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00萬新病例？兒童肥胖正在改寫一代中國人的健康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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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娟

責編 | 李珊珊

這是一場不斷升級的兒童肥胖公共衛生危機，在中國兒童青少年人口數量呈下降趨勢的背景下，肥胖的病例數卻在增加。

“目前我們醫院肥胖門診每年接診數千例患兒，其中體重超過200斤的極端肥胖青少年越來越多，他們往往同時患有高血壓、高尿酸、糖尿病前期、脂肪肝等多種代謝異常，甚至伴發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內分泌遺傳代謝科曹冰燕醫生對《知識分子》表示。

這一現象背后是一種全國性的流行趨勢。曾在美國有二十年肥胖防控工作經驗的西安交通大學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長王友發教授指出：“2021年中國學齡兒童超重/肥胖率已達30%，相當于美國2000年左右的水平……我們團隊編譯的《2025年世界肥胖報告》顯示，中國兒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正處于快速上升通道，增速位居全球第12位，同期的美國增速已減緩，處于防控異常艱難的高位流行期。”

更令人警覺的是，中國農村兒童超重肥胖率正在以驚人速度趕超城市。“城市孩子胖，農村孩子瘦弱的刻板印象正在成為過去，2025年農村女孩超重肥胖率反超城市女孩，2027年農村男孩也將完成這一逆轉。”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所長宋逸對《知識分子》說。她的相關研究獲得2024年度“中國肥胖研究十大成果”之一，其發現徹底打破了“肥胖是城市病”的傳統認知，預示著營養轉型的負效應正在我國基層集中釋放。肥胖在中國，也開始與貧窮、落后聯系在了一起。

這些肥胖的孩子所帶來的，可能是一代更胖的國人。有研究顯示，在3歲時肥胖的兒童中，在青春期仍有90%處于超重或肥胖，還有相當一部分持續到成年期。這就是肥胖的軌跡效應，所謂“一胖誤終身”。

哪些因素造成了中國兒童肥胖率的“快速上升”與“城鄉逆轉”？

通過對3000多萬中國兒童數據的薈萃分析，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張建端聯合王友發團隊發現，含糖飲料攝入、母親孕前超重和父母超重肥胖是三大關鍵風險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睡眠不足”對肥胖的影響大于“缺乏鍛煉”，折射出當前教育體系下學業壓力對兒童健康的負面影響。

該表格整理自張建端論文，見參考文獻 1

除進食速度快、體力活動不足和含糖飲料攝入等行為因素外，最值得警惕的是肥胖的“代際循環”。張建端對《知識分子》表示，肥胖具有明顯的家庭聚集性，這反映了家庭成員間共享的遺傳背景以及環境與生活方式的相互交織作用。從生命早期（甚至孕前階段）開始干預，將是打破肥胖“代際循環”（即肥胖父母→肥胖兒童→肥胖成人→下一代）的關鍵，但她也特別提醒：“要避免將責任簡單歸咎于個體（尤其是女性），而應該建立并提供科學、溫和、無批判色彩的孕前及家庭健康支持體系。”

在對比中美差異時指出，王友發指出美國肥胖問題存在明顯的種族和地域差異，美國南部、非裔和西班牙裔人群發病率最高；而中國則呈現北方高發、農村趕超的分布趨勢。北方飲食結構中高油高鹽更普遍，而快速城鎮化的農村地區正經歷著飲食西化、運動不足和傳統“以胖為福”觀念的多重沖擊。他強調，美國的經驗表明，肥胖并非單純的“個人選擇問題”，而是社會環境、政策體系和文化認知共同塑造的結果。這一認識轉變，對中國的防控策略至關重要。

事實上，兒童肥胖的影響將遠遠超過了兒童期。宋逸團隊2025年的預測研究顯示，到2030年，中國7-18歲青少年中重度肥胖者將增長430%，肥胖合并高血壓者將增加131.5%，超重/肥胖總病例凈增3900萬例。

