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里藏著情報站？一段比諜戰劇還精彩的東北往事

文│馬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由窺視、控制走向了完全侵占，并于1932年在長春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由此開啟了對華系統性經濟侵略的序幕。1932年6月15日，為全面統治東北政治、經濟，日本侵略者吞并了四大行號——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吉林永衡官銀號、黑龍江省官銀號，組建了偽滿洲中央銀行。該銀行一經成立，便成為日本侵略者瘋狂斂財的工具。在實行“整頓金融”“統一幣制”等一系列政策之后，東北地區已初步具備了殖民地金融體制的形態。

而在這一時期成立的金融機構中，志城銀行是一個特別的存在。作為一家誕生在日偽政府統治之下的民營銀行，雖在傀儡政權下生存，卻“出淤泥而不染”，敢于抵制日偽股份，始終保持“民族資本”姿態；另一方面，志城銀行還有一個秘密身份——中共地下組織秘密情報站。在東北隱蔽戰線的各個情報站中，志城銀行隱蔽時間最長、保密和安全工作做得最好。在偽滿政府存在的13年中，志城銀行數次受到日本侵略者發難、打擊，卻又數次化險為夷，于明暗兩線的交織中，與日本侵略者斗爭至黎明之前。

01

金融機構何去何從

為進一步控制東北地區民間金融機構，1933年11月9日，偽滿政府頒布《私營銀行法》，規定凡經營存款、放款和辦理票據貼現、匯兌業務的私營組織，不許獨資經營，必須在一年內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此舉其實是為資金和人員滲透創設條件。此外，如在沈陽繼續從事銀行業務，運營資本金必須達到40萬，不符合條件者限令關閉。《私營銀行法》一出，沈陽金融市場掀起巨浪，嚴苛的經營條件將所有的票號、錢莊攔在門檻之外，日本侵略者妄圖“合理合法”剝奪民族資本的野心昭然若揭。

對山西太谷縣曹家來說，其在沈陽開設的5家錢莊——淵泉溥、富森竣、咸元惠、義泰長、錦泉福自然也在整改之列。這五家錢莊原本經營年久，資本雄厚，素有“富甲全縣”之稱，然而在“九·一八”事變后遭遇金融危機，放款收不回來，存款無力支付，拖欠債款共計九十二萬余元，基本處于半停業狀態，此法規的頒布更是猶如雪上加霜。無奈之下，5家錢莊找到了奉天貸業同業工會主席鞏天民，并向其求助。在鞏天民的建議下，各家經過協商，確定合并組成銀行，取名“志城銀行”，即取“眾志成城”渡過難關之意。

鞏天民

1935年1月4日，志城銀行正式開業。銀行為股份有限公司性質，總行設在奉天大北關火神廟胡同，并在市內大北關、義光街和赤峰設立3處支行。資本額為20萬元偽幣，分為1萬股，每股20元。曹氏家族股東代表曹章甫擔任董事長，鞏天民、趙鈺、戴國忠等人為董事，鞏天民兼任總經理。因有曹家五號過去經營的殷實基礎，加之鞏天民是經濟界的知名人士，有不少人脈資源，志城銀行很快便發展起來。在鞏天民領導下，志城銀行業務量一路攀升，原定延期3年還清的債務在1年之內就提前還清，志城銀行在沈陽金融業迅速取得了一席之地。

銀行家鞏天民，絕對可以稱之為一位“傳奇人物”。作為沈陽金融界大佬，他在生意場上談笑風生、游刃有余，可這樣一位社會名流卻從未被利益蒙蔽雙眼，他還有一個秘密身份，那就是我黨隱蔽戰線上的共產黨員。早在1925年，當時還是裕民銀號調查主任的鞏天民便成為沈陽第一批中共黨員之一。“九·一八”事變后，鞏天民代表沈陽文教、工商、銀行等各方面人士四處奔走呼吁，開展救國運動，在北平期間，鞏天民又與閣寶航、杜重運、盧廣績等人組織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取得聯系，援助和支持東北抗日義勇軍。在今后的數十年里，鞏天民帶領著志城銀行一直游走在明暗兩條斗爭線上，不僅在日偽政府的施壓下將銀行打理得有理有條，還為我黨隱蔽戰線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

02

兩難之境堅守本色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拉開了全面侵華戰爭的序幕。在日本侵略者對中國東北經濟的掠奪計劃中，原本分為“第一期經濟建設”和“第二期經濟建設”兩個階段，其中“第一期經濟建設”側重于對偽滿地區進行經濟掠奪的準備工作，于1936年完成，并計劃自1937年4月開啟“第二期經濟建設”，重心為“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然而“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不得不對計劃原案進行修改，“現地籌措”“自給自足”的方針轉變為“一切服從戰爭需要”的戰時經濟政策，這一變化也進一步印證了偽滿政權的傀儡性質。

金融業方面，1938年，偽滿當局公布《臨時資金統制辦法》，命令偽滿中央銀行的一切活動都要圍繞“充實日滿國防力量”這一目標而進行。同年12月，偽政府公布《新銀行法》，又規定銀行經營主體限定股份組織，資本金最低限額為50萬元，在哈爾濱、沈陽、長春設總分行者資本金需為100萬元以上。因此，有的民營錢莊被迫停業，有的被迫接受日偽資金滲透和人員滲透。

