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都無法超越的經(jīng)典：中國鐵路路徽，是被哪個牛人設計出來的？

1949年，鐵道部在報紙上發(fā)出的一則征集啟事，引爆了眾多設計師的熱情。

數(shù)千個創(chuàng)意匯聚北京，其中一枚看似普通卻內涵深遠的圖案，最終脫穎而出，被新中國正式選中，成為象征全國鐵路系統(tǒng)的標志。

令人驚訝的是，它的設計者既非大名鼎鼎的藝術家，也非鐵路行業(yè)的內部人員，而是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交通部職員。

他是誰？他的靈感從何而來？又為何這個圖案可以流傳至今、無人超越？

全民熱情

1949年的北京，仍處在解放初期的余震之中。

盡管戰(zhàn)火已熄，城市尚未完全恢復生機，但街道上依舊能看到肩挑背扛的行人、急匆匆奔波的工人，大家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添磚加瓦，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從未有過的昂揚與希望。

就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jié)點，一則看似尋常的通知，悄然間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出來。

通知由軍委鐵道部發(fā)布，言簡意賅地寫道：

為統(tǒng)一新中國鐵路系統(tǒng)形象，現(xiàn)面向全國公開征集鐵路路徽設計方案，參與者一旦中選，將獲得豐厚獎勵。

乍一看，似乎是個簡單的征集的活動，但當時的群眾眼里，卻是一次難得的參與國家建設的機會。

畢竟這是新中國第一次面向社會各界公開征集標識圖案，而且所征內容關乎“國家交通命脈”的鐵路系統(tǒng)，象征性極強，也極具榮耀。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設計圈的廣泛關注。

無論是專業(yè)院校的師生，還是民間的畫匠工匠，甚至一些普通市民，只要略懂繪圖技巧，幾乎都躍躍欲試。

在當時那樣一個物資匱乏的年代，許多人連一張完整的坐標紙都要反復使用，但大家的熱情卻前所未有的高漲。

有位美術老師甚至把自家藏了多年的宣紙分給了幾個年輕人，說：

“這是國家大事，你們盡管用，做得好了，這張紙就是歷史。”

