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創作評論】人工智能時代的科幻創作：跨學科視域下的知識生產與技術想象

一、引言：技術驅動的敘事變革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發展，積極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培育壯大智能產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盵1]這一重要論述不僅為中國AI（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文化創意產業，特別是科幻文學的創新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作為兼具創作者與技術觀察者雙重身份的科幻作家，筆者在過去10余年親歷了人工智能從實驗室算法走向大眾日常的加速度過程。這一技術革命不僅改寫了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也深刻影響了文學敘事的主題、方法與倫理維度。

科幻文學作為連接科技與人文的橋梁，在AI時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AI技術的快速發展為科幻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無限的想象空間；另一方面，AI工具的應用正在改變傳統的創作模式，推動科幻創作向智能化、多元化方向演進。文章引入跨學科的理論框架與案例分析，力圖回答兩個互相關聯的核心問題。第一，AI時代的科幻寫作如何在全球科技競爭與文化多樣性的張力之間重塑“敘事主權”（narrative sovereignty）？這一概念借鑒了數據主權和文化主權的理論框架，指向在技術話語建構中掌握自主性和發言權的能力。第二，AI工具介入創作流程后，文學生產與消費的制度生態如何更新，以回應版權、倫理和主體性的挑戰？這涉及從法律框架到產業模式的全方位變革。深入探討這些問題，能夠為AI時代的科幻創作提供理論參考和實踐指導，并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

二、技術、文化與敘事的關系

（一）全球AI戰略格局與敘事主權

當前，人工智能已成為國際科技競爭的核心領域，各主要國家紛紛出臺戰略規劃。我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到2030年在多個關鍵領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的戰略目標[2]；美國《2020年國家人工智能倡議法案》（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itiative Act of 2020） 通過“聯邦—產業—學術”三位一體機制強化科研投資與人才培養；2024年通過的歐盟《人工智能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將敏感生物識別監控、情感識別等高風險場景納入嚴格監管，為全球AI治理奠定了“風險分級—責任矩陣”的框架。

置身于此多極博弈格局，中文科幻必須在全球話語競爭中占據可見位置?！皵⑹轮鳈唷备拍钤诖苏Z境下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需要以本土經驗回應西方技術霸權話語的單一化傾向；另一方面，要創造跨文化對話的共享語匯，在公共領域重塑“技術未來”的東方敘事主權。正如科技史學者大衛·奈（David Nye）所言，“技術敘事不僅描述技術，更構建了技術的社會意義”[3]。從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的潛水艇到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機器人三定律，從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賽博空間到尼爾·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元宇宙，西方科幻作品長期主導著全球技術想象的概念框架。這種文化霸權不僅體現在作品的數量和影響力上，更體現在對AI未來發展方向的話語權上。中國科幻的崛起為打破這一格局提供了可能。劉慈欣的《三體》獲得雨果獎，不僅是文學成就的認可，更標志著非西方技術想象進入主流視野?！读骼说厍颉废盗须娪暗某晒?，則展示了中國式集體主義價值觀在應對全球性危機時的獨特視角。這些成就表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AI科幻敘事，不僅是文學創作的需要，更是爭奪文化話語權、塑造技術發展方向的戰略需求。

（二）跨文化技術想象的實踐探索

《流浪地球2》的后人類倫理反思理路，體現了跨文化技術想象實踐探索的重要性。筆者與李開復博士合作的《AI未來進行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采用創新的“雙文體”結構，一半科幻敘事，一半技術白皮書，以期在文學與科技之間搭建跨語域的解釋框架[4]。書中的10個故事分別設定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討AI技術的多元發展路徑。例如，《一葉知命》設定在印度孟買，探討AI如何強化或消解種姓制度的數字鴻溝；《偶像之死》將日本神道教的“萬物有靈”觀念與AI智能體結合，想象了一種未來的偶像商業模式；《假面神祇》聚焦尼日利亞，揭示深度偽造技術如何延續殖民時代的權力結構；《豐饒之夢》則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與后稀缺社會，構想了人機深度融合的社會形態。這種多元文化視角的重要性在于，它挑戰了技術發展的單一路徑假設，展示了不同文化傳統如何塑造對技術及其應用方式的想象。正如人類學家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所言，“技術的社會生命”（social life of technology）深深嵌入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之中[5]。

