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順騰　白宇昕　劉惠琴｜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賦能突破性創新：影響效應與作用機制

摘　要：高校產業兼職教師是實現產教深度融合，促進突破性創新的重要力量。基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測度突破性創新水平，以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究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研究發現：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產業兼職教師通過提升企業產學研合作深度、技術研發傾向及人才吸納水平三條中介渠道促進突破性創新；通過豐富校企合作資源、加強組織知識吸收能力發揮正向調節作用；其對突破性創新的促進作用在中西部及國有企業更為明顯。未來，應發揮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在產教深度融合中的橋梁作用，構建從頂層設計到實踐落地的一體化突破性創新體系。實施與區域稟賦及企業屬性相匹配的差異化策略，推動實現區域創新協調發展。

關鍵詞：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突破性創新；科技自立自強；產教深度融合

一、問題的提出

突破性創新作為破除關鍵領域技術封鎖、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基石，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驅動引擎。突破性創新具有技術不連續性、突變性、學科交叉性等特征，依賴跨學科和多領域的交互作用，產教跨界協同的知識重組對突破性創新的實現具有重要影響。202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以下簡稱《綱要》），指出應加強優勢學科與重點行業和頭部企業強強聯合，構建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的新樣本，以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同年2月，教育部等八部門印發《普通本科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該文件不僅是對《綱要》提出的“完善產教融合長效機制”的政策延續，更是首個聚焦普通本科高校產業兼職教師隊伍建設的管理辦法，意在通過進一步調動企業參與產教融合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校企在成果轉化、協同育人、協作研發等方面的水平，以促進更多突破性成果的產生。不過，對于我國高等教育的產教協同而言，長期面臨著主體目標分歧、企業參與不足、成果轉化有限等多重困境，高校科技成果的專利實施率、產業化率偏低等問題仍較為突出，且存在專利等創新成果數量劇增而質量有限的“創新泡沫”。面對這些現實問題，《管理辦法》的實施能否使高校產業兼職教師成為提升產學研合作質量、促進產教深度融合的有力抓手，是當前仍待探索的重要問題。

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跨界身份，使他們既擁有扎根產業一線的技術與實踐經驗，又可以將工業界的需求和發展痛點嵌入高校創新體系進行協同攻關。這與突破性創新所強調的多領域交互、跨界知識重組的發展需求不謀而合。可見，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具有發揮推動突破性創新發展作用的重要潛質。由此引發的思考是，雖然產業兼職教師可能會為企業和高校帶來更多產學研合作機會，但若最終合作成果仍局限于創新度有限、轉化率不足的“創新泡沫”，將與政策的實施初衷相悖。基于此，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能否成為產教協同中突破性創新的促進者？如果能，其具體作用機制是怎樣的？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影響是否存在區域等因素的異質性？在嘗試回答上述問題前，首先需要明晰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具體概念。《管理辦法》指出，高校產業兼職教師是由普通本科高校聘請，以兼職方式承擔特定教育教學和實踐創新任務的行業專家。根據這一概念，發現一些高校此前所聘用的“產業教師”實際上已具備“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部分特質。在過去的實踐中，高校會優先聘請來自上市公司的技術高管，這也與《管理辦法》提出的“優先聘用來自大型企業、上市公司高管”的要求相符。據此，本文的研究邏輯是：按照當前《管理辦法》對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界定，對過往符合該概念的“產業教師”進行分析，從而探究產業兼職教師政策面向未來的潛在實施效果。綜上，本研究使用2012—2022年我國上市公司組成的9838條非平衡面板數據，實證檢驗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對于突破性創新的促進作用，探尋產業兼職教師的具體作用機制，為教育強國建設背景下產教融合相關政策的后續完善提供一定啟發。

學者對突破性創新已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涉及概念界定、識別方法、影響因素、發展意義等多個方面。在影響因素方面，突破性創新的產生受政策環境、企業管理、合作網絡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有研究指出產學研聯盟是實現突破性創新的重要組織形式，聯盟知識治理機制能夠通過促進知識共享正向影響組織的突破性創新。實證研究發現，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多元參與者構建的跨界研發網絡是促進核心技術的創新突破的重要方式，產教深度融合下的產學研合作有利于通過不同主體間的優勢互補和資源共享提升創新效能。對于突破性創新的發展意義，學界認為它是實現技術能級躍遷和格局重塑的關鍵抓手，不僅對新興企業和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追趕意義重大，更是促進關鍵技術領域突破、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途徑。

