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洲際導彈的實力究竟如何？

又是推送的標簽話題#中國洲際導彈的實力究竟如何#。本來是微頭條內容的，但為了回顧、紀念和展望，咱們詳細說說，還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為好。

如果要談中國洲際導彈實力，若只是泛泛地說“射程一萬五千公里、全球覆蓋”，那只不過是表層宣傳甚至是很多初級軍迷的臆想而已。真正要剖析，我們就得分三個層面來看：武器本身、兵力部署與生存力、以及戰略與產業鏈的支撐。只有把這三者合在一起，才能回答這個問題：今天的中國洲際導彈，究竟到了什么高度——不過這就成論文了，咱們就說幾個小的方面，當聊閑天吧。

首先，我們得很坦然的認識到，當年我們的彈道彈道技術當初的起點其實并不高，從東風-1到東風-2本質上都是模仿前蘇聯的產品的拙略仿制品，遠遠沒有人家當年的原裝貨性能好。而且，我們當年搞彈道導彈的原因也很意外——新中國當年百廢待興，航空技術、制造業基礎很差根本造不出符合當年時代標準的轟炸機，而采用了一個捷徑，研發“一次性使用”的彈道導彈。但沒成想竟然在這條看似簡單卻實則復雜的路上走出了中國特色。

早期的東風系列包括液體燃料的DF-4、DF-5等，結構龐大、維護復雜、發射準備時間長，但也正是這些“笨重的”設計，給了我們早期核威懾的物理基礎。那是資源受限下的務實之舉，帶著強烈的“補短板”性質。

進入冷戰后期與后冷戰時代，世界導彈技術發生了兩次重大范式轉移：一是固體推進的成熟帶來快速機動發射的可能；二是分導與多彈頭（MIRV）與末段機動技術的發展，使得單枚導彈的戰術價值躍升。

中國在這兩個方向上的追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階段、分領域同步推進：從推進劑配方到制導傳感器，從輕質高強材料到復合熱防護層，每一項工藝的進步都需要多學科長期積累。

例如，我們完全自主研發的固體火箭發動機系統，W君就是這個專業的，所以我們可以先說一下。很多人理解固體火箭發動機的時候往往都會覺得是一個藥柱燃燒提供燃氣動力。但是這個事情的理解就很粗略了。

就像我們說汽油標號一樣，通常汽油標號（辛烷值）是由異辛烷（抗爆震能力極強，辛烷值為100）和正庚烷（易爆震，辛烷值為0）的混合比例來表示。一桶汽油的抗爆震性能等同于測試混合物的比例——例如92號汽油相當于92%異辛烷混合8%正庚烷的抗爆震性。

而很多人就會武斷的理解98號汽油優于95號汽油也優于92號汽油。單看標號看性能其實并不準，如果這種東西真做的數的話，汽車的油箱里面就早灌甲苯做燃料了，畢竟，甲苯的辛烷值是120！

為什么我們不用甲苯做燃料？提供更好的性能之余還便宜，今天進口甲苯的價格才5400元/噸，而今天天津加一升95號汽油要7.51元人民幣，折合9387.5元/噸。更何況甲苯本身比汽油燃燒值更高一些。不用這么便宜的燃料是由綜合性能決定的，別單獨的看一個兩個數值的優劣。

說回固體火箭發動機的研發，理論上看圖誰都會看：

關鍵部分藥柱（Grain）的設計則包括了材料設計和形狀設計兩個大的部分。

但是問題點在于試驗是試驗、實操是實操，固體燃料的一個很大特性是我們并沒有辦法使用單一幾何放大的方式來復制實驗室經驗。例如我們做一枚小的實驗室藥柱，這個藥柱可以在3秒內完全燃燒，但是如果我們做一個同樣材料結構放大的藥柱讓它能燃燒3分鐘，這時候就不得不考慮燃燒加熱的問題，有可能只燒了一分半，整個藥柱就被燃燒室內的高溫加熱到燃點，這時候我們面臨的就不是端面燃燒了，而是藥柱爆炸這就從試驗轉變成事故了。

