從稅收減免到行政審批簡化,從創新創業平臺建設到人才引進補貼,層層遞進為企業減負,更有扎實的產業基礎,裝備制造、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重點產業集群已形成規模,能為各地民營企業提供產業鏈配套、技術協同的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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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這場民洽會才吸引了成百上千家民營經濟主體,小到初創團隊,大到行業龍頭企業,還有各地的商協會、投資機構、金融平臺,大家帶著需求而來,在天津搭建的平臺上,不僅能談成一筆筆商貿合作,更能進行信息碰撞……這些價值,往往比單純的合作更能給企業帶來長期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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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天的活動現場,出現了各類領域的民營企業家,除了主辦方介紹的劉永好以及阿里、京東、唯品會派出的一眾大佬以外,還有很多新興面孔。
其中最讓我觸動的是一位2002年出生的外地創業者——他特意從家鄉趕來天津創業。
津云的一位媒體朋友告訴我,這位創業者得到了天津兩所高校孵化機構的支持。
看到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投身創業,我的思緒瞬間回到了十年前:那時中關村創業大街剛開業,現場也涌現出許多20歲出頭的創業者,他們的熱情與沖勁受到社會廣泛關注。
如今,2002年出生的創業者開始逐漸走進大眾視野、被更多人關注,我不禁思考:這是否在釋放積極信號新一輪的創業機遇,是不是快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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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天的活動上,天津重磅發布了一份鼓勵民營企業投融資創業的文件。
作為深耕區域經濟與資本市場的觀察者,天津此次出臺的創投支持政策,以四條關鍵性舉措精準切入行業“募投管退”核心堵點,既延續了對科技創新的戰略聚焦,更在政策工具設計上展現出突破性思維,堪稱激活創投生態的強心劑。
重點有四。
一、財政出資比例上限突破:真金白銀扶持
政策將創投類政府投資基金的財政出資比例大幅上調,從市、區兩級合計不超50%的舊規,躍升至單獨一級不超70%、兩級合計不超80%的新閾值 。
釋放明確信號——在創投行業募資承壓的背景下,政府資本從“有限引導”轉向“有力托底”。對于早期硬科技企業這類高風險、長周期的投資標的,財政資金的高比例介入能有效降低社會資本的風險顧慮,相當于為科技型企業的融資鏈條補上了“最關鍵的一環”,真正體現了財政資金支持創新的底色。
二、讓利機制柔性設計
允許財政出資在退出時以超額收益為限讓利,配合存續期延長、回收資金滾動投資的設計 ,本質是讓財政資本擺脫“逐利約束”,回歸“培育生態”的功能本質。
創投行業的特性決定了優質項目往往需要5-10年甚至更長周期培育,延長存續期恰好匹配了“耐心資本”的運作規律。而讓利與滾動投資的組合,則形成了“投資-退出-再投資”的良性循環,既能吸引專業基金管理機構入駐,又能讓財政資金的效用實現乘數效應,持續賦能更多科創項目。
三、給創投機構松綁減負激活力
對政策指標的優化調整,直擊創投機構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核心顧慮。海河產業基金將返投比例從5倍降至1.2倍、存續期延至23年,天使投資引導基金返投比例降至1倍、出資比例提至70%,更取消部分基金注冊地與名稱限制 。
過去過高的返投倍數常導致機構為達標而湊數投資,反而偏離優質項目,如今的調整則讓基金能更聚焦技術本身而非政策指標,徹底打消了投資決策中的后顧之憂,為資本精準流向硬科技領域掃清了制度障礙。
四、募資渠道多元開源
在拓寬募資來源上,政策展現了全域布局的系統性思維。通過成立國資產業發展母基金實現國資力量統籌,借助QFLP試點落地易達資本等外資項目,聯動AIC公司形成300億元合作規模,更推動天創投、泰達科投在科創債券領域實現零的突破 。
這一系列舉措并非孤立動作,而是旨在構建“國資引領、險資護航、外資補充、債券賦能”的多元資本供給體系。從境內國資的整合到跨境資本的引入,從傳統股權融資到創新債券工具,天津正在為創投行業打通全渠道資金入口,為科技創新注入源源不斷的資本活水。
整體來看,這四條舉措環環相扣,財政加碼解決“錢從哪來”的底氣問題,讓利機制解決“錢怎么投”的問題,這組合拳其核心邏輯始終圍繞讓專業資本投給優質科技項目,這無疑將為天津打造金融創新運營示范區、培育更多“麒麟軟件”式的科創標桿提供堅實支撐。
寫在最后:我有一種預感,民營經濟的又一個春天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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