對于“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目前仍處在探索階段，但有關“產業教師”的研究已較為豐富，學者從理論層面探討了產業教師身份的跨界屬性及其意義，認為產業教師的跨界身份能夠促進其調動院校與企業的異質性創新資源，增強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可持續性。此外，由于政策實施前高校產業教師的聘用經常會選擇擁有技術背景的上市公司高管，實證發現高管學業經歷對企業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高管學術經歷可以通過提高企業研發傾向等方式促進產學研合作，進而提升企業的專利產出水平。具有學術背景的高管人員占比越多，產學研合作對企業創新績效的積極影響越顯著。

已有研究對突破性創新的形成、意義與作用等方面已進行了較為豐富的探討，產教融合作為突破性創新的關鍵影響因素被反復提及，然而有關產教協同促進突破性創新發展的研究仍大多停留在院校層面的理論分析，涉及具體作用機制和實證檢驗的研究較為缺乏。而關于產業教師或擁有學術身份高管的研究，則多集中于探討他們對專利申請數或產學研合作的影響，沒有很好回應當前存在的創新質量有限、產學研合作深度不足等問題。鑒于此，通過系統梳理相關研究，提出以下理論假設。（見圖1）

（一）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直接影響

“突破性創新”于1987年由Abernathy W J和Utterback J M首次提出，指的是與組織現有的創新實踐完全不同的創新，能通過技術性能躍升而實現組織能力提升和市場格局重構。突破性創新聚焦前沿技術的開發，能自上而下地幫助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爭取先發優勢。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如何通過提升其技術敏銳度和資源整合能力以實現突破性創新的發展，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目標。高層梯隊理論認為，高管團隊的異質性經驗能夠通過影響組織的戰略選擇過程進而影響其現實表現，實證研究同樣證明了高管的學歷、海外留學經歷等學術背景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產業教師身份的跨界性能夠使其既熟悉特定產業領域，又可以深度參與學校科研創新，從而推動產業鏈、教育鏈、創新鏈的多元融合。據此推測，對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而言，他們的跨界角色身份能使其熟悉產業端的市場需求的同時，又更接近和了解高校學術前沿成果。這種跨場域的社會網絡聯結優勢拓展了組織的資源獲取途徑，有助于組織突破創新慣例，推動其突破性創新的實現。基于此，提出假設：

H1：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能夠提升突破性創新水平。

（二）產學研合作深度、技術研發傾向、人才吸納的中介作用

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能夠將學術前沿理論與產業需求結合，通過人才交叉培養、技術難題定向攻關等方式，促進知識和資源的雙向轉移。這一雙重身份還可以增強校企互信，降低合作談判成本，對于產學研合作的深度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產學研的深度合作對于突破性創新具有積極作用，多主體協同的產學研聯盟通過知識治理機制促進知識共享，推動產學研聯盟的突破性創新。資源基礎理論認為組織的競爭優勢源于其獨特的資源和能力，有利于企業的知識共享、要素整合和風險分擔，為突破性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基礎。

突破性創新因其高風險性、長周期性特征，常常會面臨企業內部資源配置的“理性抑制”，而擁有學術經歷的高管更有可能促進企業創新。一方面，有產業兼職教師身份的高管更易接觸學術前沿信息，使企業將資源投向高風險、長周期的探索性研發，同時學術界的開放創新文化也可能影響高管決策，降低組織對短期績效的過度關注，提升企業的創新研發傾向；另一方面，研發傾向的提高將使企業更有動力把財力與人力資源向探索性研發傾斜，進而為突破性創新的實現提供良好經濟與人力基礎。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驅動視角下的創新理論認為，突破性創新需要長期性知識積累和不同學科知識重組，離不開高水平創新人才的參與。有研究發現，人才吸納是促進企業自身技術創新的重要渠道。產業兼職教師作為連接企業與高校的橋梁，一方面可以在產學研深度合作的過程中增強企業對創新人才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深度參與院校科研活動中精準識別技術緊缺人才類型，最終成為推動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供需對接的關鍵助力，從而為企業突破性創新提供更為堅實的人才支撐。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2a：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能夠通過提升產學研合作深度促進突破性創新。

