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第一網紅“燃燒的陀螺儀”，是“民航丁真”嗎？

我不是陀螺儀的粉絲。
他剛火起來的時候，我不知道他。
他火到我不得不知曉他的時候，我也一點也不喜歡他。
那時我的想法就覺得飛行員就該飛，不該搞其他，該專心提高技術，以及做好為人處事，協調好人際關系……而不是做網紅。
在學飛變卷以前，我們這種想法其實很普遍，因為那時學出來壓力真不大，你不當擺爛哥在本部玩一年再考ICAO航線已經算上進了，分院里一半學技術，一半學為人處事。
要看懂形勢，看懂大局，看懂組織框架，技術當然要過關，除此就是渴望待人接物的成熟，怎么交朋友，和大哥相處，怎么理清明暗規則，不越界，和光同塵……
那時，感覺努力上進就是，快點放機長，然后行政兼職，中隊長，中心經理，大隊長/總飛行師，飛行部總經理，最后就是運行副總裁。
亦或是放機長，然后考進局方，然后地方局-監管局，調去調回慢慢升。
不管走哪條路，放機長都是最重要的，基本是當時的常識。
那時，我還不用抖音，甚至對短視頻充滿偏見，認為短視頻讓人變笨，喜歡用B站。

陀螺儀的爆火，就超乎了當時的我的認知。
那時的我，也有心氣，也不承認說自己比別人差，不愿意理解認知以外的東西。
那時我不喜歡陀螺儀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有千萬粉絲，而是因為他得到了太多官方的榮譽，我覺得他運氣太好。
我覺得拍拍視頻誰不會，就覺得，只該捧劉傳建這樣靠技術和經驗拯救生命財產的飛行員，為什么要捧一個拍抖音走紅的？
不喜歡陀螺儀的飛行員，就像不喜歡丁真的做題家，我兩個都占了。
但是，我忽略了他們走紅的本質差異、背后的個人努力，以及最終創造的社會價值。
這種簡單類比，源于我對“成功”路徑的單一理解，以及對新媒體時代個人價值實現方式的認知局限。
我覺得陀螺儀，不過是不務正業，把我們平時拿來看手冊、陪大哥的時間拿來剪視頻，踩中流量風口，就火了。
我覺得丁真，不過是“顏值”或“運氣”，為何寒窗十年不如一張臉。
然而現在，我不討厭丁真了，陀螺儀遇到麻煩，我也并沒有高興，我反而想替他說幾句話。
丁真的走紅更像是一個文化現象。他迅速被納入當地旅游發展體系，與理塘縣國資委下屬單位簽約，成為理塘縣的旅游大使。他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為家鄉旅游業帶來前所未有的關注度，從而帶動經濟發展。
而陀螺儀，他通過鏡頭語言將復雜的航空知識轉化為通俗易懂的視覺內容，提升了公眾對民航行業的了解和認同，影響了許多飛行學員和飛友。此外，他還積極投身公益，用影響力傳遞社會正能量。
對兩人走紅方式的“不喜歡”或質疑，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對“成功”路徑的某種傳統期待——即更看重經由長期、艱苦的專業積累獲得的成就，而對看似“捷徑”的流量成名抱有疑慮。
但是，“紅”之后的關鍵是價值沉淀：短暫的流量關注是表象，能否將流量轉化為持久的、積極的社會價值才是關鍵。
多少網紅，紅過一陣就涼了？
丁真融入了地方旅游宣傳的長期規劃；
陀螺儀則持續輸出專業、正能量的內容，提升了行業形象。
他們都嘗試將個人影響力與更廣泛的社會價值相結合，這本身值得肯定。
而如今，陀螺儀的困局來自這個變化的環境，如今飛行員的日子不如以往，但神秘感仍在，航空業得到與日俱增的關注，一點小事情就會上熱搜，更別說大事情。
對一些單位來說，意識形態和輿情監管的工作壓力，空前巨大，內容控制的傳統思維會成為主流：
比如一些單位或機構在面臨負面輿情或不受控的傳播時，首選策略可能是要求刪除稿件或內容，以期快速“消除影響”，而非采取更開放、更注重溝通和疏導的方式。
對于陀螺儀這種突出的個人品牌，即使你沒有犯事，但是你的影響力某種程度上獨立于體制傳統晉升通道之外時，那領導必然會產生一種天然的審慎，甚至是不適。
其次，對“不可控”風險的規避：
體制的運行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流程、規章和可預測性。
“燃燒的陀螺儀”這樣的個人IP，其創作內容、互動方式、乃至一言一行，雖然總體正向，但畢竟存在一定的不可控性。
對于極其強調安全、穩定和形象的民航系統而言，這種不可控性本身可能就會被視為一種潛在風險。
即便其內容本身是正向的，巨大的流量也意味著更大的被審視壓力和可能的話題變異風險，體制可能會出于避免“多事”的考慮，希望其熱度降溫或更“穩妥”地發展。
但是毫無疑問，個人需要理解體制運行的同時，體制也需要更新管理智慧。
優秀的個人IP對于提升行業整體形象、吸引年輕人才、進行有效公眾溝通而言，是寶貴的資產。
與其簡單抑制或控制，體制更需要思考如何將這種個人影響力更好地納入組織框架，實現共贏。

比如廈航的飛行員“陳玉亭”和空乘“林佳”就對廈航品牌起到很好的正向宣傳效果。
從“不喜歡”到“想替他說幾句話”，因為我開始認識到，首先，個人的成功和價值實現可以有多元路徑，其次，體制也需要不斷調整以適應新的時代變化。
“燃燒的陀螺儀”這次事件，與其說是個人與體制的對抗，不如說是新媒體時代的個體創新力量與傳統管理體制之間的一次碰撞與磨合。
理想的結局不應是某一方的妥協或壓制，而應是探索出一種既能包容個體創造力、又能保障組織穩健前行的新型共生關系。
這過程必然伴隨陣痛和困惑，但正如我對陀螺儀和丁真看法的轉變一樣，它也可能催生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更進步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