“更令人擔憂的是，兒童青少年肥胖問題疊加地域差異和社會經濟不平等，將進一步加劇健康差距。如果缺乏有力干預，未來10-20年中國兒童肥胖及其相關慢性病負擔將達到不可逆轉的高峰，影響國家人力資本和社會發展。”宋逸說。

面對兒童肥胖這一復雜挑戰，現行防控體系暴露出明顯短板和困境。

“有些肥胖青少年家庭認為已經努力了，但體重仍下不來。實際上，他們的飲食結構、運動習慣都還有很大改善空間。這意味著肥胖防控僅靠個人家庭的生活方式干預遠遠不夠。”曹冰燕說。

領銜多部肥胖防控指南和共識制定的王友發指出，目前我國兒童肥胖政策多為倡導性文件，缺乏強制力和跨部門協調機制。有的國家通過立法限制高糖食品、飲料廣告、強制校園體育活動等做法值得借鑒，但需要結合中國國情調整。

幾位學者一致認為，中國兒童肥胖防控的主要瓶頸在于政策碎片化、執行力不足、缺乏結構性和環境層面的系統干預，且文化觀念滯后。尤其是在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盡管經濟條件已有改善，但健康認知與干預資源的投入未能同步發展，“生活富起來，理念卻滯后”，這使得兒童肥胖防控在這些地區難度更大。

以下為《知識分子》采訪王友發、張建端、宋逸的完整訪談實錄。

01 中國兒童超重肥胖增速加快，且農村趕超城市

知識分子：您曾在美國工作 20余年，兒童肥胖領域是您深耕的重點方向。當前中國兒童肥胖的整體趨勢如何？與美國相比處于哪個階段？

王友發：從歷史進程來看，美國兒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經歷了三個階段（基于美國疾控中心數據）：

• 低位穩定期（1971–1980）——2–19歲兒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維持在15%左右，當時社會對兒童肥胖的關注度有限，尚未上升為系統性的公共衛生議題。
• 快速上升期（1988–2004）——短短16年間，從約23%迅速升至33.6%，肥胖成為全社會討論的焦點，公共衛生危機逐步形成。
• 高位流行期（2005年至今）——2018年約35.4%的兒童青少年處于超重或肥胖狀態，且嚴重肥胖比例持續增加。

根據2021年的數據，美國5–14歲兒童的超重/肥胖率已達到36.2%（男）和37.2%（女），15–24歲青年則高達46.7%（男）和50.8%（女），并有進一步攀升趨勢。若延續當前趨勢，預計到2050年，5–14歲兒童超重/肥胖率將高達45.1%，15-24歲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將達57.3%，而這一數值在美國25歲以上成人中預計超過八成。

肥胖問題在中美兩國都呈現出復雜性和頑固性，中國學齡兒童的超重/肥胖率在2021年已攀升到約30%，相當于美國2000年左右的水平，處在“快速上升期”的中后段。根據我們團隊編譯的《2025年世界肥胖報告中文版》，該增速位居全球第12位。如果不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預計到2030年，中國學齡兒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將從 2019 年的19%升至31.8%，學齡前兒童為15.6%。這意味著十年時間我們或進入類似美國的“高位流行期”，屆時防控難度會顯著增加。

知識分子：對比中美兒童的肥胖流行問題，各有哪些特點？

王友發：美國的肥胖率存在顯著人群和地域差異，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居民和美國南部的發病率最高，亞裔發病率最低。這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響：一是地區人口特征及社會經濟環境差異，例如部分地區的"食物荒漠"（缺乏健康食品）和"食物沼澤"（快餐泛濫）；缺乏安全便利的運動場所；二是不同人群間的健康素養及行為存在巨大差異；三是遺傳因素使某些族群更易受環境風險影響，導致肥胖率呈現種族差異。

相比來看，中國兒童肥胖問題呈現出鮮明的本土化特征：

在流行病學分布上，農村地區超重肥胖率正快速趕超城市，形成“城鄉逆轉”新趨勢，同時北方地區肥胖率顯著高于南方，凸顯地域差異；在社會轉型影響方面，快速城鎮化進程帶來的飲食結構西化與應試教育導致的運動時間不足，共同構成了“致肥環境”的雙重壓力；在健康風險特征上，肥胖及相關代謝異常呈現顯著低齡化趨勢，但基層醫療機構篩查診斷能力明顯不足；在文化認知層面，傳統“以胖為福”的養育觀念與現代健康理念存在沖突，家長對科學干預的接受度亟待提升。