H2b：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能夠通過提高技術研發傾向促進突破性創新。

H2c：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能夠通過提高人才吸納水平促進突破性創新。

（三）產業兼職教師資源效應、技術背景的調節作用

依據資源基礎理論，企業的異質性資源是其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企業的創新活動依賴于多種資源的有效配置，高管的產業兼職教師身份可以幫助企業整合各方資源，形成協同效應。如以往關于產業教師的研究發現，產業教師能夠助推企業與院校產生深度互動交流、融合各組織創新要素。同理，有兼職教師身份的高管能夠接觸到學術界的前沿知識、研究成果以及豐富的教育資源，可以將產業界的實踐經驗反饋給學術界。這種身份使得高管可以整合政府、高校和企業等多方面的資源，如獲取前沿技術知識、行業政策信息、技術緊缺人才等，提高企業的資源整合能力。與此同時，企業與高校之間通過高管的兼職教師身份這一橋梁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可以更好地實現知識溢出和技術創新，加速知識和技術在企業與高校之間的流動，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效率。綜上可知，具有產業兼職教師身份的高管能夠通過推動資源整合、抵御創新風險以及促進知識溢出等方式，為企業的突破性創新提供有力支持，這一過程受到資源效應的正向調節。

知識基礎觀是資源基礎理論的延伸，認為企業是一個知識處理系統，能否有效地整合、獲取、管理和使用知識是企業的關鍵能力之一。同時，企業對外部新知識的吸收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先前所擁有的相關知識水平的影響。在信息高度專業化的環境下，產業兼職教師身份引入的外部前沿知識仍需有效識別、精準評估、高效利用才能最終驅動突破性創新，這樣的轉化需要企業內部具備相應知識基礎的“認知匹配者”，具備深厚技術背景的高管有可能擔任這一關鍵角色。首先，有技術背景的高管能夠更深刻理解產業兼職教師身份接觸的復雜、抽象的前沿科學原理與技術概念，將這些學術語言翻譯成企業研發人員可理解、可操作的技術方案和商業語言，降低了知識跨組織、跨領域流動的交流成本，提高知識溢出效率。此外，高管團隊的技術背景還能助其更準確地分析前沿知識中蘊含的突破性創新機會及其潛在價值與風險、提升資源配置的精準性與效率，也可以更精準識別其所連接的高校中與企業創新適配的人才和技能、強化跨領域人才整合能力，有效提高產業兼職教師引入的外部高價值知識與企業內部吸收創新行為之間的轉化效率。如已有實證研究發現，有IT背景的高管能敏銳識別數字創新機會、推動企業創新的人力和財力集聚，從而推動企業創新。綜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3a：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與突破性創新間的關系受其資源效應的正向調節。

H3b：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與突破性創新間的關系受高管團隊技術背景的正向調節。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的確定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選擇綜合考慮了相關政策及數據可獲得性等因素。一方面，黨的十九大以來，已確立了我國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深度融合技術創新體系。《綱要》進一步指出，應著力推動重點行業及頭部企業與高水平高校、優勢學科的產教深度融合。其中，上市公司不僅是相關領域的頭部企業，上市公司的信息強制披露制度也為數據的可獲得性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關于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聘用要求，《管理辦法》提到，可優先聘請來自大型企業、上市公司或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的高管。而上市公司高管的相關任職、任教信息，同樣可以從高管人物信息數據庫中獲得。綜上，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最終選擇高新技術企業的上市公司及其高管，該研究對象既符合相關政策導向，又兼具了數據的可得性優勢。

