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的紫禁城如何化私為公

1925年10月10日下午二時，乾清宮前一場開幕典禮隆重舉行，莊嚴宣告故宮博物院成立。這座跨越明清五百年的皇宮紫禁城化私為公，成為公益性質的國家博物館。當天，北京市民紛紛涌到故宮，見證這一偉大時刻，除觀看大典，更欲一睹皇家禁地和神秘藏寶。

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時，神武門外景

時間回到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二千年封建帝制，末代皇帝溥儀遜位。但根據《清室優待條件》，退位后的溥儀仍住在紫禁城“后廷”，享有“大清皇帝”尊號，沿用宣統年號，享受中華民國對待外國君主之禮遇。溥儀仍居宮禁，仿佛帝制割不干凈的尾巴，引得保皇派不時有復辟的念頭，造成1917年張勛復辟的鬧劇。其時，民主共和已深入人心，溥儀本人亦無開歷史倒車的主觀意愿和客觀條件，但他無疑成了特殊的符號。

從皇宮到故宮博物院

1924年10月23日凌晨，軍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稱復辟禍根實在清廷，要求取消《清室優待條件》，驅逐遜帝出宮。臨時執政府通過《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主張宣統帝廢除皇帝尊號，溥儀即日移出宮禁，除清室私產，一切公產歸國民政府所有。

不管馮玉祥的真實目的是什么，客觀上“北京政變”促成了故宮博物院的誕生。在政治施壓下，1924年11月5日，溥儀搬離宮禁，紫禁城的前途成為首要問題。“革命”雖成功，但軍人們未曾想到文物的處置。被請來作證的李煜瀛曾長期在法國生活，對法國大革命后“華麗轉身”的盧浮宮博物館相當熟悉，于是提議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東西當收歸國家所有，首倡“將清宮改為博物院”。李煜瀛也因此成為故宮博物院創建的功臣和元老。

李煜瀛像

《故宮掌門人1925—1949》作者章宏偉如是說：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展現的雖是‘文化遺產’，打造的卻是政權合法性，強烈地傳輸了‘革命’的意識形態，并將‘共和’與‘革命’畫上了等號”。

點查文物

1924年，溥儀出宮后，攝政內閣組織成立清室善后委員會，函聘李煜瀛為善后委員會委員長。李煜瀛召開善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清室善后委員會點查清宮物件規則》，從登記、編號到物品挪動，建立了嚴格的監督機制和責任制。嚴格的制度防止了宮外人員染指故宮文物。

1924年12月24日正式點查，除工作人員，還有軍警，確保點查工作有監督、有守衛。點查環境十分艱苦，當時參與點查工作的莊尚嚴后來回憶道：

步入冷宮，寒氣襲人，又無爐火，兩足站地三至四小時痛如刀刺。……我要身穿特制無口袋的工作服，還以白帶系緊袖口，使雙手無處可藏。此乃以預防發生偷盜之事也。

十個月后，點查工作完成。善后委員會編輯出版《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并向社會公開。清宮物品點查過程中，李煜瀛等人考慮到故宮“關于歷史文化者甚巨”，只有把這項“革命事業”漸進為“社會事業”，方不致“受政潮之波動”的影響。清宮物品點查的直接結果是故宮博物院的成立。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一編第一冊（1925年3月1日）

點查文物并形成報告，讓人們了解了故宮文物的數量和保存情況，也為日后堅持點交文物、展覽開放、文物審查與鑒定工作提供了前提。

存廢之爭與經費短缺

1928年，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議案。經亨頤是民主革命家兼教育家，激進敢為，他稱故宮為“頭號逆產”，是封建帝制的象征，只有廢掉故宮才能永絕后患。這一提議震驚了全國文化界。

其時，故宮博物院接收代表馬衡等五人擬寫傳單，詳述故宮博物院創建經過和建院的必要性，指出經亨頤提案之謬誤。傳單上慷慨陳詞：

無論故宮文物為我國數千年歷史所遺，萬不能與逆產等量齊觀。萬一所議實行，則我國數千年文物，不散于軍閥橫恣之手，而喪于我國民政府光復故物之后……

經過各方努力，經亨頤原案被駁回，故宮博物院得以保全。

今天看來，經亨頤的主張十分荒唐，但在當時革命思潮洶涌澎湃下，實則代表了部分人的心態。由此可見故宮博物院在建院早期的處境并非安如磐石。

其實，除了地位不穩固，故宮博物院也有經費不敷的憂患。甚至在1927年因為經費短缺，薪津不能按時發放，一度引發了員工索薪風潮。面對困窘的經濟局面，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會長江瀚靠借款5000元渡過難關，后以策劃端午特別開放活動的門票收入償還。

經費短缺是發展中的故宮博物院一直存在的頑疾。故宮博物院主要靠接受政府撥款維持正常開支，1927年后時有拖欠，日益龐大的開支為日后“處分故宮物品”埋下了隱患。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易培基聚訟不已的“故宮盜寶案”也與經費短缺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文物南遷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三省。如果日軍繼續南下，華北成為戰場，文物勢必遭殃。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去向成為人們懸心的問題。文物是就地保存，還是遷移保存，形成了不同的輿論導向。