志城銀行也同樣陷入了兩難境地。在此危急情況下，鞏天民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說服志城銀行的股東——主要是山西曹家——增加股本，1938年12月，志城銀行存款達181萬余元，放款達194萬余元，資本金增至100萬元，定為2萬股，每股定為50元。新增加的股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落入日偽殖民政府控制的偽中央銀行手中，志城銀行依然牢牢掌握著經營管理權，又一次挫敗了日偽殖民政府妄圖侵入、滲透的陰謀詭計。

張為先

同時，我黨的抗日工作也受到嚴重打擊。1937年10月，中共奉天市委被日偽當局破獲，奉天市委及其基層黨組織的負責同志70多人相繼被捕入獄。至此，地方黨組織在沈陽的活動被迫停止。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黨中央先后派遣黨員同志到沈陽來開展地下斗爭，其中就有英國留學歸來的張為先。

張為先的父親張惠霖是沈陽著名實業家，在志城銀行有股份，張為先的兩個哥哥張其先、張保先都和鞏天民是朋友。在了解張為先的政治面目后，鞏天民立即安排張為先以股東代表的身份在志城銀行當監察，以方便開展情報工作。之后，鞏天民先后將共產黨員丁宜、余渭、齊貫一、燕又新等人也安排到志城銀行工作，并在銀行內部成立名為“覺社”的秘密情報組織。從1937年10月起，鞏天民利用工作和聯系業務之便，從銀行界、工商界搜集了不少核心機要情報，轉由張為先上報至上級黨組織。二人合作默契，為“東北情報網”的建設邁出關鍵性的一步。

03

隱蔽戰線大有作為

志誠銀行情報站遺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費開支迅猛增加，妄圖通過在我東北實行所謂第二次“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瘋狂掠奪資源以滿足戰爭需要。該計劃預計需要資金100億元，日本國內投資60億元，偽滿洲國本身投資40億元。但實際上日本國內經濟已相當困難，巨額的資金需求只能由偽滿洲國自己解決，在此壓力下，偽滿政府不得不進一步加緊了對東北的金融掠奪。

1942年，偽滿當局在日本內閣的授意下頒布“國民儲蓄會法”，并宣稱“大東亞戰爭愈益接近決戰階段，需要有效地供應大量的資金??應利用一切機會，使各種的浮動購買力轉為儲蓄”。從1939年到1945年，偽滿洲國的民眾“儲蓄目標”從6億元飆升到60億元。戰爭期間，偽滿中央銀行還曾將攫取的黃金、白銀等運往各國換取外匯，購入戰爭必需物資以供日本侵略者所用。在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控制之下，中國民族工商業也遭受了沉重打擊，銀行放款嚴重向日本壟斷企業傾斜，在高壓的政策之下東北的民族工商業一時難以為繼。1942年，日偽政府為了加強對私人資本銀行的統治，實行所謂“強化整備”措施，限定總資產必須達到1000萬元方可成立銀行。

從最開始的40萬到如今的1000萬，短短幾年時間銀行資本金要求漲到25倍，根本目的就是要扼殺中國的本土銀行。志城銀行當時無力籌備資金，便與陳楚材經營的奉天實業銀行合并，成立新的銀行，并保留“志城銀行”的名字。陳楚材為董事長，曹章甫為副董事長，鞏天民為專務董事兼總經理。合并后的志城銀行資本總額為1200萬元，麻德春為常務董事，張為先為監察人，總行設在沈陽市內朝陽大街。在市內沈河、大東、和平、鐵西等區設立分行八處，鞍山、撫順、長春、赤峰等處也設立四個分行，從業人員近三百人。這個時期是志城銀行機構健全、業務發展的全盛階段。

志城銀行支票

志城銀行的股票金額定為24萬股，每股五十元，日偽政府要求公開發行，并允許自由交易。這是企圖通過高價收買手段，使志城股東所有股票逐漸落到日本人手中。在鞏天民游說下，股東們誰也不賣出股份，最后由于偽滿中央銀行經理大島（日本人）向董事長陳楚材施加壓力，陳不得不撥出1萬股，在股票交易所公開買賣。所幸日本人持有的股票甚少，沒能擠進董事會掌權，志城銀行始終為中國人管理經營。

與此同時，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階段。一方面，鞏天民在日常工作中十分警惕日本侵略者的滲透。日方曾介紹一個名叫“候西園”的日本人到志誠銀行工作，鞏天民對其虛與委蛇，委以邊緣崗位——秘書之職，同時向同志們發出警告：此人是日本介紹來的，須嚴加防范。另一方面，鞏天民依然有條不紊地開展著地下情報工作。1943年3月，黨中央派李振遠（化名李長春）和周梅影二同志到沈陽，把分散各處的“覺社”“反帝大同盟”“前進社”“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新知識研究社”等團體合并組成“晉察冀東北救亡總會”，以廣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領導機關仍設在志城銀行二樓。1944年毛主席曾高度評價這項工作：“看來東北不是鐵板一塊，國際線是可以突破的，偽滿工作是大有作為的。”

偽滿政府一直持續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為止。在此之后，志城銀行自誕生之初的紅色印記并未褪色，先后經歷了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社會主義改造等時期，直到1955年，志城銀行正式由中國人民銀行接管，成為人民銀行沈陽分行儲蓄部，以另一種形式融入新中國金融事業發展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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