（二）變量定義及測度

1. 被解釋變量。對于突破性創新的計算，相關研究主要根據企業所申請的專利IPC分類號，回溯五年作為窗口期，若某企業在過去五年內沒有在該領域申請過專利，那么該領域的新專利將被視為該企業的突破性創新。然而，上述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僅能代表單一企業的突破性創新情況，其實際操作定義相對狹隘。此外，IPC分類號承載的信息量也較為有限，往往無法全面地捕捉和識別專利中的新知識元素。綜合上述問題，本研究借鑒黃先海改進后的突破性創新計算方式，運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NLP）對專利的摘要文本進行分析，以充分挖掘專利文本中隱含的技術關聯性和技術內容的實質性變化，從而更客觀地評估和識別所有觀測樣本的突破性創新成果。具體操作如下：首先，本研究提取了樣本企業2012—2022年間申請的共計814567條發明專利。對發明專利的摘要文本使用Python進行分詞，并在通用中文詞典基礎上補充戰略性新興產業、數學、物理、計算機等術語詞庫，以提升分詞的精確性；其次，將分詞后的摘要文本作為語料庫，進行無監督式機器學習訓練。通過分析詞語間的位置關系和語義，以便對包含所有詞的高維向量空間進行數據降維；再次，用訓練后的模型計算兩兩專利間的向量距離，得到專利相似度；最后，專利的創新度（Innovativeness）被定義為其與前五年內所有專利的平均語義相似度取倒數后的自然對數值。

模型（1）中，i、j代表專利，t代表年份，Bt代表專利所在年份前五年內的所有專利集合，ρij是兩專利間的語義相似度，N代表專利數量。對于某項專利而言，計算得到的創新度取值越大，說明該專利的文本表達中對已有專利的重復較少，即其原創性內容和創新度較高。參考Kelly等提出的突破性創新的表征方式，把各個年度中創新度位于前10%的專利識別為突破性創新。之后根據所標識的突破性創新的所屬企業，按照年份匯總到各企業中，將匯總后的結果加一取對數即各樣本企業的突破性創新水平。

2. 解釋變量。對于高管團隊中的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占比，本研究按照以下步驟獲取：首先，從上市公司高管人物信息庫中篩選出本研究樣本企業所涉及的高管信息數據（每個高管對應唯一人物ID）；其次，把“兼職教授、兼職副教授、實踐導師、研究生導師（兼職）、聯合導師”等與高校兼職教師相關的詞語加入匹配詞典，使用Python將詞典中的詞與高管人物簡歷中的信息進行匹配；最后，對匹配得到的數據進行人工校準和去重，共計得到觀測區間內1428條具有產業兼職教師身份的高管數據，將該結果逐年、逐企業進行匯總并除以企業當年高管團隊總數即得到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占比。

3. 中介變量。結合前文研究假設，本研究設置了三個中介變量：首先，借鑒已有研究，根據企業與各產學研合作伙伴的平均合作次數測算企業的產學研合作深度，這一數值越大，說明企業與高校合作次數越多、聯系越緊密；其次，選取企業研發費用作為衡量企業研發傾向的代理指標。同時為減少異常值的影響，對上述變量加一后取對數進行計算；最后，本研究借鑒相關研究，以研發人員在員工中的占比刻畫企業的人才吸納能力。

4. 調節變量。根據前文研究假設，本研究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資源效應參考已有研究按照企業產業兼職教師所兼職高校的合作專利申請數/企業聯合專利申請總數計算；高管團隊技術背景則依據企業具有生產、研發等工作經歷的高管在團隊中的占比測算。上述變量同樣加一后取對數。

5. 其他控制變量。參考以往學者的有關研究，對企業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資產流動比率和總資產等變量進行控制。

（三）數據說明

本研究以2012—2022年我國A股市場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相關數據來源如下：專利申請明細數據來源于國家知識產權局官網，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高管人物信息數據來自CSMAR國泰安數據庫的高管人物信息庫，其他企業相關數據同樣來自CSMAR國泰安數據庫。為提升研究結論的準確性，對原始數據進行如下處理：首先，剔除2012—2022年觀測期內發生過ST或*ST標記的公司，以及上市時間不足三年的樣本企業；其次，按照企業屬性剔除了房地產、金融行業的公司；最后，剔除基本信息、財務數據以及人物特征等數據披露不全并且無法通過插值補齊的樣本企業。經過數據預處理，最終得到9838條年份-企業的觀測值。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進一步，本研究還進行了VIF檢驗和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各變量相關性檢驗大都顯著，VIF值位于1~2.13之間（均值為1.45）遠低于5，表明變量相關性較強且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四）模型設計

1. 基準模型。針對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影響，本研究采用高維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基準回歸估計。模型設定如下：

