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點評大唐宰相馬周，才德遠超姜太公

文/韓紀民

說起傅說、呂望，那可是中國歷史上大名鼎鼎、如雷貫耳的人物。傅說，商朝人，相傳為奴隸，被商王武丁破格提拔為宰相，協助武丁使天下大治；呂望，即姜太公，他輔佐周武王滅商紂王，建立周朝。這兩位可謂是商、周兩朝頂尖式的大賢。但毛澤東在讀《新唐書》時，卻指出唐朝初期有一個大臣的才德遠超傅說、呂望，而此人在歷史上卻并不太出名。他是誰？他就是大唐初期宰相馬周。

一、被人捉刀，得遇明君

唐朝初建，唐太宗李世民倚重的兩位宰相房玄齡、杜如晦十分有名。房玄齡善于謀劃，杜如晦長于決斷，史稱“房謀杜斷”。后世論唐代良相，首推“房、杜”。而李世民后來的宰相馬周，才德并不亞于房、杜二人，也稱得上奇人奇才。毛澤東讀《新唐書》《舊唐書》，對馬周給予極高的關注，作出了與眾不同的極高評價。

◆毛澤東在廬山的寓所讀書。

馬周受重用，源于一次被“捉刀”的傳奇經歷。

馬周（公元601—648年），字賓王，博州茌平縣（今山東聊城市茌平區茌平鎮馬莊）人，唐太宗時期難得的人臣。歷任監察御史、給事中、中書舍人、中書令，兼太子右庶子。馬周去世后，唐太宗親為舉哀，追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唐高宗即位后，追贈其為尚書右仆射、高唐縣公，后又配享高宗廟庭，備享尊榮。

據《新唐書·馬周傳》記載：馬周早年喪父，家里貧窮拮據，但他十分喜愛學習，精通《詩經》和《春秋》。他性格曠達豪邁，放蕩不羈，鄉里人見他不拘小節，都瞧不起他。踏入仕途后，開始做一名低級官員，不被人重視。刺史達奚恕屢次責備他，馬周于是離開，客居密州。朝臣趙仁本認為他是高才，資助豐厚的行裝，叫他入關尋求大的發展。馬周停留客居在汴，又遭浚儀令崔賢侮辱，氣憤之下向西而去，住宿在新豐，旅店主人見他貧窮落魄不招待他。馬周便要了一斗八升酒，悠然獨飲，旁若無人。到了長安，馬周寄居在中郎將常何門下，尋求發展機會。

◆唐初宰相馬周雕像。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因關中大旱，以善于納諫著稱的唐太宗令百官上書言政，談論朝政得失。常何一介武夫，沒有文化，便請馬周代筆寫奏章。于是馬周替常何寫了一份奏折，向唐太宗條陳20多件事，“皆為當時所切”，點中要害問題。太宗閱后大喜，但又懷疑奏折不可能是大老粗常何所寫，便奇怪地詢問此奏折究系何人所作？常何是個厚道人，便老老實實承認：這不是臣所能寫出來的，是家客馬周教臣這么說的。還特意點明，這位家客是忠孝之人。求才若渴的太宗當天即召見馬周。未到之前，四次派人催促。太宗與馬周相見交談后，大喜過望，立即下詔讓時年30歲的馬周在門下省值班。因常何最先發現馬周這個人才，愛屋及烏，太宗賞賜常何帛300匹。第二年，馬周即拜授監察御史，奉命出使都稱職，深得太宗嘉許。從此，出身低微，仕途屢經坎坷的馬周平步青云，成為太宗的股肱大臣。馬周針對當時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及時而懇切地向太宗提出了一系列建言。這些建言，高屋建瓴，不為尊者諱，切中時弊，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實際辦法，為唐太宗所采納。中國封建時代最輝煌的大唐貞觀盛世的形成與延續，有馬周的突出貢獻。

二、高度評價：“賈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時年31歲的馬周給唐太宗上了一份奏折。此奏折獲得毛澤東的極高評價。在《新唐書·馬周傳》記載的馬周上奏的一段文字天頭上，毛澤東揮筆批注：“賈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35頁）賈生，即賈誼，西漢最著名的政論家，是毛澤東屢屢稱道的“英俊天才”。他寫的《治安策》歷代傳頌，非常有名。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評價此文是“沾溉后人，其澤甚遠”的“西漢鴻文”。毛澤東更是把《治安策》評為“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的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毛澤東書信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39頁）毛澤東把馬周的奏折贊為“《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而把蘇軾等人的“萬言書”視為不過是書生的“紙上空談”，褒貶之間，對馬周的推崇可見一斑。