三、“AI+”賦能寫作的新范式：從工具到創作助手

（一）生成式大模型：從工具到協作者的轉向

近年來，開源社區涌現出一系列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大語言模型。DeepSeek在2024年1月釋出的MoE（Mixture of Experts）架構模型，通過專家路由機制大幅降低推理成本，使中小團隊亦可部署具備多語功能的文本生成系統[6]。2025年6月，小紅書宣布升級其內部AI團隊為“hi lab”（Humane Intelligence Lab）， 并發布了開源模型dots.llm[7]，標志著內容平臺正從“圖文社交”轉向“模型即平臺”的范式轉變。這些技術進展對包括科幻在內的各類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寫作者可以通過“意圖—提示詞”方式與AI對話，借助AI發散思路形成故事骨架，潤色文本，并將自己的創作風格遷移到AI生成的作品中。更重要的是，AI可在多次迭代循環中形成“共演化”（coevolution）鏈路：AI提供概率空間的創意選項，人類則基于文化判斷和審美直覺進行篩選、嵌入與再創造。如此一來，AI不再僅僅是簡單的工具，而是成為人類創作者的協作者。

筆者在創作實踐中發展出了一套系統的人機協作方法論。在概念孵化階段，作者可以通過向AI輸入初始創意和約束條件，生成多個故事概念。以短篇小說《神筆》為例，筆者最初向AI輸入“探討未來文學創作者的算法困境”的提示語，AI由此生成了15個不同角度的故事框架，其中“人的主動性與技術互相形塑改變現實”的創意激發了筆者的靈感，成為最終的敘事結構。接下來是世界觀構建階段，作者可利用AI的知識整合能力，快速構建復雜的虛構世界。在創作《神筆》時，筆者通過與AI的反復對話，構建了包含“想象控制論”技術發展時間線、社會制度變遷、文化心理演變等多層次的未來世界圖景。第三階段是敘事實驗，作者可補充更多指令，以探索AI在打破常規敘事模式方面的潛力。例如，讓AI生成非線性的時間結構、多重視角的敘述聲音，甚至“算法意識流”等實驗性文本形式。最后一個階段是風格優化，作者要在保持個人風格的前提下，利用AI對文章進行語言打磨和節奏調整。這一過程類似于與一位永不疲倦的編輯合作，但需要作者保持高度的批判意識。這種創作模式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工具使用，進入了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謂的“技術性記憶”（tertiary retention）與人類創造性的深度耦合[8]。AI不再是外在的輔助工具，而是參與到創作認知過程的“延展心智”（extended mind）的一部分。

（二）多模態敘事與沉浸式體驗：媒介融合的新疆域

當代AI技術正在推動科幻創作從單一文本向多模態敘事演進。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圖像生成模型能在數秒內生成高質量的概念設定圖和視覺化場景，為影視或游戲衍生產業鏈提供前期參考。Narrativa、Synthesia 的AI配音與數字人技術，則讓文字腳本可以快速轉化為有聲讀物或虛擬主播內容。筆者參與的《黑盒游戲》沉浸式戲劇項目，利用AI設計的NPC（非玩家角色）系統，實現了與AI文明的“智能對話”。玩家可以在虛擬的未來世界中自由探索，與演員扮演的智能體角色進行深度交流，每次對話都可能產生不同的劇情分支。這種沉浸式體驗徹底改變了傳統的線性敘事模式，使讀者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在AI技術加持下，創作活動向“文本—圖像—互動體驗”三軌并行的方向演變，要求創作者掌握更加復合的技能集：不僅要有文學素養，還需要理解視覺語言、交互設計甚至基礎的編程知識。