式中，i和t分別表示企業和時間，Yit表示i企業第t年突破性創新水平，Xit為i企業的高管團隊中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在t年的占比，Zit表示控制變量的集合，μi和θi分別表示公司i所在省份和行業的固定效應，δt為年的時間趨勢。εit表示殘差。

2. 中介效應模型。為驗證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中介影響機制，構建如下模型進行檢驗：

其中，Mit為中介變量，分別為產學研合作深度、技術研發傾向和人才吸納水平。其他變量含義與式（2）一致。在得到回歸結果后，使用Sobel法對估計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以增強中介機制的可信度。

3. 調節效應模型。基于前文的理論分析，為進一步檢驗具有產業兼職教師身份的高管的資源效應和技術背景的調節作用，本研究在基準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上述變量與產業兼職教師的交乘項，構建的調節效應模型如下：

式中，Rit為調節變量。η為交互項的系數。其他變量含義與式（2）一致。

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

本研究利用模型（1）進行基準回歸分析。表2列（1）和列（2）均考慮了省份、行業、年份的固定效應，列（2）在列（1）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控制變量。表2的結果顯示，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都在0.1%水平上顯著為正。產業兼職教師規模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突破性創新。假設H1得到驗證。

（二）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為控制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并提高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研究分別進行了如下檢驗：一是使用雙重差分模型控制本研究潛在的雙向因果問題；二是更換解釋變量的度量指標并對被解釋變量進行滯后處理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1. 雙重差分模型檢驗。盡管本研究已經控制了一部分可能影響OLS回歸結果的重要變量，但仍可能因為遺漏某些其他相關變量而導致估計結果產生偏誤。此外，對于突破性創新水平較高的企業（如高新技術），公司的技術型高管會更容易被高校聘用為兼職教師，因此解釋與被解釋變量間可能存在潛在的雙向因果問題。為控制該內生性問題，本研究以企業高管團隊中產業兼職教師的變更為觀測事件，采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回歸。僅保留觀測期內企業高管團隊中產業兼職教師變更一次的樣本，并參照已有研究的做法，構建以下兩個子樣本：子樣本1包含在觀測期內高管團隊一直無產業兼職教師，以及從無產業兼職教師變更為有產業兼職教師的公司樣本；子樣本2是在觀測期內高管團隊一直聘用有產業兼職教師的高管，以及從有產業兼職教師變更為無產業兼職教師的公司樣本。其中，在子樣本1中若公司在第t年高管團隊從無產業兼職教師變更為有產業兼職教師，則該公司從第t年開始至以后年度DID取值為1，否則為0。類似的，子樣本2若企業高管團隊在第t年從有產業兼職教師變更為無產業兼職教師，則該企業從第t年開始至以后DID取值為1，否則為0。雙重差分模型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其中子樣本1的DID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高管團隊擁有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可以顯著提升企業的突破性創新水平。而在子樣本2中，DID系數負向不顯著，意味著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離職，可能會對企業的突破性創新產生負向影響，但該影響并不顯著。

采用DID模型進行檢驗時，需保證模型滿足平行趨勢假設。考慮到本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產業兼職教師在企業中從無到有的過程對突破性創新的影響，結合前文雙重差分模型的回歸結果和子樣本1所占的比重（87.691%），后續討論將主要圍繞子樣本1展開。如圖2所示，可以發現：在企業加入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前，估計系數圍繞0上下波動且不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顯著性水平。說明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引入對于突破性創新并不存在預期的正向促進作用和事前趨勢，滿足平行趨勢假定，符合雙重差分的估計條件。而在高管團隊引入產業兼職教師后，系數至少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同時影響效應呈不斷增強的趨勢，與前文研究結論形成印證。

2. PSM-DID檢驗。為盡可能避免樣本自選擇偏誤帶來的干擾和影響，本研究對樣本組1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選擇基準回歸中的控制變量作為協變量進行logit回歸，基于1∶1最近鄰匹配為處理組匹配特征最相似的控制組樣本。對比匹配前后的傾向得分核密度函數圖，（見圖3）能夠發現匹配后處理組與控制組的核密度圖趨于一致，說明匹配效果良好。以匹配后的樣本重新檢驗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影響，表4中（1）的結果顯示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仍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該結果進一步支持了本研究的實證結論。

