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晚年回憶道：遵義會議上有兩個人反對毛主席，態度十分堅決！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受到重創。
為了保存實力，紅軍不得不進行轉移，被迫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面對著敵人的窮追不舍以及物資的嚴重匱乏，現實的殘酷讓他們的士氣低落。
就在這個關系到全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紅軍在遵義召開了一場會議，而在這場會議中，正是毛主席堅持立場，對于左傾的錯誤路線進行了糾正，這才幫助紅軍從這水深火熱中脫離出來。
不過，據晚年時期的陳云回憶可知，在遵義會議上，有兩個人卻堅持反對毛主席。那么，這兩個人是誰？他們后來又怎么樣了呢？
首先第一個反對毛主席的就是李德。
李德性格暴躁，向來說一不二，他帶兵打仗時幾乎很少考慮當地氣候以及士兵的情況。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他帶領的軍隊屢屢受挫，但他并不以為意，還將這一切推到前線士兵身上。
在他的帶領之下，紅軍數量已下降了五萬余人，全軍只剩下三萬余人仍在堅持前進，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很多人都意識到，若是繼續趕往湘西，本就急需休整的紅軍定將面臨著更大的危險。
于是，眾人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更換當時的軍事領導人，確立更為符合當下情況的路線。對此，周恩來最終拍板，決定在接下來的會議中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教訓。
李德是德國人，雖然語言不通，但他仍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這場會議硝煙彌漫，而眾人還將矛頭指向了自己。
事實也的確是如此，對此，參與會議的同志們結合事實，對他的領導方式進行了嚴厲地批評。
但李德卻始終不愿意承認錯誤，更是將一切損失推到別人的身上，在投票表決時，他還依舊固執己見，反對取消“三人團”以及恢復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
在遵義會議結束后，李德失去了實權，在軍隊中逐漸邊緣化，從領導者變為了長征的參與者。
對此他感到十分郁悶，卻也無可奈何，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堅持跟著紅軍一道，走完了長征全程。而在長征中，李德逐漸認識到了毛主席的深謀遠慮。
后來，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順利會師。就在中央準備北上之時，張國熹不顧眾人反對，堅持南下。為此，李特向中央傳達張國熹命令，卻同中央的同志們發生激烈沖突。
就在爭辯過程中，李特情緒逐漸失控，一度要持槍威脅毛主席，就在這時，李德一個箭步沖上前去，將李特制服，防止了沖突的擴大。
可以說，雖然犯過錯，但李德并不是狂妄自大的蘇聯顧問，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堅定立場，用行動證明了自己忠誠。
第二個堅持反對毛主席的人，名叫凱豐。在遵義會議上，大部分人都對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的錯誤進行了批判，但凱豐卻公開為博古辯護，還同毛主席針鋒相對，爆發激烈的爭吵，期間凱豐更是挖空毛主席，稱他只會紙上談兵，實際上根本不懂帶兵打仗。
而毛主席據理力爭，字字在理，讓凱豐也無法反駁。
不過，凱豐的極力反對根本沒有辦法決定什么。在會議結束后，博古等人指揮權被撤銷，而堅定地同博古處于同一陣營的凱豐也被撤銷了原有的職務。
但是，作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凱豐并不會固執己見，他在不斷反思自己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了錯誤，從而實現了思想上的轉變。
對此，凱豐主動向組織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展開了深刻且誠懇的自我批評。回想當初在遵義會議上的舉動，就連凱豐也表示，當時的自己真是可笑至極。
最終，凱豐堅定地站在毛主席一邊，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帶領東北展開了各項工作。而毛主席也樂于見到這樣一位敢愛敢恨的同志能夠承認自己的錯誤，對此他還給凱豐負責創辦《東北日報》提寫了報頭。
在這之后，凱豐常年堅守崗位，任勞任怨，為沈陽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他的身體難以承受這樣長年累月的艱苦工作，可他卻事事以工作為先，從不以生病為由來逃避責任。最終，終日的勞累加劇了他的病情，讓他早早地離開了人世。
總之，在遵義會議上，眾人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幫助紅軍從險境中脫離出來，也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在這場會議中，雖然李德和凱豐明確反對毛主席的立場，但他們卻難以決定會議的走向。
而在會議以后，李德和凱豐逐漸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能夠走上正確道路，這對我黨來說，稱得上是件有利無弊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