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一、英雄史觀和人民史觀的爭論問題

歷史的進步是靠英雄還是靠群眾？這是英雄史觀和人民史觀的區別問題。在讀馬列以前，我打心眼里還是覺得祁同偉說的是對的，人民？誰是人民？幾千年來老百姓在什么地方？史書上寫的不全是帝王將相的事嗎？和老百姓有關的都是“大饑、人相食”的記載。絕大多數老百姓肯定不會在史書上留下名姓，貢獻也不會被記住——能活著就不錯了。歷史就是靠那些杰出的人物來推動的。不管是大學結組完成課業、亦或是工作后和同事搭班子完成業務，在沒有一個愿意擔責的領導人物出現以前，團隊往往就是一盤散沙——總得有人拍板，而拍板的人就得承擔后果。

我現在依然肯定杰出人物，也就是英雄的貢獻的重要性。我這樣想錯了嗎？我是沒錯的。馬列主義也不否認這一點。但問題在于英雄的來源。英雄是憑空產生的嗎？是偶然間突然出現的嗎？一個人生來就是英雄嗎？我想不是的。那英雄從哪里來的呢？很簡單，英雄來源于人民群眾當中。那，我也是人民群眾，我怎么不是英雄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談談成為英雄需要做到什么。

二、英雄的來源問題

我認為一個普通的人民群眾要想成為一個杰出人物，或者說英雄，需要做到兩點。第一，要善于總結，并盡可能在總結之上創新。我在教初高中歷史課的時候，會給學生講到賈思勰寫《齊民要術》，徐光啟寫《農政全書》，李時珍作《本草綱目》等等。《齊民要術》是賈思勰寫的嗎？是，也不是。確實是他的著作，但他是總結了前人勞動生產的經驗以后才編寫而成的。同樣的，《竇娥冤》《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的創作，蒸汽機的改進、青霉素的發現等科技成就的產生，也都是后人總結前人經驗創作的。

任何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其作品必然有對現實世界的反映或前瞻。這種反映和前瞻，需要作者深入群眾去收集故事，你只有收集的信息越多，才能在其中找到共性，共性反映群眾訴求，訴求表示行動方向。在作品著作中體現或順應這種訴求，就可以稱之為偉大，這是總結的能力。偉大的發明家及科學家，其成就也必然帶有對前人經驗的繼承與總結，在總結之中或總結之后創新而成的成果，可以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這，也是靠總結。

同樣的，政治上的杰出領導人，也必須具備總結的能力。在革命斗爭時期，一個人必須完成了對當時人民群眾的真實生活水平及社會現狀的深入調查，對收集到的大量資料匯總思考，他才能根據資料反映的群眾的訴求，判斷出當時階段的歷史任務。他收集的資料越全面，總結的東西越多，他的思想才越能對歷史發展的趨勢把控越精準。這種歷史發展的趨勢，我們又叫它客觀規律。同樣的，在和平年代，一個人也必須完成對當地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及社會現狀的調查，在真實且廣泛的調查記錄中提取出能夠反映群眾要求的信息，圍繞這個有共性的信息做決策，才能解決群眾問題。

一個人的思想不可能憑空代表當時歷史條件下人們的普遍愿望，唯有靠總結，才能幫人做到這一點。要做到“總”，就需要深入調查諸多方面，要做到“結”，就需要深入研究其背后的共性。做到了總結這一點，這個人就能得到時代趨勢的助推，才能順應歷史發展。我們說，時勢造英雄，英雄是順應時勢產生的。還有人說，站在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那么，我們怎么判斷歷史趨勢呢？怎么才能知道風口所在呢？就是靠總結。

第二，要善于宣傳，盡可能讓自己及團隊的宗旨讓人看到。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人，怎么才能碰到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唯有靠宣傳，讓他人了解自己靠總結得來的理性的系統的理論。一個人的總結即使再全面再深邃，藏在腦海里，不能被他人所知，也只是一個人的自說自話。再者說了，一個人的調查總結是單一的，不可能做到全面。你必須把自己正確的思想理論宣傳出去，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廣泛地被更多的人接納與認可，眾多人齊動手齊做事，才能將頭腦中的理論化為物質的力量。

