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現實特刊 | 預防自殺，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

█正視自殺

JULIE BECK

DAVID M. PENA-GUZMAN

█自殺成因

CATHERINE OFFORD

TAYLOR BECK

ALESSANDRO MASSAZZAIS

█預防自殺

CMELINDA SMITH

JASON CHERKIS

█告別死亡

PATRICIA HARNEY

EMILY URQUHART

SIMON USBORNE

█播客

亦蘭，ANY，董木，SPRING

“人們對談論自殺感到不安，因為這種談論給人們提供了一個便于模仿的腳本。”但當人們聽到彼此與精神疾病或自殺念頭做斗爭的故事時，會減少對自身想法的羞恥心和不適，并幫助人們認識到自己并不孤單。

- Bernice Pescosolido

聽聞研究人員正在研究自殺背后的生物學原理時，患者常常感到驚訝。“因為他們一直認為，這是他們性格中的缺陷，并為此感到內疚。而這也是我們想要對抗的病恥感的一部分。”

——Nadine Melhem

迷思與污名化

迷思：那些談論自殺的人并不會真的付諸實踐。

事實：幾乎所有企圖自殺的人都向外界釋放過某些線索或預警信號。因此，請千萬不要忽視它們，哪怕對方只是含糊其詞地提及了死亡或自殺。有些表述可能只是隨意或半開玩笑的，例如，“我走了之后你會后悔的”或是“我看不見未來有任何出路”，都有可能暗含著強烈的自殺情緒。

迷思：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會想要結束自己生命。

事實：大部分有自殺傾向的人并沒有精神失常，也沒有精神錯亂的癥狀。他們雖然情緒低落、悲痛欲絕、沮喪無望，但極端的心理困擾和情緒痛苦不一定是患有精神疾病的表現。

迷思：當一個人決意自殺時，沒有什么能夠阻攔他/她。

事實：即使是一個嚴重抑郁的人，也會對死亡抱有復雜的情緒，也會在生與死的念頭之間搖擺徘徊。想要結束自己生命的沖動并非是持續的，因為他們希求的只是自己所經受的痛苦可以停止，而不是死亡。

迷思：那些死于自殺的人，生前是不愿尋求幫助的。

事實：大部分人在實施自殺前都曾試圖尋求幫助。事實上，有研究表明，超過50%的自殺死亡者都曾在死亡前的六個月內尋求過醫療援助。

迷思：談論自殺的話題將給他人帶去自殺的想法。

事實：談論自殺的話題，并不會讓原本沒有自殺想法的人想要去死，也不會讓已有自殺傾向的人強化自殺的念頭。事實恰恰是相反的——坦誠地談論關于自殺的想法和感受，可以幫助挽救那些有自殺念頭的人的生命。

“人們對談論自殺感到不安，因為這種談論給人們提供了一個便于模仿的腳本。”印第安納大學研究自殺和精神疾病污名化的社會學教授柏妮絲·佩斯科索利多（Bernice Pescosolido）說。但她指出，當人們聽到彼此與精神疾病或自殺念頭做斗爭的故事時，會減少對自身想法的羞恥心和不適，并幫助人們認識到自己并不孤單。社交媒體為這些有益的對話提供了機會，正如為有害的對話提供了機會一樣。

她說，人們輕易地把自殺歸咎于孤獨和缺乏社會融合。“另一個我們往往會忘記的維度是，自殺者身邊人是如何引導他的行為的，如何監督和看管，當自殺者把事情搞砸時耐心提醒、勸誡，幫助自殺者走上正確的道路——這就是你生活中的社會支持網絡。”她說，她想知道“自殺者的家人、朋友或社交網絡引導、幫扶自殺者的能力是不是正在減弱甚至消失，而不是彼此間缺乏聯系和溝通。”