馬周的奏折“奇”在哪里？主要奇在：

建議唐太宗“節儉于身，恩加于人”，關心百姓疾苦。他分析歷朝歷代治理的經驗教訓說：“然自古明王圣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毛澤東在讀到《舊唐書》和《新唐書》記載的這一部分內容時密加圈點，在“節儉于身，恩加于人”處，逐字加了套圈，天頭上連畫三個大圈。馬周列舉堯、禹、漢文帝、漢景帝節儉的事例，對照當今皇室現實，尖銳地指出：“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對老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頗嗟怨”。他對太宗說：“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后，圣慮之所當憂也。”毛澤東在“陛下少處人間……目所親見”處，字字都加了旁圈，在天頭上畫了三個大圈。他對馬周不回避嚴重的社會問題，不怕惹皇帝不高興，從國家的長治久安出發，直白地反映皇室過度奢侈浪費的現實，建議唐太宗“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格外贊賞。

建議唐太宗注意到國之興亡在于百姓苦樂，從而推行節儉政策，讓百姓休養生息。他說：“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毛澤東在此處天頭上畫了三個圈，逐字加了旁圈。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馬周以剛滅亡的隋朝舉例道：隋朝在洛口倉儲糧而被李密接管，在東都積貯布帛被王世充占用，西京府庫的積蓄也為大唐所用。假使洛口倉、東都均沒有糧食布帛，李密、王世充等就不可能奮臂一揮，一下子集聚起那么多人馬造反。而且，“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也？”馬周認為，貯積固然是立國的常規，但應在百姓有余力時才收聚，豈能在百姓勞頓之時強迫聚斂而等同于用來資助敵寇呢？毛澤東對這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顯示出他對馬周深刻見解的高度認同。馬周舉例說，貞觀初年，全國遭災減產，但天下很安定，就是因為百姓知道皇帝憐憫體貼他們而無怨言；而現在百姓都有怨言則是認為皇帝不憐憫體貼他們。其根源在于國家現在所做的事，大多都是不迫切的。為此，應恢復實行貞觀初年的政策，推行節儉，讓百姓休養生息。這樣，百姓們就會高興得載歌載舞。如果百姓已經疲憊不堪，還不停地役使他們，萬一國內遭受大災害，邊境又傳來戰爭警報，狂妄狡詐之徒也暗中興起，那就不是皇帝廢寢忘食能解決的了。應該說，馬周對當時唐帝國的現狀和隱藏危機分析得相當深透，所提對策也穩妥可行，從而得到毛澤東由衷贊賞。

建議唐太宗慎重分封諸王、功臣，不可“樹置失宜，不預為節制”。馬周分析道：漢晉以來，禍亂天下的，哪一個不是諸王中的人呢？都是因為皇上封授不當，也不事先加以節制，以至于導致滅亡。國君豈不知這個道理，但沉溺于個人的私愛難以擺脫罷了，所以雖然前車已經顛覆，而后車仍不改轍。現在天下百姓還少，而諸王人數已多，對于其中寵遇過厚的，愚臣很為他們擔心。他舉曹操寵愛曹植，曹丕即位后，曹植備受猜忌，對他防備禁閉如同囚犯為例，說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澤東在這一句加了旁圈。馬周希望唐太宗不要“前車既覆，而后車不改轍也”。毛澤東對這一句又加了旁圈，在天頭上畫了三個圈，對馬周為唐社稷長治久安的考慮和籌策，深表認同。

建議唐太宗以民為本，加強對縣令、刺史尤其是刺史的選拔和任用。唐朝的官制，地方設州縣兩級，州設刺史，縣設縣令。馬周飽讀文史，又起自底層，深知州縣兩級長官尤其是“刺史”對于治理國家的極端重要性。他強調說：“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澤東從“必也使百姓安樂”一句下，逐字加了旁圈，顯現出對馬周真知灼見的重視。馬周認為，縣令人數眾多，不可能都是賢人，但每州選拔一個好刺史還是可以的。如果全國的刺史都任用得當，皇帝就可以拱手端坐于朝堂之上，還有什么要做的呢？國家也就安定了。馬周進而指出，現在朝廷只重視內官，而對縣令、刺史的選拔頗為輕視。而且刺史大多是武將中立有功勛的人，有的是任京官不稱職又派出補任外官。因德行才能術略提拔任用的，十個中沒有一個。所以州縣治理不善，百姓不安，皆緣于此。

