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歸隊》中殘忍的“血拔計劃”，看日寇毒化政策對中國的危害

“看著敵人一針一針把“帕飛丁”打進田小貴的身體，就忍不住一陣心痛。”

這是最近反映抗聯十四年抗戰的電視劇《歸隊》中的情節，日軍制定“血拔計劃”。用“帕飛丁”控制田小貴，但最終田小貴還是用精神意志戰勝了藥物控制。

之前我們也聊過了，“帕飛丁”實際上就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稱的冰毒，二戰時期德軍為了在極惡劣的環境下保持戰斗力，曾將“帕飛丁”當做軍用品，配發給一線的作戰人員。

同樣，二戰時期日軍也有自己用的苯胺類藥劑，如“貓目錠”、“突擊錠”或“空擊錠”，士兵使用以后能夠不知疲倦的作戰。

在軍國主義思想余毒未清除的情形下，二戰結束后，日本國內并沒有如德國一樣對二戰罪行悔罪，而是把戰敗當成恥辱，在這樣一種情緒下，日本大量國民飽受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壓力，苯胺類的藥劑就成為他們釋放情緒的辦法，他們還貼心的給這種藥劑取名為“覺醒劑”。

一直到1951年，日本才正式下令取締了“覺醒劑”，但即便如此，日本社會中的藥品特別是苯丙胺類興奮劑的濫用現象仍未能立刻消除，直到1954年后才慢慢減少。

就從這個角度來看，苯胺類藥物作為二戰時期一種新型的藥劑，日軍似乎不太可能對俘虜用（畢竟日本人自己都不夠用），他們企圖在精神上控制中國人，用的只有可能是鴉片、嗎啡以及海洛因這種舊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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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部分資料顯示，在中國東北十四年抗戰里，日軍731部隊曾大量使用致幻劑、鴉片制劑等對俘虜進行實驗，部分受害者被迫成為“間諜工具”。

日軍在東北秘密推行“毒品戰”，僅1938年就查獲731部隊用毒品控制抗聯俘虜案例49起。受害者被注射后會出現幻聽、肌肉溶解、臟器衰竭等癥狀，平均存活時間不足兩年。

其中田小貴原型人物張惠民的檔案記載：

“雙手殘疾，毒癮深入骨髓，每日需注射3次嗎啡，最終因心臟破裂死亡。

（以上均來自網絡，未查到出處）

1840年中國打過一次鴉片戰爭，對鴉片這種東西并不陌生。

鴉片是從罌粟中提取出來的，屬于初級毒品，呈黑色或褐色。其氣味強烈，有氨味或陳舊尿味。一般經燒煮和發酵，便成了可供人吸食，有香甜氣味。

根據化學檢驗，鴉片中含有10%嗎啡，所以嗎啡與鴉片提純以后得產物。而嗎啡在加入醋酸酐等物質提煉以后，生成鎮痛效果更佳的半合成化衍生物，這就是最早合成的海洛因。早期海洛因還被用來治療嗎啡成癮。

不難看出，鴉片、嗎啡、海洛因是屬于同種毒品。

日本當年在中國銷售販賣毒品，主要也是以上三種，他們企圖用毒品摧殘中國人的精神意志，已經不是一天兩天。

之前我們就聊過，從甲午戰爭開始，日本就有意識的向中國輸入鴉片、嗎啡、海洛因等毒品，甲午戰爭后，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后，日本在臺灣傾銷鴉片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后，便開始有意識有目的向中國輸送毒品。

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非法藥物都來自日本，他們兜售販賣毒品，一方面摧殘中國人的抵抗意志，一方面則是攫取巨額財富，以實現他們“以毒養戰”的目的。

根據資料記載，僅是1939年日本人在上海開設的販毒機構華中宏濟善堂，通過各地的銷售網絡，（1944年關門歇業）五年時間就攫取財富10億日元，要知道當時日本建造一艘航母僅需要8000萬，一個宏濟善堂就能給日軍造12艘航母。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已在東北地區開展毒品販賣活動。日本浪人和特務在關東軍保護下，在關東租借地（如大連）從事非法毒品交易。關東軍第四課（負責政治事務）將鴉片視為“特殊武器”，用于征服中國。販毒所得支持了間諜活動和挑釁行動，包括策劃九一八事變。

