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和文革中的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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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彈之父”于敏，一生都有很強的諸葛亮情節。

但和諸葛亮不同的是，他老人家對政治不聞不問，所以被卷入很多運動，甚至自嘲是“老運動員”。

許多領導對于敏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只愛讀書，不問政治”。

于敏1949年畢業于北大理學院，之后繼續攻讀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1951年調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更名為中國原子能研究所）理論研究組。

于敏讀書時就喜歡諸葛亮，以“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為終身座右銘。

年輕時，朋友們調侃他“以諸葛亮自居”，說最好再加上“周瑜”，改名為“于（瑜）亮”。

反右運動時，就有人批評他架子比諸葛亮還大，不主動與黨合作，居然要三催四請。

好在于敏性格內向，開會不愛發言，不愛表態，從不留什么話柄，讓他始終有驚無險。

他對各類運動不怎么理解，但從不做任何褒貶，被看成不關心政治的“可爭取”對象。

1960年原子能所二部，發起了“紅專大辯論”和“拔白旗”運動。

相關部門提出，要讓政治指導科學，不能讓科學凌駕政治。

于敏被批評為只抓“清燉頭尾”（“頭”指提出問題，“尾”指做出物理結論），而讓群眾去做“紅燒中段”（即中間的大量計算工作）。

于敏被責令檢討，并成為“白專道路的一面旗幟”遭到批判。

當時他正在兼職讀副博士學位，因為“粉紅色道路”問題，學業只能終止。

于敏想不通為什么會被扣上“自私、驕傲自大、個人主義、用粉紅色欺騙年輕人”等帽子，覺得非常冤屈。

但每次批判會結束后，他都能很快靜下來，專心搞科研。

當時組織給于敏的態度，是“一批二用”，畢竟沒人有他那么強的科研能力。

于敏被批“白專”道路后，被錢三強的夫人何澤慧要走，搞原子核裂變理論。

1969年林總的“一號戰備命令”后，理論部一分為二，大部分去四川三線，一部分去河南干校。

當年的11月末，于敏舉家登上開往四川的列車。

不久后，上級考慮到國家熱核實驗緊急，又作出決定：科研人員陸續返京工作，家屬全部留在山溝里。

1970年底，于敏接到去青海“221廠”（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對外稱呼）工作的命令。

某次“221廠”的炸藥冷試驗出了問題，軍管會領導把這說成是階級斗爭新動向。

要查參與實驗的人員中，是否有“五一六分子”，為此搞了個“學習班”。

于敏堅持這是一個技術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他在軍管干部的面前說：“你們就是把我抓起來，我也絕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因為你們的意見不符合科學規律！”

于敏因此進了“學習班”。

鄧稼先曾說：“于敏是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持真理，從不說假話。”

為于敏說話的鄧稼先，也進了“學習班”。

幸虧由于社會關系簡單，造反派在于敏身上找不到把柄，他很快被放了出來。

（其實不是，更大的原因是楊振寧訪華，點名要見鄧稼先，鄧老趁機保了于老）

其他同事也紛紛出面，證明于敏一貫表現良好，考慮到于敏人才難得，又被指定抓科研。

改開后于敏不止一次說過，自己在“文革”中沾了國防科研的光，否則早就又當了“運動員”。

于敏一生都以諸葛亮為學習的楷模，他評價諸葛亮最可貴的精神，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當有人稱他也是諸葛亮式的人物時，于敏總要謙虛說：“我比諸葛亮差遠了，他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我只是螢火之光，怎能與皓月爭輝。”

16年央視采訪于老，說起他是新時代的諸葛亮，于老依舊謙虛地說：螢火之光，不敢與皓月爭輝。

三中全會之后，黨對兩彈一星的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戰略科學家，都給予副國級待遇。

雖然組織分配給了于老大房子，但于老不喜歡那些，他居住的臥室里，依舊是80年代的簡易鐵床。

據采訪于老的記者說，于老屋里擺著油漆嚴重剝落的老式寫字臺和書柜。

于老客廳懸掛著諸葛亮《誡子書》中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順帶講個趣事。

某次核試驗開始前，九院副院長陳能寬一時感慨，就脫口而出，背起了諸葛亮的《后出師表》。

于敏聽了大喜，站起來接口背誦，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下背，在坐者無不動容。

陳能寬將最后幾句讓給了于敏，于是眾人聽于敏一人背道：

夫難平者，事也。 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 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 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 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那一刻的核工作者，都是這樣一種情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