短短一個月時間，鐵道部的辦公樓幾乎被稿件堆成了山。

根據(jù)當年負責接收設計方案的工作人員回憶，那段時間里，每天早上還沒開門，門外就已經(jīng)排起長隊。

有背著畫筒的，也有拎著帆布包的，甚至還有老人拄著拐杖來遞交稿件，人人臉上寫著嚴肅與自豪。

截止征集期滿，軍委鐵道部共收到3248件參賽作品，幾乎囊括了當時中國各地的民間精英與創(chuàng)意人才。

這些稿件風格各異，有的寫意，有的寫實；有的強調機械感，有的注重象征意義；有的甚至別出心裁地加入了書法、篆刻等傳統(tǒng)藝術元素。

北京鐵道部的大樓幾乎成了一座臨時美術館。

為確保公正與透明，鐵道部決定將所有來稿編號后，統(tǒng)一對外展出，并廣泛征求鐵路職工及相關群眾的意見。

許多觀眾圍在作品前激烈討論，提出建議或質疑，就像在參加一次莊嚴的“國家設計大考”。

為進一步規(guī)范甄選流程，鐵道部還特別成立了“路徽圖式審查委員會”。

該委員會陣容強大，成員包括來自中央宣傳部、北平市文委的領導同志，還有幾位在美術領域頗有聲望的藝術家。

這些專家們不但要從專業(yè)的角度審視圖形結構和美感，還要深挖每個作品背后的象征意義，以期找到最能代表新中國鐵路精神的圖案。

在初審階段，部分稿件因過于繁復或不具備應用性被淘汰；

復審階段，則重點篩選那些兼具美學與實用價值的作品；

終審時，專家們更是就每一個細節(jié)進行討論，爭論許久，唯恐錯過一個真正能代表國家形象的杰作。

為了讓評選結果更具代表性，委員會還將部分入圍作品帶到各大鐵路樞紐點進行實地征詢，在火車站、機務段、車輛段等地，請一線鐵路工人投票選出最受歡迎的方案。

這種上下結合、廣泛參與的方式，使這次設計評選真正成為一場全民參與的視覺盛宴。

陳玉昶其人

在三千多份堆積如山的設計稿中，那張用坐標紙繪制的簡潔圖案，乍看并不起眼，卻最終震撼了整個評審委員會。

其設計者的名字，不是當時著名的藝術家，不是美術學院的教授，更不是鐵路系統(tǒng)的內部人員，而是一個在交通部任職、其貌不揚的普通技術職工陳玉昶。

陳玉昶出生在遼寧沈陽的一個普通滿族家庭。

他從小聰明伶俐，尤其擅長幾何與圖畫。

1930年代初，他被送往日本求學，進入山口高等商業(yè)專門學校深造。

后來，陳玉昶畢業(yè)歸國，由于戰(zhàn)事紛擾，他的足跡一度難以考證。

而到了1949年新中國即將成立的關鍵節(jié)點，他已在交通部擔任職務，屬于典型的“搞技術的”。

與鐵路系統(tǒng)并無直接關系，也從未在藝術界露過臉。

可正是這樣一個沉默寡言、不善張揚的“門外漢”，在路徽征集中交出了一份令人拍案叫絕的作品。

陳玉昶讀到征集通知的那一刻，眼神驟然亮了。

他對鐵路并不熟悉，卻對“設計”二字有著本能的熱情。

“這是一件大事。”回到家后，他一邊說著，一邊從書架上拿下厚厚的一疊畫圖紙。

這不是普通的白紙，而是他特意保存的坐標紙，那種當時在市面上并不常見、通常只用于精密繪圖的工具。

他先后設計了多個方案，有的模仿火車軌道，有的嘗試將紅五星與鐵軌融合，還有一稿甚至參考了傳統(tǒng)窗欞紋樣。

但他自己都覺得“不夠有神韻”。

直到十多天后，他終于畫出了那張令他滿意的設計圖。

設計完成后，他在圖紙上用精細的小字標注出每一個細節(jié)，從筆劃粗細，到弧度角度，再到比例換算。

在那個講究“實用第一”的年代，陳玉昶的設計不僅表現(xiàn)出深刻的象征意義，更難得地兼具技術美感與應用可行性。

這種“素而不凡”的風格，恰恰與當時的新中國精神不謀而合。

更令人動容的是，作為一名外行，他竟能在沒有任何鐵路經(jīng)驗的情況下，準確提取出鐵軌橫截面的精髓，并與“工人”“人民”等政治符號有機融合。

最終，這一張由“門外漢”手繪的圖紙，最終擊敗了上千份作品，成為中國鐵路至今不變的視覺符號。

設計之外，是他對于時代的理解，對于國家的熱忱，和那種將一件事情做到極致的工匠精神。

一“人”一“工”

陳玉昶的那張設計圖，若只從視覺上看，無非是幾個簡練的幾何線條組合而成，上下結構對稱，整體造型宛如一個從正面駛來的火車頭。

當我們走近，細看那每一筆每一劃所蘊藏的寓意時，才真正領會到這枚標志為何能夠穿越七十余年的時光，至今仍穩(wěn)穩(wěn)地矗立在中國鐵路的門面之上。

設計整體呈垂直結構，分為上下兩部分。

上半部，是一個抽象化、圖形化的“人”字，其線條干凈利落，筆直之中帶有曲線的柔和，左右兩“臂”微微張開，呈接納姿態(tài)。

這一形象，既像是一個人站立著張開雙臂，又仿佛是一種迎接未來的姿態(tài)。

正如陳玉昶所言：“新中國是人民的，新鐵路也必須是人民的。”

他以一個“人”字，承載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基石，讓整個標志從視覺起點就牢牢扎根于時代精神。

