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塔·蘇德：“發展”究竟是誰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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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近些年，中國將“設備＋工程＋融資”整體模式帶入全球南方國家，推動光伏、風電與儲能等綠色項目快速落地。這一趨勢既得益于中國龐大的清潔能源投資和產能支撐，也順應了許多國家的發展需求。然而，在國際輿論場中，對此的解讀分化明顯。西方批評的焦點常在合作關系的不對等，例如利潤和關鍵技術多掌握在供方手中，而生態影響、移民安置、債務負擔等成本卻由當地社會承擔。與此同時，全球南方自身的發展理念也在調整，愈發強調本地就業、技術轉移與環境底線。

在第十二屆IPP國際會議上，牛津大學發展政治學教授尼基塔·蘇德（Nikita Sud）從歷史脈絡切入，對“發展范式”的延續與變革提出警示。她指出，殖民時期的殖民地發展模式本質上是一種以宗主國利益為中心的“榨取式”邏輯，而當代部分綠色能源合作項目中，這種邏輯依然有“老瓶裝新酒”的風險。真正的出路，應在于探索能夠兼顧社區、國家與合作伙伴多重利益的共享模式。

牛津大學發展政治學教授尼基塔·蘇德（Nikita Sud）發表演講

*文章整理自嘉賓演講內容，略有刪減：

在討論“發展”時，學者們常常希望有一個清晰的界定。在我看來，“發展”是一種有計劃的轉變過程，將社會從A點推向B點，涉及糧食安全、教育、技術等各個領域。

這里有兩個基本問題需要審視：第一，發展是在怎樣的背景和情境下發生的？第二，它會帶來哪些影響？這些影響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是積極還是消極？

以水電工程為例：當一個國家將水電作為發展項目時，我會關注其所處的氣候變化背景，以及為何需要比煤炭和石油更為清潔的能源。同時，這樣的工程可能帶來哪些影響？是否會引發人口遷移？是否會造成生態問題（比如下游洪澇）？是否會因為遷移安置和環境影響引發政治動蕩？相關的情形在世界許多地方都曾出現過，包括印度。

印度企業在非洲（如肯尼亞、南非）、東南亞（印尼、越南）均有光伏與風電投資。圖源：路透社

從更長的歷史脈絡來看，“發展”的一個關鍵時間點出現在殖民時期——彼時歐洲國家在全球南方塑造了“發展”理念。這引出了一個核心問題：殖民國家為何要在其殖民的土地上推動所謂的“發展”？

以英國為例，從17世紀到20世紀，它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統治了大量國家。同時，英國也是最早通過議會法案推動殖民地發展的國家之一。1929年出臺的《殖民地發展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ct）名義上是為了改善殖民地經濟和社會條件，實則是為了“母國”的利益。

這一范式的典型案例，就是1945年在東非坦噶尼喀（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坦噶尼喀由國際聯盟授權交由英國托管）推行的“花生計劃”（Tanganyika groundnut scheme）。當時，成千上萬公頃土地被開墾用于所謂科學農業，宣稱的目標是“使坦噶尼喀的農業現代化”，并“讓當地土著文明化”。

“花生計劃”的后果是徹底失敗，造成巨額財政虧損、殖民政府信譽下降，并成為殖民發展模式盲目與不可持續的經典反例。圖源：Wikimedia Commons

然而，如果深入分析這一計劃的背景與影響，其是由英國殖民政府與聯合利華（Unilever）公司聯合推動的，核心設想是在殖民地進行大規模、科學化的花生種植。這背后的動因在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主婦長期面臨人造黃油的短缺。因此，在殖民地進行大規模的堅果研究和種植，再經由聯合利華運輸回英國，便能為物資匱乏背景下的英國家庭提供廉價的人造黃油。

由此可見，在這種以歐洲為“核心”、殖民地為“邊緣”的發展范式下，所謂的“發展”更多體現為剝削與榨取。站在今天，我們需要思考：這種發展究竟帶來了怎樣的后果？它又產生在怎樣的歷史與制度情境之中？

當今，許多國家正在努力擺脫那種以“我們/他者”為區分的榨取式發展范式，以及將發展等同于“文明使命”的陳舊思路。普遍觀點認為，作為歐洲舊殖民地的“全球南方”，正在成為反思與重塑發展模式的先鋒。金磚國家（BRICS）以及“亞洲四小虎”（即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它們在制造業、出口和外資引進方面表現突出）走在前列，嘗試為全球南方探索新的發展路徑。

然而，概念上的討論還不足以回答問題，我們仍需回到經驗層面，去觀察發展在具體場域中是如何展開，又如何影響社會。

以我近年的綠色能源研究為例：全球南方的主要行動者——包括中國與印度等新興大國——不僅在本國積極推動綠色能源項目，同時也在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大規模布局。

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這種實踐究竟代表了一種怎樣的發展？從表面看無疑是好事。中國和印度在綠色能源技術上取得突破，擁有大量綠色能源制造商（例如光伏太陽能板制造企業），以及龐大的產能。它們通過低價出口，將產品銷往非洲和東南亞國家；同時還在印尼等地設立太陽能組件制造工廠，讓這些國家及更廣區域能夠更容易地獲得綠色能源技術。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追問這些項目背后的發展范式與理念時，圖景就顯得復雜很多。在我對一些綠色能源主要產地的研究中發現：盡管綠色技術確實形成了產能過剩，但其運行邏輯在仍延續了一些此前歐洲殖民時期發展項目中的“采掘模式”（extractivist model）的特征。

所謂“采掘”，指的是在獲取資源的過程中——例如開采礦產，或開采制造太陽能板所需的砂——成本與代價往往由當地社區承擔，而收益則主要流向參與項目國家的精英和企業。一個鮮明的例子是：為滿足全球對太陽能板的巨大需求，柬埔寨與印尼正面臨大規模的石英砂開采。

同樣，綠色能源技術高度依賴的關鍵礦產（如鋰），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分布十分集中。進一步考察鋰的開采項目就會發現，歐洲歷史上曾出現過的一幕，如今似乎正在被重演。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發展只能是這種單一模式。在其他合作領域，確實存在值得討論的替代方案，例如更具伙伴關系導向的項目設計，以及真正帶來“共贏”的發展模式。

2024年，全球關鍵礦產需求有所增長，其中鋰需求增長近30%，超過21世紀前十年10%的年增長率。圖源：路透社

我期待看到這樣的實例——不僅是國家層面的精英群體，而是全球南方國家內部的邊緣群體，以及合作對象所在國的在地社區——都能切實分享到發展的成果。但迄今為止，至少在綠色能源領域，還未出現一個能夠同時貫通社區、國家政府與全球合作伙伴三個層面，實現真正“鏈式共贏”（chain of win-win）的案例。

相反，我們往往看到一些“輸家”，這些“輸家”與殖民發展模式下的情形頗為相似，通常是政治上缺乏話語權的群體：他們可能被迫遷移居住地，可能面臨飲水污染，或者生計受到嚴重影響。

如果全球南方在其他地方僅僅復制了曾經施加在自身身上的那一套邏輯，那么所謂的發展可能會變成“老瓶裝新酒”。因此，我們除了為全球南方的崛起而喝彩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關鍵問題：這些新興、正在崛起的國家究竟應該選擇怎樣的發展路徑？作為學者，我們需要始終保持批判性的觀察與反思。

整理｜周浩鍇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讀｜劉　深

終審｜劉金程

更多發言嘉賓完整觀點，敬請關注IPP評論“2025年IPP國際會議“嘉賓發言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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