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學術前沿】文章推薦：人壽保險的經濟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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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以下論文整理而得：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unctadinsd47_en.pdf

作者：

Jose Ripoll（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報告）

【本期看點】

●壽險在個人層面的經濟職能：在被保險人去世后，為家庭提供一定的收入保障；為傷殘或退休后的收入提供保障；作為商業用途的擔保手段。

●壽險作為個人儲蓄手段的職能：壽險對公眾的吸引力還在于保險公司作為儲蓄機構的表現，乃至“儲蓄”概念本身所激發的吸引力。但是通過壽險保單建立起來的長期儲蓄，與任何其他金融體系中的長期儲蓄一樣，都會受到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

●壽險在國家層面的經濟職能：人壽保險作為一個經濟部門，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如何用GNP 的口徑來量化這些要素？如何考慮“無形因素”？以及如何從國際收支角度來考察？

人壽保險的經濟職能

1引言

人壽保險的經營活動可以從三個廣義的經濟角度加以分析：第一，也是首要的，壽險作為一種產品、一項服務，滿足個人潛在的需求。人們之所以決定購買一份人壽保險單，可能是因為他們擔心一旦自己去世，受撫養人將失去現有的收入。人們需要安全感，這是一種源于追求穩定與確定之本能的需求。因此，對這一特定方面的分析將聚焦于壽險在滿足其所保障的每一位個人的基本經濟需求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人壽保險的第二個經濟角度涉及其儲蓄功能。在許多國家，這種保險形式為許多人提供了一種受歡迎的儲蓄手段。因此，壽險經營活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儲蓄條件是否與其他投資機會所提供的條件同樣具有吸引力。這將使得有機會討論，通貨膨脹問題如何成為對傳統壽險計劃的阻礙因素。

人壽保險的第三個廣義方面可以這樣表述：全球人壽保險交易對于國民經濟的意義，并不僅限于人壽保險為其所保障的個人所提供服務的總和。壽險作為一整套全球金融交易，以及由人壽保險公司所開展的一系列國內活動，通過各種方式對國民產值和國民收入作出貢獻。它對儲蓄、投資以及經濟資源的配置產生影響，而這些方面本身又具有獨立于所收取和支付的保費與賠款的固有價值。保險機構雇用人員、促進培訓、繳納稅款，并且更為廣泛地使國家的經濟生活比沒有人壽保險時更為豐富和不同。本次報告將以對這一主題的一些反思作為結束。

2人壽保險在個人層面的經濟職能

在某些情況下，人壽保險被等同于“對人類生命的保護”，于是保單的價值就被視為“人類生命的價值”。這顯然是一種過于牽強的聯系，可能會引發道德上的問題。從哲學角度來看，人類生命具有超越任何理解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試圖給一個人的生命賦予一個具體的貨幣價值，對某些人來說甚至是一種褻瀆。諸如“他值一億盧比”這樣的說法，在嚴格意義上是荒謬的。

壽險并不涉及人類生命的價值，而是涉及“人類生命的經濟價值”——這一價值來源于一個人的賺錢能力，以及其他人對他這種賺錢能力的經濟依賴。因此，可以說，壽險滿足的是若干不同的經濟目的，僅此而已。例如，壽險在以下幾個方面可能是必要的：（a）在其去世后，為家庭提供一定的收入保障；（b）為傷殘或退休后的收入提供保障；（c）作為商業用途的擔保手段。上述觀點重要、合理且正確，下面的段落將對此進行簡要闡述。