同時，隨著幾何尺寸的增大，原來在實驗室中不構成問題的任何微小的不均勻都會在長時間燃燒或者高熱高壓條件下放大成為致命故障。這就要求真正使用的藥柱材料在抗裂、抗高溫、提高穩定性的方向上要做出成分改進，改進后的性能其實就和實驗室的性能不同了，在這里就需要反復迭代和均衡；整體測試成功后到生產環節這東西到底能不能依靠我們的技術批量生產出來，這又是一輪從頭到尾的迭代過程。

最終，固體火箭發動機的推進劑配方要兼顧能量密度與抗裂性，顆粒的粒徑分布影響燃燒均勻性，粘結劑的流變性決定灌裝階段的完整性。把這些因素控制到作戰級別，意味著需要嚴格的質量控制、恒溫恒濕的生產線和成熟的無損檢測手段……這些就不僅僅是單一的科研試驗可以解決的問題了。

再看推力曲線的設計邏輯：固體發動機不像液體發動機能用閥門實時調節流量，它的推力時間歷史由燃面面積如何隨燃燒演化決定。工程上通過改變藥柱的橫截形狀（例如空心、星形、分段組合等），來人為“編排”燃面增長或衰減，從而實現起飛階段高推力、爬升段平穩推進、或中段點火策略的復合需求。這看似“幾何學的小技巧”，實則涵蓋流體燃燒學、熱傳導與結構穩定性等多重約束；藥柱的選擇不只是滿足推力曲線，更須與結構應力、熱脹冷縮和再入體的耐熱設計聯合考慮。

不過萬幸的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研制、積累、迭代和發展，現在我們可以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固體火箭發動機技術。

這句話不是虛榮，W君絕對不會像很多無腦自媒體一樣吹牛逼，而是盡量會在工程的基礎上告訴大家一些無傷大雅的信息。固體發動機的優劣，不是“哪個配方更猛”這種廚房里面炒火箭的邏輯，而是“在百秒量級穩定燃燒里，推力曲線是否如設計書要求那樣演化；在全壽命期內，推進劑是否不發生脆化與脫粘；在極端溫度貯存后，點火壓力峰值是否仍處在可控窗口”。真正難的是“穩定性”“重復性”“可批產性”。這三件事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里扎下了根：推進劑配方與顆粒度分布實現了工藝窗口的可控，殼體復材纏繞與熱防護層達到了工程化標準，藥柱幾何的多型譜“編排”可以對不同任務剖面快速適配。工程界看的是“過程能力指數”和“批量良率”，不是單次的“漂亮試射”。

去年我們射了一枚東風-31AG，有人問過這貨比美國的民兵怎么樣？當時很多自媒體都在吹，所以W君就沒參合這件事。現在風頭過去了，咱們可以說說了。用民兵導彈和東風-31AG來比較，本身就是對東風-31AG的侮辱！哪怕腦子里有這個比較的念頭也是對中國軍工的侮辱。這兩種東西不是一個等級的產品！

理由很簡單，民兵是固定井基導彈，美國的核戰略依賴“數量壓倒性+三位一體”保障，其任務是和俄國戰略力量對峙，不在乎單枚導彈能否機動生存。說個最簡單易懂的區別，民兵III導彈從進入戰備執勤開始就會穩穩的放入環境指標極其穩定的發射井中蓄勢待發。

發射井是永久工事：恒溫恒濕、抗震抗沖擊，外加完整的電源、通信和安全維護系統。導彈一旦進入執勤，就像被“溫室”里，幾十年不動。

而我們的東風-31AG是要拉出來跑的，雖然從掩體到發射場的路是規劃過的，但也不是像閱兵時長安街上那么高等級的公路?？涌油萃菰谒y免。這樣的路，你別說是拉一枚42噸的導彈，就是拉一根10噸重的水泥電線桿子，你都不能確保這跟電線桿子開過幾公里不會裂掉。