知識分子：中國兒童肥胖的城鄉分布有何變化？農村兒童肥胖率是何時加劇的？

宋逸：長期以來，中國的兒童肥胖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經濟較發達地區，目前，這一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農村兒童的肥胖率在2010年前后開始顯著上升，部分省份的農村女孩肥胖率已超過城市同齡人。預測顯示，到2025年，農村女孩的超重肥胖率將全面超過城市女孩，農村男孩也將在2027年實現（對城市男孩的）“反超”。

這種變化與多個因素有關，比如農村孩子轉向高熱量飲食、體力活動減少、電子產品使用增加，以及觀念滯后，家長對肥胖的危害認識不夠。

知識分子：農村女孩會成為肥胖流行的新的高風險群體嗎？

宋逸：是的，農村女孩在肥胖流行中呈現出特別突出的風險。原因包括運動機會少、校園體育資源匱乏、家庭對女孩體型關注度不足，以及青春期后能量需求變化更易導致體重增長。因此，相關防控措施需盡快向農村傾斜，并關注女孩群體。

02 睡眠不足對兒童肥胖的影響高于缺乏鍛煉

知識分子：從您研究得出的成因排序可以看出，睡眠不足對兒童肥胖的影響高于缺乏鍛煉，這是否與學業壓力有關？

張建端：我們2025 年發表的研究整合了3000多萬名中國兒童的相關數據，系統評估了多層級的高危因素。在我們的數據中，睡眠不足的歸因風險為15%，明顯高于體育活動不足的6.3%。這一結果與現行教育體制下課業壓力過重和作息安排不合理密切相關。睡眠剝奪不僅影響休息，更會通過激素機制（如瘦素下降、饑餓素上升）干擾食欲控制與代謝節律，進而促使能量攝入增加、疲勞感增加、活動欲望下降。學業負擔也直接擠占了課外身體活動的時間，強化了靜態生活方式。此外，缺覺的兒童白天更易疲勞，更傾向于久坐少動，形成“缺覺→少動→肥胖”的惡性循環。

這兩個重要因素指向的是同一個結構性根源——教育制度與應試壓力下對學業成績的過度聚焦。必須將教育體系改革納入兒童健康政策框架和公共衛生議程，從時間分配和評價導向等方面進行深層次調整。

知識分子：在您分析得出的15個兒童肥胖成因中，哪些因素最超您預期？

張建端：父母體重的影響程度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母親的歸因風險為24.3%，父親為23.5%，顯示肥胖具有明顯的家庭聚集性。其背后的原因十分復雜，不僅源于先天的遺傳易感性，也反映了后天的家庭共享環境與生活方式的重要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中國成年人口中超重與肥胖比例已達57%，這意味著多數兒童成長于一個整體代謝風險偏高的家庭環境中。因此，兒童肥胖治理不能僅僅聚焦于個體，更要從家庭出發開展代謝風險的整體干預，打破代謝風險的“家庭聚集”，阻斷肥胖的代際傳遞。

知識分子：遺傳和孕前肥胖對兒童肥胖影響很大，排序靠前，那對于備孕女性的體重管理來說就面臨不小壓力。如何對此干預指導，同時避免身材焦慮？

張建端：的確，母親孕前超重/肥胖的歸因風險高達16.7%，理論上意味著若能有效管理孕前體重，有望預防近六分之一的兒童肥胖發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干預窗口。但我們必須清晰地意識到，這一結果不應被曲解為將責任單一歸咎于女性個體，片面的解讀容易引發對女性的道德壓力和身體羞辱。

孕前健康管理應以支持性、科學性、去污名化為原則，將目標從單純“控制體重”轉向全面“優化孕前健康狀態”，包括均衡飲食、適量運動和心理調適等。公共衛生服務部門應打造并提供溫和且無批判色彩的孕前支持系統，為所有的備孕家庭提供普惠性的服務。