（a）為家庭提供收入保障

通過壽險，一個人可以確保他的妻子、子女和其他受撫養人無論他是否在世，都能獲得一定的收入。這樣，他就可以避免家庭因他的去世而陷入收入中斷的困境，甚至可能讓家庭在他去世后的經濟狀況，與他在世時保持一致。在被保險人死亡的情況下，為受撫養人提供經濟保障，通常被認為是壽保險單的首要經濟功能。在這方面，對這些保障金額進行量化，通常基于兩個不同但密切相關的出發點：（1）被保險人未來凈收入的資本化價值；或（2）在被保險人死亡的情況下，為維持家庭生活所需的資金數額。這些福利的數額，通常根據家庭在主要收入者去世后的需求來計算。這種“需求法”不僅考慮家庭預期的總體經濟需求金額，還考慮死亡發生時可能獲得的其他資源（例如社會保障給付、家庭支持、其他福利等）。

對單個保單持有人而言，這一思路似乎為其對壽險的個人需求設定了“上限”。人們不會希望家庭在失去經濟支柱后反而比他在世時更富裕。因此，任何超過這一上限的保險金額，通常被視為超出“可保利益”的過度部分。然而，還有一些與壽險需求相關的因素，并非直接從上述所考慮的得出。其中以下兩項最為重要：

（1）壽險作為所謂“清理基金”的來源，該基金旨在支付因被保險人死亡而產生的一切費用，并清償所有尚未履行的義務，例如：

?臨終疾病期間的醫院及醫生費用；

?喪葬費用；

?個人債務、家庭賬單、分期付款、個人貸款等未償債務；

?遺產管理費用；

?遺產稅、繼承稅、所得稅及財產稅。

（2）人壽保險作為住房抵押貸款贖回資金的來源。若房主背負按揭貸款，一旦死亡，通常會給家庭帶來財務難題。抵押貸款需在若干年內由家庭主要收入者的收入分期償還。很可能在具有受撫養子女的借款人去世時，貸款余額仍未清償。此時，一份至少覆蓋該未償余額的人壽保險保單具有雙重功能：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提供清償未償債務所需的資金，從而減少原本需要用來滿足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金額；

?其次，它有助于從一開始就從金融機構獲得抵押貸款。

這些金融機構往往不愿意向任何在死亡情形下收入可能中斷的人發放貸款。就此而言，抵押貸款保險能夠降低貸款利率，并通過便利信貸，對建筑業及相關行業產生積極影響。

（b）退休與傷殘收入

典型的壽險保單在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一筆金額。然而，還有其他人壽保險業務下的保單類別，在被保險人存活到某一特定年齡時也提供給付。我想特別指出一點：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會出現一種需求，對此，人壽保險行業已開發出適當的產品——即只要被保險人仍生存就持續給付的年金。

這些“生存給付”類別的人壽保單，同樣可適用于被保險人完全且永久傷殘的情形。不論是退休時給付，還是在傷殘情況下即行給付，這些年金都是為了滿足那些失去工作能力者的消費需求和家庭開支需求。就此而言，我所指稱的這一特定人壽保險類別，與前面所述的需求屬于同一性質。核心在于：一個家庭需要財務手段，要么因為其經濟支柱去世，要么因為其年齡或健康狀況已不允許他繼續從事職業活動，或者由于其他原因無法成為工薪階層或經濟生活中的生產者。

（c）企業視角下的壽險需求

一種對壽險的經濟需求，經常源于某些作者所稱的“關鍵人員補償”——即一筆旨在抵消因特定人員死亡所帶來經濟損失的款項。這種損失涉及其資本、技術知識、經驗、業務關系以及個人商譽，這些對企業而言都是重要資產，也是其順利運作的必要條件。因此，這些人員的離世將使有關組織喪失真正的資產，于是可以為其投保人壽保險，以獲得對這種損失的補償。

那么，為此目的而投保的保單，其價值應如何確定？換言之，如何量化這種補償需求？ 在大多數情況下，保險金額按照預期因死亡而喪失的未來收益來確定；也可以基于為替補該關鍵人員而必須支付的額外補償來設定。在其他情形下，若保險需求與某一時限明確的專項研究項目相關，則賠償基礎較易確立。項目投入的資金可能因負責人死亡而部分或全部損失，因此可按該金額為其投保。