我們的要求是拉到發射場，起豎-發射。別的W君不提，就我們導彈上的固體火箭發動機來說，敢說第二，世界上也就真沒人能說第一了?？梢韵胂笠幌拢簬资锏囊巴庑旭?、反復的濕熱與低溫循環、車載振動、是否有防潮封裝、推進劑在這種循環下的力學響應、連接件的松動與密封的老化——這些都不是去年文宣圖里能反映的細節。

這是民兵3從庫房向發射場運輸過程中的運輸車，對比一下，體會體會其中的差別。

當然了，導彈不僅僅是一個固體火箭發動機或者液體火箭發動機就決定性能的。但問題是，其他部分我們依然不差啊。

制導和彈道設計的部分其實前兩天剛說過，

不過這篇文章基本上不是粉絲看不到，所以，這里就簡單的說一下：

洲際彈道導彈制導現在的基本原則是把之前的大概率的“到達”變成精準的“命中”。

制導并不是把彈道“畫”對那么簡單，真正的問題在于如何在極端環境和敵方主動干擾下，把彈頭的誤差持續壓縮并在末段完成修正。

慣性測量單元（IMU）仍然是制導系統的基石，但單靠IMU無法解決航時累積誤差的問題；現代可用解法是多源融合和層級冗余——GNSS（衛星）為精修正提供便利，但必須假定它會被敵方壓制；星光導航、天體導航、地形匹配和末段光學/雷達識別等作為備份，是把“無外部信號時也能打中”的工程手段。關鍵不在于某一項傳感器多厲害，而在于系統在傳感器部分受損或失效時的自適應修正能力，以及這些能力在硬件與軟件上的工程實現。你要的是在復雜電磁環境中仍有可驗證的命中概率，而不是論文里的最優值。

不過，我國彈道導彈現在吃到的紅利恰恰就在IMU上。原因在于技術的發展。傳統的依靠慣性制導的陀螺儀主要的依據原理叫做“角動量守恒”。

一個高速旋轉的轉子，導彈在飛行中一旦姿態有變化，轉子與殼體之間的相對運動就能被檢測出來，從而測出角速度。雖然經過了快100年發展，這個玩意達到了極致，但其本質導致了很明顯的缺點——有機械摩擦，存在壽命和漂移；體積大，抗振性差，維護麻煩。對于長期貯存、機動顛簸和高過載環境來說，可靠性有限。

現在的紅利就在于已經研究出了利用薩格納克效應激光陀螺儀和光纖陀螺儀。

所謂的“薩格納克效應”是指光在封閉環形路徑中傳播，順時針和逆時針的光程會因為旋轉而產生微小差異。

通過干涉測量，就能把角速度讀出來。

這種陀螺儀的優點是沒有機械轉子不會存在摩擦等陀螺失真等問題，可靠性和壽命大幅提升，靈敏度高，抗振性好。但要求高精度制造，且封裝復雜——不過，對于制造狂魔這樣的我們其實還真不叫事。

對比其他國家，類似于民兵III還是在用這玩意：

美國想改嗎？當然想，但是改這一點夠嗎？遠遠不夠！至于大俄，不提也罷是吧？

至于美國下一代陸基戰略導彈——LGM-35“哨兵”，本來是要在2020年代中后期接替民兵III，作為未來幾十年的戰略支柱。但現實情況是，這個項目從立項開始就伴隨著預算超支、工期拖延和產業鏈斷檔。北方諾斯羅普主導的研制雖然在臺面上不斷釋放“階段性成果”，例如發動機測試、數字模型匹配，但關鍵的整彈飛行試驗一再推后，部署時間節點更是模糊不清。換句話說，它還停留在“計劃里”的狀態，離真正能取代民兵III形成穩定戰備，至少還隔著十年以上的周期。