這一健康理念應延伸至兒童與青少年教育階段。學校應建立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機制，幫助女孩（和全體兒童）形成積極的身體意象與自我認同。在公眾傳播中，應避免使用 “母親的體重決定孩子體型”等表述，而是要讓公眾理解兒童肥胖是遺傳、行為、環境與社會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知識分子：根據您的研究，含糖飲料攝入高是兒童肥胖最大的行為誘因，應如何管控，中國需要像一些發達國家一樣征收含糖稅嗎？

張建端：我們的研究顯示，含糖飲料是兒童肥胖歸因風險最高的可改變行為因素（PAR% 16.4%）。從理論上講，若能有效干預此因素，可減少約六分之一的兒童肥胖病例，其防控重要性不言而喻。國際上已有多國通過征稅降低含糖飲料消費以應對包括肥胖在內的系列公共衛生問題。然而，在中國推行該政策仍面臨多重挑戰：包括公眾對含糖飲品的健康危害認知不足、價格敏感性研究有限，飲品行業可能存在強烈抵制；同時，飲品種類繁多、含糖量差異大，使征稅對象的界定和監管執行更為復雜。若缺乏清晰的營養標簽、嚴格的廣告限制和廣泛的公眾健康教育等配套措施，單靠征稅難以發揮最大效果。

在當前國情下，更可行的做法是先從校園切入：推行“無糖飲料校園”，在飲品包裝上醒目標示含糖量，限制針對未成年人的廣告投放等措施作為政策試點。實施由國家衛健委牽頭，聯合市場監管和教育等核心部門，制定校園飲水與營養標準、強化產品與廣告監管，并提升公眾健康意識。當然，這一過程本身也是對部門間的協調機制與執行力的挑戰，如何打破部門分割真正形成合力，將是政策效果能否真正落地的關鍵。

03 兒童肥胖防控政策缺乏強制力，落實阻力大

知識分子：在您看來，兒童肥胖現狀最令人擔憂的是什么？

王友發：我最擔心的是肥胖率持續快速上升，而且沒有任何減緩跡象，且脆弱群體常被忽視。我國有 6100 萬農村留守兒童（占農村兒童 37.7%，占全國兒童總數的 21.9%）和 3580 萬流動兒童，他們的超重肥胖率雖暫時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上升勢頭非常明顯。更復雜的是，這些群體中可能同時存在肥胖與其他營養不良問題，比如微量營養素缺乏和生長遲緩等。一旦健康狀況惡化，將加劇農村勞動力衰退，擴大城鄉發展差距，并進一步造成健康不平等。

宋逸：目前最突出的現象有兩個：第一是城鄉逆轉趨勢明顯。第二是重度肥胖比例顯著增加。這種趨勢的長期后果是嚴重的。尤其是在農村和欠發達地區，這些健康問題會與教育資源不足、醫療可及性差疊加，形成健康不平等的惡性循環。此外，肥胖低齡化趨勢明顯。意味著防控的難度和代價都會急劇增加。

張建端：最令人擔憂的是社會整體對兒童肥胖風險的輕視與誤判，學校普遍將學業成績置于絕對優先地位，擠占體育鍛煉、營養、睡眠等健康干預的空間。這意味著家庭和學校這兩道關鍵防線都出現嚴重缺位和動力不足。

知識分子：兒童肥胖防控政策的痛點是什么？

王友發、張建端：近年來，國家對兒童肥胖問題的關注達到新高度。2020年，六部委聯合發布《中國兒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實施方案》，明確了多部門職責分工。我們的研究系統梳理出48項與兒童肥胖相關的政策措施和技術指南，顯示出中國兒童肥胖防控政策體系已初具框架。

然而，目前的兒童肥胖防控政策主要存在四個短板：政策體系碎片化，缺乏法律強制力和跨部門協調機制；執行效力不足，健康議題優先級低，監管和問責不到位；干預精準度不夠，缺乏對區域、城鄉、人群、留守/流動兒童和文化特性的充分考量；缺乏高質量的長期整合數據支撐，制約政策效果評估，無法及時優化調整。