壽險與企業的又一重要關聯，是保障企業持續經營，尤其針對普通合伙制企業。 一般而言，這類企業任一合伙人死亡即導致合伙關系變動，企業隨之解散并進入清算。結果幾乎總是資產大幅縮水：資產被迫低價處置，商譽完全喪失。另一種可能是由生存合伙人收購已故合伙人的權益，但無論采取哪種方式，他們都可能遭受損失、收入中斷、或需要大量流動資金，甚至三者兼而有之。 因此，可為每位合伙人按其權益金額投保，保單由合伙企業或其他合伙人持有。一旦有人身故，保險金即用于收購其權益。對于股份不公開公司的股東，也存在類似的安排需求。盡管股東死亡并不導致公司依法解散，但若試圖繼續經營，往往會出現與前述合伙情形相似的實務難題。

與企業相關的壽險另一作用，是保護債權人。前文提及的住房抵押貸款贖回保障即屬此類。更廣泛地講，該邏輯適用于任何信貸交易：若債務人因死亡或疾病而無法償債，即存在違約風險。 對債務人的生命投保，其經濟優勢主要在于消除這一風險，否則信貸操作將更困難或成本更高，進而影響整體經濟交易。 為解決這些困難，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以其生命為標的的保單，確保其死亡時未償債務余額由保險公司立即清償。此類保單亦可附加傷殘收入保障。

3 人壽保險作為個人儲蓄手段的職能

若不對壽險在個人儲蓄制度領域內的作用加以說明，那么它的經濟職能列舉便不完整。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各類人壽保險（如終身壽險、兩全保險、年金保險等）所采用的商業與金融體系，所產生的儲蓄額遠高于其他任何一類普通保險所能積累的儲蓄額。

至于為何如此、壽險又何以成為一種儲蓄媒介，本次研討會將有更專業的技術人員深入探討，因此我不必贅述。尤其諸位大多熟悉這樣一種制度：在保險公司真正承擔風險之前，保單持有人早已開始繳費。以一份二十年期的合同為例，第一年收取的年繳保費相對于當年風險而言顯然過高，但其中的超額部分將在多年以后、合同臨近到期時才由保險公司動用。保險公司所采用的保費制度，因而在合同最初數年便隱含了一筆儲蓄——公司把這筆錢提存起來，以便在需要賠付或保單到期時履行義務。

這種累積起來的儲蓄對保單持有人至少有兩重意義：在死亡、退休或傷殘——即其收入可能中斷的時刻——這筆儲蓄將提供給本人或其家庭；這筆儲蓄可產生利息，而利息又反過來影響保費水平。眾所周知，壽險保費的計算不僅基于公司承擔的風險（因早逝而可能支付的賠償額），也基于公司把保單責任準備金進行投資所獲得的利息。因此，儲蓄額越大、利率越高，保單持有人所需繳納的保費就越低，或保險金額就越高。

壽險對公眾的吸引力，不僅在于其保障功能，還在于保險公司作為儲蓄機構的表現，乃至“儲蓄”概念本身所激發的吸引力。然而諸位皆知，通過壽險保單建立起來的長期儲蓄，與任何其他金融體系中的長期儲蓄一樣，都會受到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正如銀行存款因物價普遍上漲而縮水。所繳保費名義上與保單面額掛鉤，但用于計價的貨幣單位，其購買力卻常常無法保持。換言之，同一張保單逐年繳納的保費，與最終領取的賠償金所用的貨幣同名，卻極少具有同等的“實質”。

于是，凡帶有濃厚儲蓄成分的壽險，在通脹成為常態、人們已學會“與之共存”的國家里，吸引力大為下降。進一步觀察可發現，價格穩定性與帶有強儲蓄成分之壽險計劃（如終身壽險、兩全保險，而非短期或團體保險）的成功之間存在某種正相關。因此，通脹因素已成為推廣壽險保單的阻礙。為應對這一問題，一些國家采用“保額與保費指數化”的方法。其原理簡單，實施卻不易：只有當保險公司能將累積的責任準備金投資于“抗通脹”證券時，按通脹率調整保額和保費才可行。真正的困難在于，此類證券很難尋覓。曾有人認為房地產與股票可保值，但事實證明這一觀點在多數情況下是錯誤的。