（三）人機協同的認知模式：創造力的新型回路

認知科學研究表明，創造性思維常建立在“遠距離聯想”（remote association）與“約束解構”（constraint relaxation）之上[9]。AI的概率分布模型在提供“冷”計算的同時，也將輸入語料中的潛在模式顯化，為作者引介“認知盲點”中的創意提供可能。

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心流”（flow）理論可以幫助理解人機協作中的最優狀態[10]。當人類創作者與所選的AI工具達成能力互補時，人類創作者會進入一種高度專注且富有創造力的心流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類的直覺、情感、價值判斷與AI的信息收集、邏輯推理、模式識別形成互補，產生超越個體能力的創造性輸出。筆者在與AI協作創作實驗小說《神筆》時，深刻體驗到這種認知融合的過程。作品采用了“人類意識— AI生成—人類重構”的循環創作模式，最終呈現出一種融合意識流、超文本、算法詩學等多重元素的全新敘事形態。這種創作體驗揭示了人機協同創作本質上是二者認知系統的重組與擴展。

四、產業生態重構：從內容經濟到“全鏈條IP 開發”

科幻不僅是一種文學形式，更是連接多種媒介的文化產業。在2024 年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瞄準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制高點，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科技創新，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盵11] 科幻產業正是這樣一個融合多領域技術的未來產業。近10年來，無論是《流浪地球》的電影化成功，還是《三體》的全球化傳播，中國科幻正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而AI技術正在為這一發展提供新的澎湃動力。AI驅動的技術創新正在重構科幻產業的生態鏈，催生出更多元的科幻作品形態，形成“內容創作—媒介轉化—用戶體驗”的良性循環，甚至讓“宇宙級IP”的開發有了成為現實的可能。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科幻大國崛起的關鍵時期，AI技術的應用將加速中國科幻從文學走向泛娛樂、從單一媒介走向跨媒體敘事、從本土表達走向全球傳播的進程。不過，在細節上，AI也給科幻產業的諸多環節帶來了一定挑戰。

（一）AI驅動的影視生產迭代

AI技術正在全方位改造科幻影視產業的生產流程?！读骼说厍?》的制作團隊在特效管線中引入基于AI的深度分割、自動摳像與物理渲染，將復雜鏡頭的后期制作時間大大縮短。導演郭帆在訪談中透露，未來AI不僅用于技術層面，還將參與劇本打磨和世界觀設定的過程。對于中小團隊而言，AI讓“高概念—低成本”成為可能?？苹枚虅　短枆嬄渲畷r》僅用百萬人民幣預算，通過AI生成技術完成了原本需要數千萬投入的視覺效果。隨著NeRF（神經輻射場）與3D生成模型的發展，實時虛擬拍攝將進一步壓縮傳統攝影棚成本，為跨國合作與小規模實驗電影提供技術支撐。更重要的是，AI正在改變影視創作的決策機制。奈飛（Netflix）等流媒體平臺利用AI分析用戶觀看數據，預測科幻題材的市場潛力，甚至參與劇本開發的方向選擇[12]。這種“算法制片人”模式既提高了商業成功率，也引發了關于創作自主性的擔憂。

（二）平臺AI化轉型與創作者權益的矛盾

內容平臺的AI化轉型正在重塑科幻文學的傳播生態。目前，我國不少科幻作品通過各類網文平臺發布，番茄小說、起點中文網等平臺通過AI推薦算法，實現了讀者與作品的精準匹配。然而，這種技術賦權也帶來了新的權力不對稱，尤其體現在科幻文學創作者的權益方面。2024年的“番茄小說斷更事件”成為一個標志性案例[13]。當平臺在合約中加入“作品將無償用于AI訓練”條款時，數千名作者集體停更抗議。這一事件凸顯了平臺“數據攫取”與作者權益保護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最終，在作者群體的壓力下，平臺被迫修訂條款，承諾AI訓練使用需獲得作者同意并支付合理報酬。這一案例揭示了AI時代內容產業的新型勞動關系：作者不僅是內容生產者，也成為了數據生產者；其創作不僅具有文學價值，還具有訓練AI模型的數據價值。如何在技術進步與創作者權益之間找到平衡，成為產業發展的關鍵挑戰。