胡適、江瀚等就地保存者強調遷移并非易事，遷移過程中文物易損毀，責任重大，且易造成北平人心惶惶，江瀚等人甚至上書國民政府建議軍隊撤出北平，使其成為不設防的文化區域，按照國際公約，“世界上還未必有這樣一個膽大而野蠻的民族，敢在眾目昭彰之下向沒有抵抗的文化設備加以破壞”。這種言論難免書生之見，但代表了相當部分民眾的心聲。

主張遷移者則認為，平津一旦成為戰場，文物若在原地不動，勢必損毀，國亡了尚可復國，文化亡了永難補救。這成為國民政府慎重決策的依據。1933年，國民政府行政院指令北平市政府及交通運輸部門全力協助故宮運出重要文物珍品。

第三批古物南遷搬運木箱情況（1933年3月）

雖然兩方意見不一，但共同的目的都是保護故宮，傳承歷史。

1933年2月文物正式起運，歷經裝箱、押運等困難，四個多月后，有五批文物運到上海，貯藏在租界。又因南方潮濕，氣候不適宜文物的保管，后成立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并作為倉庫地點，1937年將存滬的全部南遷文物轉存至此。

章宏偉研究指出：“抗戰時期，平津兩地文物流失極為嚴重，除侵略者盜竊損毀外，還有外國商人趁火打劫，低價搶購，伺機外運。”故宮文物如果悉數留在原地，后果不堪設想。

事實證明，文物南遷是抗戰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傳奇。“南遷使故宮文物與中華民族的命運連在了一起，與民族獨立、民族尊嚴連在了一起，培育和形成了故宮人‘視國寶為生命’的典守精神。”章宏偉說。

文物西遷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南京情勢危急。剛剛轉遷到南京庫房的故宮文物，分南路、中路、北路三路向后方疏散。這些國寶不得不再次轉徙，開始長達十年的漂泊。

時局危殆，日軍不斷侵入中國腹地，到處轟炸，只有選擇偏遠野外的地方存放才有安全的可能，因此文物西遷之路注定困難重重。水路、陸路，船運、汽運、專列運輸，交通因時因地制宜。如運輸國寶石鼓的北路，專列在徐州、鄭州火車站停靠加水加煤，遭遇敵機空襲，好在似有神佑，最后化險為夷。

木船載文物卡車過河（1938年）

文物西遷路漫漫，途中發生多次翻車事件，均有驚無險。親歷者那志良記載：“有人說，文物是有靈的，炸彈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運走之后，那個地方被炸；現在翻了車，也毀不到它。”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三路故宮文物先后集中于重慶，于1947年全部運回南京朝天宮文物保存庫。三路文物經戰火威脅及長途顛簸，幾乎沒有一件嚴重破損或丟失，簡直是“天佑國寶”。章宏偉說：“這批文物在后方整整過了十年的分散保管時期，經歷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和艱辛，文物沒有較大的損傷，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人類保存文化遺產的奇跡。”

故宮文物西遷是故宮博物院在特殊時期的壯舉，故宮人在險象環生中備嘗艱辛，忠于職守，甚至有人為之獻出生命，強化了“視國寶為生命”的典守精神，延續了民族文化命脈。

故宮博物院從1925年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4年間經歷了北伐、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歷史階段，在艱苦卓絕中為保存中華文化書寫了可歌可泣的一頁。

故宮全景（1930年8月30日以后）

《故宮掌門人1925—1949》以李煜瀛、莊蘊寬、趙爾巽、江瀚、王士珍、易培基、馬衡七位掌門人的事跡為線索，串聯起故宮的變遷史，書寫他們在故宮創立和存續中的抉擇與擔當——李煜瀛首倡“將清宮改為博物院”，開展點查工作，仿效西方的管理方法，將故宮博物院法人化；莊蘊寬兩次抵制軍隊進駐故宮，堅持點交文物；趙爾巽在政府權力更迭之際，勉力維持京師治安；江瀚在任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會長期間抵制移交檔案，國民政府接管故宮博物院后，他主持整理卷帙浩繁的宮廷藏書，又于1932年暫代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王士珍曾兩度勇挑維持北京治安重擔、協助移交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易培基任內完成點查工作、展覽開放、文獻整理出版、古建管理維修，受命故宮文物南遷；第二任院長馬衡組織文物南遷、文物西遷，政治更迭之際拒不赴臺，全力保護故宮文物。

故宮博物院早期掌門人做了一系列建章立制的開拓工作，面對政治威壓、經費匱乏甚至炮火威脅，他們和千千萬萬有識之士用自己的方式詮釋著對中華文化的使命和擔當。

今天我們有責任去了解故宮博物院早期那段不為公眾所知的歷史。章宏偉《故宮掌門人1925—1949》在故宮博物院成立百年之際出版，以七位掌門人的中華文明守護史為主線，輔以百余幅珍稀歷史圖片，帶我們重返故宮博物院成立24年間的“第一現場”。

七個人的中華文明守護史

百余幅珍稀歷史圖片

重返故宮博物院成立24年間的“第一現場”

《故宮掌門人1925—1949》

章宏偉 著

32開 精裝

簡體橫排

978-7-101-16667-5

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