壽險公司出于穩健考慮，更傾向于將負債資金分散投資于具有固定利率的證券。原因之一如前所述：公司從保單持有人處收取的保費，只有在責任準備金按約定利率生息時，才足以支付未來的各項給付義務。那些雖能保值但收益率浮動的資產，往往無法滿足這一條件。其次，公司必須確保投資組合在到期時能支付已到期保單及其他給付，這一要求優先于任何技術、商業或財務考量。顯然，投資于實物資產（如房產、股票）的波動性，遠大于投資于固定利率證券（如債券、抵押貸款）的波動性。換言之，只要公司賠付義務是按保單面額固定計價的，其投資策略就必須與之匹配；即便另一種更靈活的投資策略可能對保單持有人和公司更有利，也不可行——因為“更有利”只意味著概率上的收益，而概率本身即意味著無法兌付保單約定金額的風險，這種風險與壽險公司理應提供的“確定性”績效相悖。

此外，適用于壽險公司的法律與監管規則，通常也將其投資范圍限定在債券、公司債、抵押貸款、政府證券、保單貸款等固定收益資產上。以美國為例——其壽險交易規模全球居首——上述投資類別占壽險公司全部投資的八成以上。

綜上，可得出以下結論：傳統壽險計劃（帶有濃厚儲蓄成分）與當前席卷多數國家的通脹過程之間存在沖突。通脹效應要得以緩解，至少部分緩解，唯有當壽險公司將責任準備金投資于可按貨幣貶值幅度重估的資產。然而，此類投資極少能與壽險公司理應始終遵循的“穩健安全”要求相容，也與現行保費計算體系——即投資收益率不得低于某一規定水平——相沖突。

一些國家嘗試化解上述難題。以美國為主，曾推行“分立賬戶”制度，主要用于團體養老金計劃。該制度下，保險公司將某一合同累積的責任準備金投資于由養老金購買者自行選擇的資產類別，風險由其自擔。另一種方式是變額年金，無論團體還是個人，均以普通股組合作為準備金投資標的。類似地，變額壽險的精算基礎也已建立，其保單面額隨某一股票或混合資產組合的表現而變動。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高通脹的背景下，這些制度是否適用？我的看法是：這些制度或其任何變體，在特定情形下或有優點，但總體而言，很難指望它們滿足壽險保單的基本要求——即確保賠付金額具備給定的購買力或真實價值。原因有二：第一，上述制度只有在具備活躍、靈活且健全的本地股市時方能有效運作，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并不具備這一條件；第二，即便全球最發達的股市，近年來也未能證明股票及其他證券能長期維持真實價值不變。

有識之士普遍認為，要維護壽險保單的真實價值，從而有效支持本國保險市場，唯有依靠積極且明智的政府干預。常用的兩大論據如下：

（1）在某些國家，政府一方面倡導保險公司資金運用審慎，另一方面又為保險公司提供政府擔保、指數化或半指數化證券等投資機會。這意味著，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證券的貨幣價值隨貨幣購買力下降而上升，從而可按比例提高保單面額。

（2）若固定利率證券的收益率與通脹率掛鉤，則其利息可至少部分抵消通脹，從而實現保額指數化。若如此，保單面額將隨通脹調整，但前提是投資收益的相當部分須返還給保單持有人。這正是政府應當強制規定的條件。

許多國家已照此辦理，法律規定：從實際投資收益率與費率厘定中所用技術利率之間的差額中，必須有相當比例（60%–90%）的利潤返還給保單持有人。并非所有通脹引發的問題都已在此得到充分討論。以上內容僅試圖指出若干議題，而非提供全面分析。