更要命的是，哨兵并不是簡單的導彈更替，而是一整套涉及數百個發射井、指揮控制系統和后勤保障設施的“大改造”。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都會導致整體延宕。美國審計總署的報告直言，哨兵項目已經陷入成本與進度的惡性循環，預計總開支將突破千億美元，而空軍又不得不為民兵III延壽，確保在2030年代前不會出現“核空窗”。在這種情況下，說它“遙遙無期”，并不是夸張的修辭，而是對當前現實的精準描述：至少在未來一二十年里，美國都要靠半個世紀前的民兵III硬撐，而不是靠著哨兵。

反觀我們，其實又不一小心走了一條正確的路子，當年兩強在冷戰驅動下大規模挖井蓋坑、建造永久發射井，確實是一種“規模與工事”型的戰略選擇：把核力量固化在堅固的基建里，用數量和防護來換取生存。但對我們而言，早期的那些井位在第一擊場景下并不安全——幾枚甚至幾十枚的固定井在情報與精確打擊面前非常脆弱。由此而生的選擇是：不要把所有籌碼都放在“井”里，而把導彈做成能動起來的“存在”。推進車載固體化、道路/鐵路機動發射，實際上是把生存性從被動的基建依賴，轉向主動的空間與時間不確定性——對手在對標時不僅要處理更多目標，還要面對情報搜尋與實時打擊的巨大成本上升。

進一步來看，這條路子還有一個深遠的系統性優勢：當導彈體系本身趨于機動化與模塊化時，外圍的固定資產需求被大幅壓縮，戰略部署的柔性和恢復力隨之增強。我們不再需要為每枚導彈配套龐大的井位工程與長期維護鏈條，而是用更靈活的后勤、分散的基地和冗余的指揮鏈來換取整體的韌性——這既降低了單點被殲的風險，也把對手的計算復雜度提高到不可承受的程度。當然，機動化帶來新的考驗：通信、態勢感知與野戰保障必須跟上，但這正是我們近年同步推進的方向。總體上看，這種策略從戰術層面到戰略層面都是一次“以小博大”的制度性選擇，也是中國當前導彈部署邏輯的核心要義。

不過前面說的這些其實只是我們洲際彈道導彈的兩個小方面而已。其實如果挨個寫，得搞出幾萬字的態勢分析論文了，最近我們的“車—彈轉移對準”、“在動對準”、“隔振與基準基線優化”、“星敏傳感器”、“黑障前更新”、“末段熱—結構—控一體化”等……都有顯著的進步，不過這些東西大多都和之前的固體火箭技術和導航技術類似，就是基礎材料設計和傳感器升級的路數，所以咱們今天就說兩個就得了，也沒太大必要多說太多。

所以嘛，窺一斑而見全豹。可以負責的說，咱們的洲際彈道導彈目前只有一塊短板，其他基本上都是世界一流了。但這塊短板并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策略問題。

1964年10月16日美國東部時間13:10分，美國時任總統林登·B·約翰遜對我們成功的實驗了第一枚原子彈爆炸裝置發表聲明，聲明中稱：

This explosion comes as no surprise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t has been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in planning our own defense program and our own nuclear capability. Its military significance sh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 Many years and great efforts separate the testing of a first nuclear device from having a stockpile of reliable weapons with effective delivery systems.

翻譯過來就是“這次爆炸對美國政府來說并不意外。我們在制定自己的防御計劃和核能力時，已經充分將其考慮在內。它的軍事意義不應被高估。從試驗第一枚核裝置到擁有一批可靠的武器并配備有效的投送系統，還隔著許多年和大量的努力。”

這句話當時被翻譯為美國總統嘲諷我們有彈但沒有槍?，F在我們槍真的很好很棒了，但回頭一看彈似乎有那么一點少——這就是我們洲際彈道導彈的唯一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