馬周的奏折并無突出的文采、激揚的文字，但結合大唐帝國的現實，居安思危，平實道來，所提建議都是關乎國家長治久安的大戰略，而且問題抓得準，分析得透，簡明扼要，不吞吞吐吐繞彎子，建言既可信又可行。這是毛澤東把馬周的奏折譽為“《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的最主要原因。《新唐書·馬周傳》評述馬周：善于陳述論奏，機敏明辨，論事切中事物要害，裁決處理周密，得到當時人的贊譽。“皇帝經常說：我片刻不見馬周就想他。”岑文本（唐太宗宰相）對所親近的人說，“馬周議論事情，文章切中事理，沒有一句可增減的，聽起來有條不紊，令人不知疲倦。蘇秦、張儀、終軍、賈誼也正是這樣罷了。”

三、高度贊譽：“傅說、呂望何足道哉。馬周才德迥乎遠矣”

《新唐書》的作者歐陽修在《馬周傳》后有段評論：“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筑巖、釣渭亦何以異！跡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圣，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同心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第2561頁）這段話翻譯成白話就是：“馬周遇到太宗，難道不奇異嗎！由一介草民評說天下大事，就像平日在朝做官、通曉熟習典章制度的人一樣，不是輔佐圣王之才，誰又能達到這樣呢？他對自己的估價是和版筑于傅巖的傅說、垂釣于渭水的呂望沒有什么不同！考察皇帝銳意于建立事業，而馬周的建議都切合時事，以精明之才輔佐圣明之君，所以君主宰相之間不用膠漆卻很牢固，恨相見太晚，是自然的了。但馬周的才能不及傅說、呂望，使后代對他沒有什么可稱道的，可惜呀！”

馬周自視甚高，認為自己的才能和傅說、呂望這樣的頂尖人才不相上下。歐陽修不認可馬周的自我評價，認為他的才能難與傅說、呂望比肩，所以后世名望也小。但毛澤東斷然不同意歐陽修對馬周的評價，在歐陽修這段話原文的天頭上批注，“傅說、呂望何足道哉。馬周才德，迥乎遠矣”。（《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36頁）這個評價可謂相當之高！出乎絕大多數人的意料。

◆毛澤東在《初唐四杰集》上的批注（部分）。

馬周有大才，毋庸置疑。他具備廣博的歷史知識，卓越的政治遠見，對復雜社會問題的清醒洞察力。馬周也有大德。盡管他因不拘小節遭世人恥笑，但他的大節操是常人難以企及的。馬周病危時，取出歷來所上奏的奏章全部燒毀，說：“管仲、晏嬰揭露君王的過失，取得死后的名聲，我不做這種事！”正因為馬周以國家利益為重，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才有針對時弊，批評國家時政中重大問題的底氣。他對皇帝和國家的忠誠，也深得唐太宗的高度理解和信任，盡管他的建言有些很尖銳，甚至說得很不客氣，但太宗還是言聽計從，對他有很深的個人感情。馬周患消渴病多年，太宗臨幸翠微宮，尋求勝地為他建造宅第，經常下詔送去膳食，派名醫使者探視護理。太宗還親自為他調藥，命太子問候病情。太宗曾以飛白書賜馬周道：“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可見，毛澤東盛贊馬周的“才德”是有充分事實根據的，是發自內心的。毛澤東作為開辟歷史新紀元的偉大人物，歷來是弱勢群體的代表，他對于歷史上有突出建樹的，又曾是貧人、賤人、受壓迫者的人物，有一種特殊的親近感。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讀《初唐四杰集》時，信手寫下了一大段批語，其中有一段這樣說：“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勁的，也有發明創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如果黨再對他們加以鼓勵，不怕失敗，不潑冷水，承認世界主要是他們的，那就會有很多的發明創造。我們近來全民性的四化運動（機械化、半機械化、自動化、半自動化），充分地證明我的這個論斷。”（《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11-13頁）毛澤東在這里結合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緊密聯系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袒露出他為何對“青年人、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總是有所偏愛、總是高看一眼的心跡。顯現出他作為偉大馬克思主義者、偉大哲學家的人民史觀的無比睿智。馬周出身貧寒，被人瞧不起，早年歷盡坎坷，但他年輕有為，屢挫屢奮，終成大器。這些都是毛澤東極為賞識、極為看重的。從這個角度看，盡管毛澤東對馬周的評價可能偏愛、偏高一些，也就不難理解了。

毛澤東讀《舊唐書·馬周傳》的天頭上，留有他粗重的鉛筆字跡：“馬周年四十八。”（以虛歲計）（張貽玖：《毛澤東讀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第1版，第91頁）在讀《新唐書·馬周傳》時，也是圈圈點點，寄予深情。當讀到《新唐書》記載馬周曾“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時，毛澤東批注道：“飲酒過量，使不永年。”（《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34頁）對馬周因飲酒過量傷身而不幸早逝，一代偉人的筆端流露出深深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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