（三）IP 全鏈條開發的智能化路徑

未來，“全鏈條IP開發”能夠在AI支持下獲得新的實現路徑，從原著小說到動畫、游戲、影視、周邊產品，形成完整的IP 生態鏈。以科幻小說IP 的開發為例，在內容改編環節，通過AI輔助，開發者能夠將小說文本轉化為不同媒介形式，如利用AI基于原著節奏生成動畫分鏡等；在世界觀擴展環節，AI能夠幫助游戲開發者基于原作進一步豐富世界觀，生成大量符合原著設定的支線劇情和背景故事；用戶參與方面，可以選用AI驅動的UGC（用戶生成內容）平臺輔助社群運營，其中的AI工具能夠降低粉絲創作的門檻；而在商業變現上，AI能夠協助開發者優化IP授權和產品開發策略，通過分析用戶數據，精準定位不同圈層的消費需求，提高IP變現效率。這種AI驅動的IP開發模式，不僅提高了商業效率，也為科幻文化的大眾傳播創造了新的可能。然而，如何在商業化與藝術性之間保持平衡，避免IP的過度開發和同質化，仍是需要審慎對待的問題。

五、倫理、治理與想象力的張力

（一）著作權重構：從“作者之死”到“作者重生”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范圍興起之后，AI生成內容的著作權歸屬問題逐漸在全球范圍內引發法律變革。2023年，北京互聯網法院在“春風送來了溫柔”AI繪畫案中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判決：首次認定通過提示詞控制AI生成圖像可構成“智力成果”，從而受著作權法保護。法院認為，原告通過設計提示詞、選擇模型參數、篩選生成結果等行為，體現了“獨創性的智力投入”。這一判例為“人類創造性”在生成式AI時代的邊界劃定了新的標準。它采用了“創造性貢獻”（creative contribution）而非“獨立創作”（independent creation）的判斷標準，承認了人機協作中人類的主導地位。然而，隨著AI能力的增強，如何判定提示詞的原創性，如何區分實質性貢獻與形式性操作，仍需更細致的司法解釋。美國版權局在2023年發布的指導意見則采取了更為保守的立場，明確指出“AI生成的內容不受版權保護”，只有人類的創造性貢獻部分才能獲得版權[14]。這種差異反映了不同法律體系對AI創作的認知分歧，也預示著未來可能出現的國際法律沖突。對科幻創作者而言，這些法律發展意味著需要重新思考創作的本質。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之死”理論在AI時代獲得了新的詮釋：作者不再是文本的唯一來源，而是創意網絡中的關鍵節點。但這并不意味著作者的消失，反而可能帶來“作者重生”——在更高層次上行使創造性判斷和美學選擇的權力。

（二）文化偏見與算法公正：多元價值的技術化挑戰

大模型訓練語料的地域與語言分布不均導致了嚴重的“文化里程偏移”（cultural mileagebias）現象[15]。研究顯示，GPT系列模型的訓練數據中，英文內容占比超過90%，中文內容不足3%[16]。這種失衡不僅影響了模型對非英語文化的理解能力，更可能在生成內容中強化西方中心主義的刻板印象。對中文科幻創作而言，這一問題尤為突出。當使用AI輔助創作涉及中國文化元素的故事時，常常出現概念混淆、價值觀錯位等問題。例如，在生成涉及中國家庭關系的對話時，AI可能套用西方的個人主義框架，忽視儒家文化中的集體主義特征。

為應對這一挑戰，需要采取多層次的干預措施。數據層面，要推動“多語語料公平補償”機制，確保訓練數據的文化多樣性。中國的“悟道”“文心”等大模型項目正在這方面做出努力。在算法層面，可引入“多主體校正”機制，在模型訓練和評估環節嵌入多元文化背景的專家評審。在應用層面，開發文化敏感的提示工程方法，能夠幫助創作者更好地引導AI理解特定文化語境。治理層面上，要推動國際合作，建立跨文化的AI倫理標準，避免“數據殖民化”和“算法帝國主義”。