“我認為我們現在肯定處于過渡階段。”美國自殺預防基金會的首席醫療官克里斯汀·穆捷（Christine Moutier）說，“社會既有巨大的進步，同時一些陳舊的觀念和判斷也仍然存在。我指的是人們責備自殺者的懦弱，或者認為自殺發生處在一個突然的、不可預知的失去理智的階段。這真的與科學背道而馳。”

佩斯科索利多說，“我認為這是以社會成本為代價的。以前的社會有太多的禁忌話題，比如自殺，現在它們已經不再是禁忌，對它們的污名化也已經減輕，但是人們需要時間來適應這種轉變。”

自殺是人們為了逃離難以忍受的痛苦而做出的最絕望的嘗試。但即便如此渴望痛苦停止，絕大多數有自殺傾向的人在想到要結束自己的生命時，仍會在內心深處掙扎、猶豫。他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一個可以代替自殺的更優解。

- Melinda Smith etal.

我們應該把自殺看成是一個連續譜系，動物王國中的很多種類都有這種能力。

——David Pe?a-Guzmán

正視自殺

自殺是人們為了逃離難以忍受的痛苦而做出的最絕望的嘗試。當一個有自殺念頭的人被自我憎惡、絕望和孤獨感淹沒時，除了結束自己的生命，TA找不到任何其它可以緩解痛苦的辦法。但，即便如此渴望痛苦停止，絕大多數有自殺傾向的人在想到要結束自己的生命時，仍會在內心深處掙扎、猶豫。他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一個可以代替自殺的更優解，只是在眼下的絕境中，他們似乎無論怎樣都找不到。

我們應該把自殺看成是一個連續譜系，動物王國中的很多種類都有這種能力。但問題在于，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將哈姆雷特當作了自殺行為的代表模式，這扭曲了我們看待什么是自殺的真實圖景——不但是關于人類，也扭曲了非人類的動物，他們自殺的真實圖景。

但只有人類才有自殺概念的三種理由——只有人類有自我概念、自由意志或死亡意識——在哲學上講都是站不住腳的。

非人類動物（1）能夠體驗與人類相似的情緒和心理狀態，而這些狀態可能會導致自殺；（2）顯示出與人類相似的自殺行為；（3）在從（1）到（2）的過程中，它們也經歷了與人類相同的生物化學和生物反應過程。

我們不應該將自殺視為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也即是，只有人類才有，動物沒有），而應該視為一個連續體，視為“一個自然譜系，它覆蓋了廣泛的動物行為，包括（1）自我導向行為，（2）導致嚴重的自我傷害，或者導致要么突然、要么經過一段時間之后的生命終結”。

科學家們希望通過神經生物學的角度，深入研究自殺想法和自殺嘗試，從而揭示這個問題。在他們看來，自殺行為與特定生物化學變化有關，這些變化可以獨立于精神疾病進行測量和靶向治療。

- Catherine Offord

每年春季是自殺的高發期，而且此時躁狂癥患者容易崩潰發病，還有大量的非自愿性的精神住院治療。我認識的精神病醫生將4月中旬稱為“驚心動魄的時刻”，因為這時他要和躁狂癥患者徹夜未眠地聊天。

——Taylor Beck

自殺成因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數據顯示，超過90%的自殺身亡者在生前都患有一種或以上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精神分裂癥、酒精依賴，等等。抑郁癥更是提高自殺風險的關鍵因素。有時，一些有自殺傾向的人很難發現其他方法來解決自己的痛苦，部分原因正是抑郁癥所引發的思維扭曲。

常見的自殺危險因素包括：精神疾病、酗酒或物質濫用；有自殺史或自殺家族史，曾遭受過創傷或虐待；有慢性疼痛或重癥晚期，近期經歷了身邊人去世或其他應激性生活事件；社交孤立和孤獨感。

科學家們目前通過應激易感模型（stress-diathesis model）來思考自殺風險。該模型認為自殺有兩種不同的誘因：一是促發因素（precipitating factor），如高壓力或心境障礙；二是易感因素（predisposing factor），如家族史、特定的基因變異或者童年不幸（例如受到虐待或忽視）。精神病學家和轉化神經學家約翰·曼（John Mann）解釋道：“自殺不僅僅是極端抑郁的狀態。”他和神經生物學家維多利亞·阿蘭（Victoria Arango）一起建立了這一概念框架。