3. 更換被解釋變量和滯后一期回歸。為檢驗研究結果的穩健性，本研究將解釋變量替換為企業高管團隊是否擁有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0~1變量。檢驗結果見表4的列（2），該結果與表2中初始回歸結果基本一致。此外，由于高管團隊產業兼職教師對企業突破性創新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性，故本研究將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處理成新變量，回歸結果見列（3），該結果同樣穩健。研究結論進一步說明了本研究模型的適當性和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三）機制檢驗

1. 中介機制檢驗。表5分別匯報了三個中介變量對突破性創新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具體來說，列（1）中，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占比的回歸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提升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能夠有效促進產學研合作深度。列（2）中，產學研合作深度與產業兼職教師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和0.1%水平顯著為正，說明高校產業兼職教師能夠通過提高企業產學研合作深度，進而提升其突破性創新水平。中介檢驗結果通過Sobel中介效應檢驗，前文假設H2a得以驗證。同理，綜合列（3）和列（4），相關變量均至少在1%水平顯著為正，說明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可以通過增強企業技術研發傾向促進突破性創新。中介檢驗回歸結果通過Sobel中介效應檢驗，假設H2b成立。最后，由列（5）和列（6）可知，相關變量同樣至少在1%水平顯著為正，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可以通過提升企業人才吸納水平促進突破性創新。回歸結果通過Sobel中介效應檢驗，假設H2c成立。

2. 調節效應檢驗。由表6可知，兩個機制變量的主效應均顯著，交互項顯著（為避免多重共線性問題，已對自變量和調節變量進行了去中心化處理），結果表明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影響突破性創新作用機制和渠道成立。這一影響機制通過產業兼職教師的資源效應增強了企業與上市公司高管與兼職高校的聯系，進而強化了產業兼職教師對企業突破性創新的正向影響。而高管團隊的技術背景越強，越能識別、吸收并轉化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傳遞的前沿知識與技術線索，提升研發資源配置效率與探索式創新的執行力，從而強化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正向影響。研究假設H3a、H3b成立。

綜上，產業兼職教師作為高校與企業之間的橋梁，通過增強企業的產學研合作深度、技術研發傾向和人才吸納水平，能夠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的互動，為企業帶來更多的科研資源、人力資源與技術支持。同時，產業兼職教師的引入還將優化企業的創新資源配置，使企業在研發投入上更注重前沿技術突破，這為企業開展突破性創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此外，高管團隊技術背景越強，企業對兼職教師引入的前沿知識與外部網絡的識別、吸收與轉化能力越高，能夠形成更高效的研發組織與治理支持；疊加產業兼職教師的資源效應，共同優化企業創新生態系統，激發并提升其突破性技術的研發能力，最終實現突破性創新能力的整體躍升。

（四）異質性分析

1. 地區異質性分析。本研究根據上市公司的注冊省份，依據《關于明確東中西部地區劃分的意見》對樣本進行了分組，為更好進行組間差異系數檢驗（Fisher’ s Permutation test），將樣本省份劃分為東部和中西部。表7結果顯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企業產業兼職教師占比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但中西部地區系數值和顯著性均比東部地區高，且這種差異在組間系數差異檢驗下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可比較性。這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產學研合作和創新體系較為完善，因此產業兼職教師的影響效應相對較為平緩。而中西部地區創新資源相對匱乏、校企合作基礎較為薄弱，產業兼職教師的引入能夠有效彌補這一不足。

2. 企業經營性質的異質性。企業的產權屬性決定了其戰略目標與資源稟賦的差異，本研究據此將樣本劃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兩組。根據表7結果可知，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影響僅在國有企業中顯著成立，組間系數差異顯著。究其原因。國有企業往往承擔著服務國家戰略、攻克關鍵核心技術的使命，其創新導向使企業更有意愿和動力與高校進行深度、長周期、高風險的合作，并為這類前沿探索提供“耐心資本”和資源支撐。相較之下，非國有企業受市場競爭與短期盈利壓力驅動，其產學研合作更傾向于解決迫切的市場需求，創新活動更多表現為漸進式改良，此時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邊際貢獻相對有限。