宣傳有兩個效用，其一是對內凝聚共識，以做到喚醒與動員。商鞅的徙木立信，陳王的寧有種乎，朱元璋的驅除胡虜，工農紅軍的打土豪分田地等，這些策略與口號的宣傳既能回應訴求、也能塑造自身合法性；其二是對外盡可能多的獲取支持。教員說革命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也就是這個意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也是需要講出來的。

總結和宣傳，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我們都知道一個公式:正確的話用正確的方式說出來，才能達到正確的效果。話語的正確與否取決于總結的能力，方式的正確與否取決于宣傳的能力。沒有總結的宣傳，叫空洞的煽動；沒有宣傳的總結，是被埋沒的金子。我不認同是金子就總能發光這句話——金子只有在光源照到的情況下才能發光。對群眾訴求和社會現狀精準把握的總結就如同金子，而用恰當方式的宣傳就是光源。

到此，我們就已經理清了英雄的來源問題。一個杰出的人物，必然是偉大的總結者，也是卓越的宣傳家。他們既能洞察歷史發展的脈搏，也能讓億萬群眾同這脈搏的跳動相呼應。當然，除此之外，也必然離不開他們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我不認為一個人生來就是神，天生就能對歷史趨勢的把握那般精準。對領導人物的神化是對馬列主義的褻瀆。他們對于歷史的發展和前進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也是因為他們對人民群眾訴求和社會現狀的總結做的更加全面，他們的宣傳做的更加到位，唯此無他。我們若想成為杰出人物，所要奔的方向就是總結和宣傳，就需要我們去深入調查，去理論研究，這是一個需要長久堅持奮斗的過程，世界是我們的，還需要看我們如何做了。

三、人民群眾的創造和選擇，受客觀條件制約

我之前在讀馬列書籍的時候，陷入過一個誤區，就是我認為，既然人民群眾能創造歷史，那么人民群眾也能選擇歷史。如果按我這個角度說來，蒙元、滿清的入主中原，也是人民群眾的選擇。當然這是不對的，蒙元和滿清并不能代表當時歷史條件下先進的生產力。蒙元的四等人制、滿清的血腥大屠殺，這些都不利于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也不可能比中原的農耕文明更為先進。他們只是軍事實力比較強大罷了。

后來我讀了顧誠的《南明史》，才搞明白了這個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舊王朝的統治相當糟糕，新政權的統治也好不到哪去，人民只能在“糟糕”與“更糟糕”中做選擇。在舊王朝秩序已然崩潰，社會極度混亂的情況下，如果新政權（哪怕是外族政權）能迅速結束戰亂，保障基本生存，這對于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來說，都是可接受的選擇了。這只能代表老百姓對生存渴望的一種無奈心態，并不代表對新政權統治方式的認可。畢竟，人得先活著，而后才能談其他。

后來，我的這種思考得到了印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但人民群眾并非在真空中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既定的、客觀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創造。這些條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他們可能的選擇范圍，但并未剝奪其作為歷史主體的能動性。

在這里，我解釋一下后兩句話，什么是“既定的、客觀的條件”呢？我們每個人一出生，就會遇到早已存在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這些條件構成了我們活動的客觀基礎，也設定了界限。比方說我一出生就已經是個工業社會了，這就決定了我的生活必然受現代工業的影響。你不能要求一個秦朝的農民去選擇工業，因為當時的生產力和社會結構不可能給他這個條件。所以我們這一小節的標題就說，人民群眾的創造和選擇，受客觀條件制約。

那么，什么是“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呢？這就又要說回到杰出人物、也就是英雄的作用了。雖然有客觀條件制約，但人民群眾的創造力依然是巨大的，他們的生產實踐、階級斗爭、科學實驗和文化創造等，都在不斷的涌現。這些創造是個體能動性的展現，但這些創造往往是“散”的，如果能將它們連片集中，那么所集成的合力，就能不斷地改變甚至突破既有的條件，推動歷史向前發展。而杰出人物，即英雄所做的工作，除了有自己能動性的創造，還要有將這些創造連片集中的能力，也就是總結的工作了。

英雄要想將無數人民群眾的創造連片集中起來，就必然要從群眾中來；英雄要想仰仗人民群眾的生動實踐去完成歷史任務，就必然要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也是毛澤東同志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選第三卷）中所提到的黨的群眾路線了。我們就是群眾之一，我們今后也或將成為杰出人物，這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肯定是從群眾中來的，至于以后能否到群眾中去，還得看我們自身如何做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