（三）后人類境況下的主體性焦慮

AI的快速發展引發了關于人類主體性和創造力本質的深層焦慮。當AI能夠生成看似“有創意”的文本時，人類創作者的獨特價值何在？這種焦慮在科幻創作者群體中尤為明顯，因為他們既在現實生活中使用AI，又在筆下的作品中想象AI的未來。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提出的“無用階級”（useless class）概念加劇了這種擔憂[17]。如果AI最終能夠完全替代人類的創造性工作，包括文學創作，那么人類存在的意義何在？然而，筆者認為這種擔憂部分源于對創造力本質的誤解。創造力不僅是生成新穎內容的能力，更是賦予內容以意義的能力。人類創作者的獨特價值在于情感共鳴、價值判斷、文化傳承、意義建構四個方面。與AI不同，人類作者能夠基于生活體驗產生的情感真實性，在多元選擇中作出符合人類福祉的決定，并且將特定文化的深層結構融入創作，從而為技術發展賦予人文關懷和終極關懷。

因此，AI時代的創作者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從內容生產者轉變為意義建構者。傳統的創意寫作教育已無法適應AI時代的需求。自2023年起，筆者在耶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都會大學等國內外高校試點“深度寫作”（Deep Writing）工作坊，探索AI時代的創作教學新模式。課程采用“多層因果分析”（Causal Layered Analysis，CLA）框架，該框架由未來學家蘇哈爾·伊納亞圖拉（Sohail Inayatullah）提出[18]，分為四個層次：表層敘事（Litany），即關注媒體報道的事件和現象，訓練學生識別事物發展的表面趨勢；社會結構（Social Causes），即分析推動技術發展的經濟、政治、社會力量，幫助學生理解技術變革的深層動因；話語/世界觀（Discourse/Worldview），即解構關于某種技術的主流敘事和意識形態，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隱喻/神話（Metaphor/Myth），即挖掘某種技術想象背后的文化原型和集體無意識，激發學生的深層創造力。在實踐環節，學生需要使用AI工具完成從未來情景推演到跨媒體腳本的迭代創作。課程強調AI的“增強”作用，而非讓AI“替代”人類創作者，期待通過AI縮短創作中的資料檢索與原型構建時間，讓教學聚焦于價值判斷與方法論訓練。幾年來的教學實踐表明，這種教學模式顯著提升了學生的創作能力。

六、結語：塑造共同命運的想象工程

在AI以毫秒級別生成文字、圖像與聲音的今天，科幻作家的職責不僅在于想象未來，更在于對現實的思考和引領。習近平主席在2024 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上強調，“把創新作為第一動力、把安全作為底線要求、把普惠作為價值追求，加快推動網絡空間創新發展、安全發展、普惠發展，攜手邁進更加美好的‘數字未來’”[19]。這一系列要求對應到AI時代的科幻寫作，可以理解為：以創新拓展敘事疆域，充分利用AI技術的可能性，探索全新的創作方法和表現形式，但始終保持人文精神的主導地位；以安全堅守倫理底線，在想象AI未來時，始終關注技術發展可能帶來的風險，通過科幻作品進行預警和反思；以普惠涵養多元共生，確保不同文化、不同群體的聲音都能在科幻敘事中得到體現，避免技術加劇不平等。

展望未來，AI時代的科幻寫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肩負著至關重要的責任。技術的指數級發展為想象力提供了無限的可能空間，但也要求創作者具備更高的洞察力和責任感。我們需要在技術決定論與人文主義之間找到平衡，在效率與意義之間作出選擇，在全球化與在地性之間建立對話。正如筆者在作品中常常探討的那樣，未來不是被動接受的命運，而是主動創造的選擇。讓我們用科幻文學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獨特的文化力量。

通信作者：

陳楸帆，香港都會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中國作家協會科幻文學委員會副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科幻文學創作、評論、教育與跨媒介、跨文化交流傳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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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科普創作評論》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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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齊　鈺

審定：鄒　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