四、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本研究選取2012—2022年1209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數據，實證檢驗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影響效應，主要結論如下。①固定效應模型的實證結果表明，產業兼職教師能顯著促進突破性創新，該結論在利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因果識別及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②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可以通過增強產學研合作深度、技術研發傾向和人才吸納水平提升企業突破性創新。同時，產業兼職教師的資源效應和高管團隊技術背景能夠進一步加強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正向影響。③異質性分析結果顯示，區域差異方面，產業兼職教師在對中西部地區突破性創新的影響效應更明顯，對東部地區影響稍弱；從企業性質看，產業兼職教師對突破性創新的正向影響僅在國有企業中顯著。

（二）啟示與建議

1. 充分發揮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在產教深度融合體系中的橋梁作用，構建從頂層設計到實踐落地的“教研用”一體化突破性創新體系。突破性創新往往需要跨學科知識融合以及較長的研發周期，單一主體一般難以獨立完成。高校兼職教師的雙重身份使其擁有對學術前沿的深刻理解以及對市場需求的敏銳洞察，以產業兼職教師作為對接學術資源與產業需求的橋梁，有利于緩解企業在突破性創新研發過程的短視行為，提升其知識吸收水平，推動企業的研發工作向著更具前瞻性的方向發展。同時，產業兼職教師可以把工業界的需求和發展痛點融入教學當中，為學生帶來最新的產業動態與前沿技術，使教學內容更符合產業創新發展的現實需要。《管理辦法》作為首個聚焦普通本科高校產業兼職教師隊伍建設的政策文件，其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凝聚多方力量，共同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從而形成從頂層設計到實踐閉環的一體化創新制度框架。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高校需明確崗位說明書與最低在校服務時數，細化“課程共建-項目聯合-學生培養-成果轉化”的職責，通過共授核心課程、聯合指導畢業設計、參與學科交叉平臺建設等實現“教研用”的閉環。此外，應完善高校側的知識產權與利益沖突治理，設置聯合署名、共同所有或優先使用權等規則，防止學術偏離與過度逐利。打通從高校科研問題提出、企業需求對接到技術中試的鏈條，切實把產業兼職教師的橋梁作用落到高校課堂的日常實踐中。

2. 進一步完善政府、高校與企業三位一體的協同激勵與支持政策，系統性放大產業兼職教師的資源效應與創新潛能。一方面，應有意識放大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資源效應，鼓勵企業與其高管的兼職高校針對突破性創新開放并共享大型儀器與試驗平臺、研究人員及前沿知識，建立跨學科、跨產業、跨領域的常態化協同創新網絡，促進校企雙方的知識、技術、資本及人才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共享與順暢銜接；另一方面，政府層面可面向國家急需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實施針對性的“揭榜掛帥+產業教師專項”。高校層面也需完善產業兼職教師的入職培訓與教學研修，以保障其在高校內部能教、能研、能轉化。企業則可由具有技術背景的高管牽頭確立突破性創新的技術路線，產業兼職教師負責把學界前沿與應用需求精確匹配，從而共同促進突破性創新。

3. 實施區域稟賦及企業屬性相匹配的差異化策略，推動實現我國區域創新的協調發展。區域維度上，中西部高校宜實施柔性引才和遠程協同的組合政策，如建立跨區域產業兼職教師名錄庫、在線聯合授課與虛擬研發平臺，優先圍繞地方優勢產業和關鍵卡點技術開展校企地聯合攻關；東部地區則應從數量導向轉向質量優先，把關高校產業兼職教師的項目質量與產業采用率，以緩解“創新泡沫”問題。此外，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公共性、戰略性屬性特點使其同樣需承擔一定的服務國家戰略、攻克關鍵核心技術的使命，其性質能夠為突破性創新的長周期、不確定性探索提供實驗室之外的寶貴試錯空間和工程化條件。因此，高校可優先聘用來自國有企業的高校產業兼職教師，圍繞國家重大需求與企業共建創新聯合體，將產業兼職教師制度深度嵌入到這種戰略協同之中。而對非國有企業，則可通過稅收抵扣、知識產權快速預審與成果轉化金融工具等降低其參與成本，以提高產業兼職教師制度的穩定性以及他們對突破性創新的促進作用。通過上述差異化發展策略，以便更為靈活、精準地適配不同主體的突破性創新發展需求，推動實現我國區域創新的協調發展。

【姜順騰，清華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白宇昕，清華大學教育學院科研助理；劉惠琴，通訊作者，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黨委書記】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