1916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長加來佐賀太郎提出，若在中國4.2億人口中5%吸食鴉片，每年可獲利5.54億日元，顯示了日本對毒品經濟潛力的早期估算。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于1932年建立偽“滿洲國”，并于1933年頒布《鴉片專賣法》，設立鴉片專賣公署，合法化鴉片的種植、經營和吸食。

日本通過利誘和強制手段，迫使中國農民改種罌粟，取代大豆和高粱。到1935年，東北鴉片種植面積超過106.65萬畝，年產鴉片500-600噸。熱河、吉林等地成為主要種植區，大連則成為毒品集散中心。

日本在吉林四平附近的八面城建立了大型毒品制造基地“制藥中心”，生產海洛因等毒品。這些毒品常標為“日本軍用品”，通過軍艦和炮艇運輸，覆蓋東北及華北等地。

在無日軍駐扎的地區，毒品交由日本領事館分發。大連的便利海陸交通使其成為東北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供應中國大部分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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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加中國癮君子的人數，日本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比如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在中國活動期間，除了負責情報工作外，還專門負責毒品販賣，并為此制定了許多的計劃。

當時，日本制造了一種特別的香煙，名叫“金蝙蝠”，他們在香煙中特意添加少量的海洛因、鴉片，并把這部分香煙免費派發給毫無戒心的中國人，結果大部分的窮人因此而染上了鴉片。

不僅如此，日本還利用當時中國肺結核肆虐的特點，組織免費治療肺結核，但在治療過程中，在使用的藥物中添加鴉片，致使治療肺結核的病人染上了毒癮。

一旦對鴉片上癮，他們就會做任何事情來獲得每日劑量。

在當時，凡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基本上都有煙館、妓館或者是毒品的秘密銷售點，用于向中國人兜售鴉片。并從關外開始一步一步的向關內拓展。

天津后來成了日本人制毒、販毒的中心，據當時調查，在天津日租界的蓬萊、福島、伏見等街道，白面莊和嗎啡日本的毒化政策得以實施，主要靠大批的浪人及朝鮮游民。此外，一些漢奸也投入了販賣毒品的行列。

1932年以后，東北地區的煙館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在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幾乎每條大街都設有煙館和毒品發售所。注射毒品的小攤子更是隨處可見。

癮士們和初學吸煙的人可以在攤前接受皮下注射，男女老少都可享受一下嗎啡、可卡因、海洛因的滋味。少年兒童在價格上享受優待，每注射一針只需一、兩角錢。

有些售毒的小店極為簡陋，售毒人只是在板壁上開一個小窗，因為太窮而進不起煙館的煙民，只需輕叩一下窗門，店主便將小窗打開，煙民捋起衣袖，將胳膊伸進去，手上放上兩角錢，店主取錢后，便在他臂上注上一針。

東北作為日本人的毒品生產基地，自然也就成了染毒癮的重災區，根據日本三十年代統計數據，當時登記在冊的東北煙民多達1300萬人（多年累積），占東北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這其中還尤其以青年居多，占吸毒者總數的72%。

盡管日本在中國推行毒化政策，但日本政府和軍方卻嚴禁日僑和駐華日軍吸毒或賭博。

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印發的一本名為《日本人服務須知》的秘密手冊，對在“滿洲國”任職的日本官吏做出三十條規定，其中第二十一條就是：

“絕對禁止日本人吸食鴉片、海洛因、嗎啡等毒品和賭博行為，尤其是日人官吏，違犯者予以免職或其他處分，對于其他民族則放任不問。”

像之前我們提過的“金蝙蝠”香煙，在日本是屬于禁售的。

這里插一句題外話，當時的日本連同歐洲各國，對鴉片、嗎啡以及海洛因等毒品，都是嚴格管制，但是卻對效用更強的苯胺類藥品不加以禁止，以至于二戰結束以后，苯胺類藥物流向民間，造成大規模的濫用。