概念框架有助于研究大腦應激反應的生物化學通路，以及如何改變自殺人群的這些通路。大腦有多種應激反應，但在有關自殺的研究中，最為豐富的是對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的研究。HPA軸控制應激激素皮質醇的釋放，而且會在臨床抑郁癥中被上調。

應激反應

許多研究已經將自殺行為與HPA軸，以及其他應激反應介質的失調聯系起來。

CRH

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

在自殺身亡者的大腦中，發現了更高濃度的CRH。

Adrenal glands

腎上腺

死于自殺的人，尤其是死于嚴重自殺手段的人，可能有更大的腎上腺。

Cortisol

皮質醇

在嘗試自殺的人體內，基礎皮質醇水平高于/低于正常水平。對于有自殺行為的人來說，皮質醇對應激的反應也可能是不正常的。

NR3C1

糖皮質激素受體

自殺身亡者，尤其是那些遭受過童年虐待的人，體內可能有較少的NR3C1。

在研究大腦化學的一個不同角度時，曼恩開始對自殺的神經生物學產生興趣。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90年代，他和其他人發現，相比于死于其他因素的人，自殺身亡者（不論是否被確診為精神疾病）的大腦中缺乏5-羥色胺信號，而且5-羥色胺的主要代謝物5-羥吲哚乙酸（5-HIAA）的含量也較低。曼恩說，這些發現是認識到自殺可能會有生物化學變化的關鍵。從那時起，5-羥色胺能系統就成為探索自殺傾向的神經遞質系統之一。

█5-羥色胺

5-羥色胺信號的傳導中斷在自殺身亡者的大腦中反復被發現。

█SERT

自殺身亡者的5-羥色胺轉運體SERT的水平可能較低，它負責將5-羥色胺運送回突觸前神經元。

█5-羥色胺受體

在試圖自殺或自殺身亡的人體內，5-羥色胺受體5-HT1A和5-HT2A的水平可能更高。

最好的援助方式就是學會去傾聽和共情。要讓你在意的人感受到你的關心，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孤軍奮戰。但與此同時，也不要將治愈對方當作是自己的一種責任或義務。他/她必須為自己的康復負責。

- Melinda Smith etal.

“雖然生物學可能會識別出有自殺傾向的人，但不太可能產生一個或幾個可靠的生物標志物，來揭示一個人是否即將結束生命。”