需要強調的是，目前社會對生命早期風險因素關注不足、結構性干預措施匱乏、健康科普傳播覆蓋率低。

知識分子：為何兒童肥胖防控政策難以落實？

張建端：兒童肥胖防控政策缺乏強制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肥胖成因的復雜性、利益的多方博弈與高昂的執行成本。

一方面，肥胖涉及個體、家庭、學校、社區、環境與政策多重因素，牽涉學校、家庭、食品產業、廣告商和零售商等眾多利益主體，讓這些目標不同的主體協同行動，本身就極具挑戰；另一方面，關鍵措施如限制不健康食品營銷會觸及相關產業核心利益，勢必引發強烈的抵觸和博弈。而學校在應試導向下也缺乏積極性和資源將健康真正按入優先議程；同時，強制性措施需配套的監管、審查與執行體系，使政策落地更具挑戰。

更為重要的是，公眾尤其是許多家長對兒童肥胖長期、嚴重的健康風險認知有限，或對旨在改善兒童健康的限制性措施存在誤解甚至反感，削弱了政策的執行基礎。

知識分子：應對兒童肥胖，目前從哪方面著手更易執行且見效？

王友發：在中國，學校是防控兒童肥胖最可行、最高效、最容易被接受的陣地。首先，學校干預的可執行性強，可以依托現有教育管理體系快速部署；第二，家長對學校主導的健康干預接受度較高，阻力相對較小；第三，本土研究已證明學校干預能夠顯著改善學生的運動習慣和飲食行為。

為建立兒童肥胖長效防控機制，我們依托中國營養學會肥胖防控分會和國家重大專項團隊合作平臺，建立了“中國兒童肥胖防控合作網絡”，旨在以兒童肥胖防控為核心，致力于構建“科學研究-政策制定-實踐應用”三位一體的協同防控體系，以促進中國兒童身心健康，通過“小手拉大手”等策略，以兒童肥胖防控為重要抓手推動實現全人群健康。支持國家慢性病防控策略和健康中國目標的實現。

張建端：的確，校園依然是最佳切入點。校園干預不能是單一措施，而應是一個“組合拳”。除了限制含糖飲品、提供營養餐和足夠的體育課時，學校還需將健康教育、心理支持和睡眠管理納入整體方案。

同時，家庭也是兒童肥胖防控重要陣地，需提升家長的健康意識，增進對肥胖的長期風險和多因素成因的理解，減少單一歸因導致的道德壓力，爭取家庭對各項政策的理解和配合，形成合力。

從更長遠的公共衛生視角來看，應該投資和充分發揮我國成熟的婦幼三級保健網絡優勢。這套系統在過去曾為降低我國孕產婦和兒童死亡率立下了汗馬功勞，有基礎承擔起新使命，成為兒童肥胖防控的前沿陣地。將肥胖干預關口前移到生命最初的1000 天，在孕期和嬰幼兒階段開展高危因素篩查和干預，從生命早期預防肥胖，是打破代際循環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資。

受訪學者介紹：

王友發 教授：西安交通大學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長、醫學部副主任，中國營養學會肥胖防控分會主任委員，中華預防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科技創新2030“四大慢病”重大專項首席科學家。領銜建立了“中國兒童肥胖防控合作網絡”。曾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全球兒童肥胖中心主任、北美肥胖學會兒童肥胖分會主席，主持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1607萬美元的國際合作項目。2024年入選斯坦福大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其主編的《中國肥胖預防和控制藍皮書》等6部指南已成為國內肥胖防控的重要參考。

張建端 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營養學會肥胖防控分會委員。曾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辦事處健康項目官員，長期致力于兒童肥胖防控、婦幼健康促進及慢性病流行病學研究，擔任多個國家級健康促進項目的技術顧問。

宋逸 研究員：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所長，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學校衛生中心主任。擔任10余個國家級學術組織職務，主要從事兒童青少年健康與發展社會決定因素、學生體質與健康及不平等性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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