而這個“人”字，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形態(tài)經(jīng)過巧妙變形，與下半部分自然銜接，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下部的“工”字圖案，就像是這個“人”穩(wěn)穩(wěn)站立的基座。

這個“工”字，既是工人的象征，也是鐵軌的具象演變。

陳玉昶曾專門研究過當時鐵路標準化建設中所采用的鋼軌規(guī)格。

他將標準的39公斤重的鋼軌橫截面進行了圖形簡化處理，使其既保留了工程結構的堅固感，又不失視覺上的美感。

細看這部分，底部橫向粗實、頂部中柱垂直延伸，與“人”字的下端自然過渡，構成一個完美的“人立于軌”之意。

更為巧妙的是，“人”與“工”結合起來后，整體圖形又像極了一列蒸汽火車的前臉。

遠看，是一列火車直沖而來；近觀，是“人民”和“工人”的象征彼此依托，凝聚成一個不可動搖的符號。

如此層層嵌套的象征意義，既不顯突兀，又在視覺語言上實現(xiàn)了極大的統(tǒng)一與簡潔。

在新中國剛成立之際，國家一窮二白，百廢待興，鐵路作為“工業(yè)血脈”承擔著運輸、連通、復興的重要使命。

陳玉昶設計中的“人”，正是象征著人民群眾親手建設新國家的主人公地位。

“工”與鋼軌，則是工人階級和鐵路產業(yè)對國家發(fā)展的支撐作用。

再加之整體如火車頭般的造型，寓意著新中國正如同一列噴薄向前的列車，疾馳于復興大道之上。

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圖案雖然早早脫穎而出，但最終定稿時卻做了一處看似細微，實則意義重大的調整。

“人”字兩臂末端的角度。

陳玉昶在最初的設計中，將“人”字的兩臂設計為銳角，猶如一雙手臂高高揚起，象征著激情、進取與蓬勃的斗志。

而到了最后正式啟用的版本，這一處卻被調整為直角設計，顯得更加規(guī)整、平穩(wěn)與端莊。

為什么要做這樣的改變？當年的修改者沒有留下明確說明，但從視覺與心理層面來看，銳角設計更具動感與張力，而直角設計則更具秩序感與權威性。

在當時國家政權剛剛建立、各項制度急需統(tǒng)一之際，選擇更為莊重、穩(wěn)定的直角形式，無疑是更貼合時代需求的。

可以說，這個由“人”與“工”組成的圖形，是那個時代視覺語言的一次高度濃縮與提煉。

它以最質樸的構型、最準確的象征，達成了設計的終極目標，讓人民看得懂、記得住、傳得開、用得久。

一個“人”，一個“工”，兩者合一，匯聚時代精神；一個標志，一段傳奇，穿越歲月依舊閃光。

1950年1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位置刊登了一則來自鐵道部的官方公告：正式確定陳玉昶所設計的鐵路路徽為新中國統(tǒng)一使用的鐵路標志。

從那一刻起，這枚簡潔、莊重又富有象征意義的圖案，開始出現(xiàn)在全國各大火車站、列車車頭、職工制服乃至行政文件上。

它逐漸滲透進億萬民眾的日常視野，成為共和國鐵路系統(tǒng)的“國家臉面”。

此后數(shù)十年，中國鐵路系統(tǒng)不斷發(fā)展變化，從蒸汽時代走入電氣化，再邁向高鐵網(wǎng)絡全球第一的輝煌時代。

但這枚路徽卻從未更換過樣式，始終以最原始的姿態(tài)，被一代代鐵路人所珍視、佩戴與傳承。

它不僅是一份象征，一種歸屬感的載體，更是一段中國工業(yè)體系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歷史見證。

當我們站在高鐵站臺，看著復興號飛馳而過，目光所及之處，那枚依舊端坐于車頭的紅白圖案。

它已然超越了“標志”的功能屬性，成為幾代中國人心中不曾褪色的記憶，也成為一段民族工業(yè)設計史中不可抹去的高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