——Greg Ordway

預防自殺

自殺預警信號包括：

• 談論自殺：任何與自殺、死亡或自殘相關的表述，比如“我希望我從沒被生下來過”、“如果我們還能見面的話……”，或者“我還不如死了算了”。

• 尋找有致命性的工具：尋找毒藥、刀具或其他的能用于實施自殺行為的物件。

• 對死亡過度關注：極度關注死亡或暴力，或者寫下關于死亡的詩句或故事。

• 對未來沒有希望：感到無助、無望或者感覺“被困住了”，“看不到有任何出路”，并且堅信事情永遠不會出現轉機。

• 自我厭惡、自我憎恨：感覺自己毫無價值、內疚羞愧或自我憎恨。認為自己像是他人的負擔，可能會覺得“少了我所有人都會過得更好”。

• 開始安排后事：寫下遺囑、轉贈財產，或為家庭成員做出安排。

• 道別：突然登門拜訪或是致電問候親人朋友；向身邊人道別，仿佛再也不會見面一樣。

• 疏遠他人：逐漸遠離家人和朋友，逐漸在社交上孤立，渴望一個人獨處。

• 自我毀滅行為：飲酒量增加、藥物濫用、魯莽駕駛，或發生不安全的性行為。常常將自己置身于不必要的風險之中，仿佛在“找死”。

• 突然的平靜感：在極度的情緒低落后突然感到平靜或愉悅，可能意味著他/她已經下定決心要實施自殺。

自殺預防建議

要與自己的朋友或家人談論他們自殺的念頭和感受，這對任何人來說都非常艱難。但是，如果你不敢確定一個人是否真的有自殺傾向，最好的辦法就是直接詢問。你向一個人展現出你的關心和在乎，這并不會讓TA更想要去自殺。事實上，你的詢問可能正好給了對方表達自己情緒的機會。這可以減輕TA的孤獨感，幫助TA排解壓抑的負面情緒，且有可能阻止自殺行為的發生。

如果你的朋友或家人告訴你，TA有自殺或死亡相關的念頭，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幫助TA評估當下面臨的風險有多高。如果他/她已經有了一個具體的自殺計劃，準備好了執行自殺計劃的工具，確定了自殺的時間，并已經有了自殺的意圖，那么TA就有極高的風險將在近期實施自殺。

如果一個人的自殺企圖看起來非常急迫，請致電本地的心理危機干預熱線、撥打110，或直接將他/她送往醫院急診。將農藥、藥品、刀具、繩索以及其他有殺傷力的物件妥善保管在他/她接觸不到的地方。并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讓有自殺傾向的人獨處。

如果你的朋友或家人有自殺的傾向，最好的援助方式就是學會去傾聽和共情。要讓你在意的人感受到你的關心，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孤軍奮戰。但與此同時，也不要將治愈對方當作是自己的一種責任或義務。你可以盡你所能地提供援助，但你無法保證一個有自殺傾向的人一定會好起來。他/她必須為自己的康復負責。

有關預防自殺的更簡單的方法，或許來自一紙信箋。在60年代末，在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資助下，杰羅姆·莫托（Jerome Motto）設計了一個研究課題。他從舊金山九所精神病院之一追蹤那些因自殺企圖或極端自殺想法入院后又出院了的患者，并專注于那些拒絕后續精神治療因而與醫生斷絕聯系了的患者。這些患者被隨機分為兩組，每組都將接受關于他們生活的嚴苛的采訪。對照組在此之后不會受到進一步的交流。另一組——“聯絡組”——則會繼續收到一系列信件。

這些信件將按規定的時間寄出：頭四個月中每月一封，其后的八個月中隔月一封，最后四年里每三個月一封。總的來說，通信共包括24封信件，在五年內依次寄出，內容略有不同。

在經歷了大約四年追蹤調查后，莫托和他的團隊有了足夠的數據，證明他們的工作是自殺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住院后的兩年內，對照組的自殺率幾乎是聯絡組的兩倍。其成就之高，不只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實驗能展示出自殺率的下降。莫托也證明了更深刻的東西：即使是那些曾企圖自殺，不想與精神衛生系統有任何關聯的人，其實也可以聯絡得到。

今天的臨床醫生常常依賴患者主訴的狀況來報告患者的意圖，來決定應該給予的干預措施。但是這種方法有局限性。這也導致一些研究人員開始尋找方法，將神經生物學的發現轉化為生物標記的識別，從而預測自殺行為的發生。考慮到HPA軸與自殺密切相關，它長期以來一直是這項研究的重點，而且有一些證據表明，血液中過高或者過低的皮質醇水平也可以作為一種生物標志物。

皮質醇測試也可能幫助到預測自殺的其他手段，例如有關社會和學術壓力的問卷。除了壓力反應之外，其他研究組也嘗試識別與神經傳遞相關的生物標志物，如較高的5-HT1A水平預示著未來兩年更強烈的自殺意念和更致命的自殺行為。

對于這種生物化學特征在評估自殺風險方面的潛力，研究人員意見不一。藥理學家格雷格·奧德韋（Greg Ordway）表示，雖然生物學可能會識別出有自殺傾向的人，但不太可能產生一個或幾個可靠的生物標志物，來揭示一個人是否即將結束生命。“自殺是極難預測的。”他說，“人們總是在嘗試這樣做——像我這樣的人一直在尋找自殺的標志物。但在現實中，我不覺得我們真的有可能找得到。”

