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渣滓洞、白公館特務的立場來看,這么干恰恰不是找死,而是求生。
現代人被網絡慣的,肯定體會不到一個沒有大數據的廟堂掌控力有多弱。
在渣滓洞、白公館執行屠害任務的特務,本來就是血債累累。面對重慶快解放了,這些人難道不知道光頭常快要洗碗了?難道不知道自己的上司在燒文件準備坐飛機了?難道不知道人民軍隊正在步步緊逼了?肯定知道。
問題是——有投誠的資格嗎?
比方說長官級別的,像傅作義、陳明仁甚至朱鼎卿,陣前起義那叫有廟堂資本,以前作的惡就一了百了了。你一個下級軍官或者雜兵,如果之前手上有血債,之后別人家屬要你償命,你找誰保你去?
此外,49年11月已過了最佳投誠期。很簡單的道理:45年你家主子600萬大軍的時候你為啥不投?平津、遼沈、淮海僵持期你又為啥不投?此時還穿著美式小翻領的你已經算頑抗分子了。
49年長官的命令執不執行,和56年搞清理的時候你會不會被揪出來沒有半毛錢關系。
確實也有一些投誠的中下層特務沒有被追究,但大多數特務當時心里是虛的。國府為制止陣前起義而對對面搞的妖魔化教育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因此他們不敢抱僥幸心理。
仔細衡量一下:級別低不配坐飛機,之前做惡又有秋后算賬的風險,唯一的活路就只能是:銷聲匿跡。
生活在如今大數據、攝像頭、互聯網時代,你自然認為銷聲匿跡很難辦。但在那個時期,兵荒馬亂的時候,其實很容易。為啥呢?
從開始抓壯丁時,國府的戶籍制度就形同虛設了。不少老百姓生了男孩就藏起來,不去造冊,因此當時的民政系統是不完善的,許多隱匿人口給了這些特務魚入大海的可能性。
只要離開原來的城市,到外地的偏遠山區去,扔掉身上一切會惹麻煩的物件,你就可以以流民的身份混入當地,以新的角色活下去。
如果國府系統中有自己的信息也很簡單,直接換個名字就可以了。下圖為民國身份證,老百姓用的都是無照型的,你說這證件是誰的就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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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是原本的社會關系。那時沒有動車高鐵,幾十公里外的縣城都屬于村里人一輩子少去的地方。如果能從重慶跑到成都,基本上就屬異鄉人了。
因此,唯一能給這些特務帶來威脅的——就是這些被自己看管的“犯人”。于是在新舊交替時,盡可能殺掉被自己殘害多年的“見證人”,才是“真正的生路”。
事實上,1127當天,特務們真的是這么干的,屠滅結束后四散逃開,跑得越遠越好。只是里面有大部分被之前“同事戴罪檢舉”而泄露身份,很快捉拿歸案。如直接下令的徐遠舉,就是跑到滇北被投誠的盧漢逮住的。
而白公館最高負責人楊進興則一路逃往四川,直到6年后全國開展“3F5F”——打擊對岸殘余勢力時,才漏了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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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亡的歲月里,以前的大魔頭有的也許變成你家附近最樸實的村民、漁夫,有的還積極參加建國后的大生產,被選為基層干部或者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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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這些人的角度,覺得這不過是改朝換代,怎么可能理解人民戰爭的偉力所在?當然是認為把社會關系斷干凈就可以了。
作為重慶人,稍微普及2個《紅巖》常識:
一是囚在白公館和渣滓洞里的不一定都是要犯。附近被牽連的尋常人家也不少。博物館有一段文獻說的是,當年沙區有2個中學生暑假去爬山玩忘了時間,誤入白公館附近,接著就被帶里面了。27號一并被殺害。
現在還有顆當年的黃果樹矗立在上山的一個岔道上,往下走就是下山代表安全,往上走就是魔窟萬劫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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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當年學校組織去看楊虎城,到了松林坡休息,后來集合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坐在一塊碑上,上面寫的意思是:楊將軍一家當年就是在立碑處被特務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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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的時候膽子小,確實被嚇壞了,眼淚都急了出來。如今那里被翻修成一個小宅子,長大后每每回憶起來,感覺也是很強烈的。
只要是重慶長大的學生,每年1127都會參觀渣滓洞、白公館,國府特務慘無人道,對同族也可以干出喪心病狂的事,也的確很訝異于如今那么多“國粉”是如何冒出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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