日本在二戰后，苯胺類的藥物濫用更是屢禁不止，催生了治安問題，暴力案件更是屢屢發生，至六十年代初還屢見報端。

更重要的是，苯胺類藥物的濫用間接催生了毒性更加猛烈的冰毒誕生，并在90年代蔓延到全球，取代海洛因成為新一代毒品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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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中國推行毒化政策，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

一個普通的健康人，在吸食鴉片上癮后，不久就變得面龐黧黑，時間一長，精神萎靡，成為廢人。而吸毒要消耗大量金錢，隨著毒癮日深，吸毒者傾家蕩產，賣妻鬻子者屢見不鮮。

總而言之，吸毒對人而言，最后就只能有一個下場，即家破人亡。

一位到中國調查過的英國記者描述：

“在昌黎、唐山、東北，日本人控制范圍內的地方，一些荒郊都變成了抽鴉片的人露骨的地方，有些死尸赤裸裸的拋在荒郊，有些尸體用蘆席包著，有些尸體已經給野狗吃穿了肚子，有的尸體死不瞑目，有些還沒有斷。”

更重要的是，隨著毒品在中國泛濫，對于中華民族精神意志的消磨也是相當大的。

日本人當然是樂見其成：

“看到滿洲的中國人走向墮落，是心滿意足的。因為吸毒成癮的人是不會去推翻殖民統治的。

不過，日本人的企圖顯然是沒有達成，即便是在多災多難的年代，仍然也有許多義勇之士頑強抗爭。

根據南京大學檔案館、黨史資料館記載，1943年年底，中共地下黨員厲恩虞、王嘉謨利用日軍、日本占領當局和偽政府之間鴉片貿易利潤之間分配不均的矛盾發動了這一場清毒運動。

當時，南京作為淪陷區，一直是鴉片泛濫的重災區，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和汪偽政府狼狽為奸，和在上海宏濟善堂以慈善的名義勾結在一起進行著毒品的分銷，從中抽稅，根據資料記載，當時南京內領執照的販毒商人不下30家，供48萬人吸食毒品，日偽獲利頗豐，但因為分贓不均，引起內訌。

一天，汪偽宣傳部部長林柏生為奪回鴉片專賣權，密召厲恩虞、王嘉謨兩人，要求他們“動員”學生搞一次反煙毒宣傳，并表示一定保護游行人員的安全。

厲恩虞、王嘉謨將此事報告給黨組織后，南京工委認為，這是一次絕佳的機會，可以用來宣傳敵人用鴉片對中國毒害的企圖，激發更多的國人與鴉片斗爭。

1943年12月17日晚，厲恩虞、王嘉謨組織了200多個愛國學生走上街頭，向夫子廟煙館集中地出發。他們打砸了一大批逍遙閣、煙館、賭館等場所，收繳了一大批煙毒和煙具。

日軍憲兵隊見狀，迅速出動，盡管學生們的“清毒行動”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礙，但卻激發了更多的學生以及南京市民走上街頭投入“清毒行動”。

第二天，3000多名學生齊聚街頭，展開了一次規模更大的打砸煙館行動，隊伍浩浩蕩蕩穿梭在街巷之中，口號聲如波濤起伏。

當天深夜，厲恩虞、王嘉謨將所有學生聚集在國民大會堂前，將收繳來的煙土、煙具等當眾焚燒，學生們則高聲唱著《畢業歌》。

南京的“清毒行動”激發了全國響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個淪陷區均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清毒行動”，在強大的輿論壓力和民眾抵制下，南京、上海、蕪湖、南通等地的零售商、戒煙所紛紛停業。

不過，也因為鴉片等毒品在中國泛濫日久，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禁絕毒品，也花了不少功夫。

在蘭州涅惠渠區，當地種煙群眾在綽號“白蛇”“黑蛇”等反動毒販的蠱惑下，準備了專人“坐牢”，保證“坐牢”者的家屬衣食無缺，對抗政府的禁煙法令。

面對反動毒販的猖狂，當地人民政府采取果斷堅決的措施，抓捕了以“三蛇”為首的反動毒販，最終鏟除了煙苗。

也因為新中國對鴉片等毒品采取了最為嚴厲的打擊手段，因此短短三年內，中國基本禁絕了危害中華大地百余年的煙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