但類似預測性研究對預防自殺有著重要的意義，甚至超出了它們在評估自殺風險方面的潛力。“當我們將生物標志物引入研究，就像任何其他醫學領域一樣，病恥感就會在患者的層面上降低，”梅爾亨姆說。聽聞研究人員正在研究自殺背后的生物學原理時，患者常常感到驚訝。“因為他們一直認為，這是他們性格中的缺陷，并為此感到內疚。而這也是我們想要對抗的病恥感的一部分。”

“自殺會增加創傷。在根本沒有意義時嘗試尋找意義，問自己‘為什么’——如果當時我能注意到就好了。如果我當時能跟他們最后說過話的人談一談就好了。這些‘如果’是一種折磨。”

- Julie Cerel

”即使你認為我們永遠不會根除自殺，我們也必須竭盡全力。如果‘零’不是正確的目標，那什么是呢？”

——Steve Mallen

告別自殺

自殺具有其自有的難以終止性。甚至當人們寫自殺遺書時，他們袒露的都非常有限。自殺通常會讓所愛的人、熟識的人和同時在余生質疑自己。在這種悲痛中，他們也會產生危險的想法。“自殺會增加創傷，”朱莉·塞柔（Julie Cerel），美國自殺學協會主席說，“在根本沒有意義時嘗試尋找意義，問自己‘為什么’——如果當時我能注意到就好了。如果我當時能跟他們最后說過話的人談一談就好了。這些‘如果’是一種折磨。”塞柔發表的一項關于自殺后果的研究，發現每一起自殺可以影響多達135個其他個人。

通常情況下，我們能在摯愛之人去世的6到18個月后，將強烈專注于過去的某個時間段的注意力再次轉移到當下。盡管我們可能會繼續思念逝去的人，但最終，我們能夠重新投入生活。

但我們的文化中有許多關于悲傷的未曾言明的觀念，這些觀念進一步構成了等級系統，讓某些哀悼的人處于底層。通常，我們認為一個人越是與逝者親近，失去所帶來的痛苦就可能越嚴重、越顯著。事實上，大量的對喪親之痛的研究只是基于配偶。對其他類型的悲傷軌跡，我們所知甚少，但卻總是對別人應有怎樣的感受指手畫腳。

我們關于悲傷的隱晦的計算公式沒有為情境留下余地——去世的人對喪親之人意味著什么，以及死亡所處的具體情況。有時，我甚至發現自己也在做這樣的判斷。當接受我的治療的一個年輕人在治療的過程中，在我的沙發上因他的寵物狗前段時間的離世而啜泣不止的時候，我懂得了對一只狗的愛的力量。當我們的悲傷超出文化既定的界限時，他人的不理解可能會加深我們的痛苦。

一個簡單的信念驅使著馬龍：愛德華本可以活著，在他抑郁癥快速發作的幾個階段，他的死亡是可以預防的。馬龍和越來越多的精神衛生專家認為，這適用于所有自殺式死亡。他們認為，有了資金充足、協調更好的策略，社會各方（包括學校、醫院、警方和家庭等）的態度和方法都會發生改變。而這有可能或至少有望預防每一起自殺。他們稱其為“零自殺”，這是十多年前一家底特律醫院為減少自殺放出的豪言，現正被納入幾個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信托基金。

“零計劃”是一個積極的策略，旨在確定和關注所有可能存在自殺風險的人，而非在患者到達危機點才做出反應。這是一個聯合戰略，挑戰關于“自殺是一種必然”、“自殺是一種恥辱”這樣的舊觀念，反對“如果整體的死亡率降低了，個別人員的死亡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這種觀念。“即使你認為我們永遠不會根除自殺，我們也必須竭盡全力，”馬龍說，“如果‘零’不是正確的目標，那什么是呢？”

整理/排版：光影 | 封面：moon皓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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