4 人壽保險在國家層面的經濟職能

我想簡要觸及的最后一個主題是：人壽保險作為一個經濟部門，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概念本身十分清晰——人壽保險活動與所有其他經濟活動一樣，增加國民生產總量，也就是說，它給整個國家帶來了經濟效益。這一點毋庸置疑。較難界定的是：哪些由保險公司開展的活動應計入國民生產，以及如何用GNP的口徑來量化這些要素。

至少可以列出以下三項分析標準：

（1）第一標準最為直觀：壽險公司向客戶提供了保障；而人們對這種保障的價值評估，可以用他們愿意為之支付的金錢（保費）來衡量。換言之，人們把購買壽險置于其他所有可能支出之上。于是，壽險合同所提供的服務，以及整個壽險業對國民經濟的總貢獻，就可以用所繳保費金額，或這些保費原本可購買的其他商品與服務的價值來估算。

（2）第二標準采取更為嚴格的口徑：對國民生產“真正”的貢獻，不按全部保費計算，而按保單持有人群體所做的“凈支出”來衡量。社會愿意花錢購買保險公司提供的服務，但凈支出不僅包括保費，還要加上因放棄投資利息而隱含的成本，并扣除已領回的賠款、年金、紅利以及公司為履行未來賠付而提存的責任準備金。簡而言之，流向保險公司的凈額，以及消費者所獲得服務的貨幣價值，就是公司所稱的“毛收益”。這大致就是壽險業對國民生產總值（GNP）的貢獻。另一方面，其對國民收入的貢獻——概念上與對國民生產的貢獻相等——包括公司支付的全部工資、傭金、租金以及給股東的股息等。這些支出總額與“毛收益”大致相等，也符合國民核算體系的基本定義：消費者向企業支付的商品與服務總額，等于企業向生產要素支付的收入。

（3）第三，也是更現實的解釋，會把上述之外的大量因素納入考量。正如R.H.Croue博士1966年指出的，壽險業對國民經濟的“真實”貢獻包括可量化的多種類型，大體可分為三大類：(a)直接向國民經濟注入收入：向保單持有人及其受益人支付生存給付和死亡給付；(b)通過壽險業的采購向國民經濟再分配收入：購買各類商品和服務并繳納稅款，包括向中央及地方政府繳納的稅費、牌照費；向員工及代理人支付的工資和傭金；向本國股東支付的股息；辦公設備與耗材支出；體檢與核保費用；支付給會計師、精算師、律師、投資顧問的費用；以及其他雜項支出（這一項大致對應上述GNP概念）；(c)為各類投資項目提供風險資本：例如購買住宅和農場；向公共機構提供住房、醫療、教育等項目貸款；興建辦公樓、購物中心及其他商業房產；擴建公用事業、鐵路和工業企業。

一幅完整的壽險業貢獻圖景，還應包括所謂“無形因素”。衡量或量化這些因素的困難，不應成為將其束之高閣的借口。這些無形貢獻包括：鼓勵保單持有人儲蓄；減少不確定性及憂慮從而提高其效率；提升被保險人信用度；以及通過壽險公司在醫學研究及其他防損領域的努力，促進健康保護。

另一個相關卻難以量化的因素，應從國際收支角度考察：本國壽險市場存在與否所帶來的影響。換言之，國家在評估本國壽險市場所帶來的收益時，還應考慮若該市場缺失，居民只能赴境外投保所導致的外匯支出。這些境外交易通常會對本國國際收支產生負面效應。再來一個難以量化的因素，關乎壽險公司投資本身的特性，而不僅僅是投資規模。壽險經營所衍生的儲蓄通常具有長期性質；保單期限越長，儲蓄額越高，因此保險公司的總體投資亦可按長期視角進行規劃。這帶來多重效應：有助于抑制通脹；還能為基礎設施和工業提供投資，這些領域往往不適合短期儲蓄，否則勢必要引入大量外資。在此，壽險交易亦有利于改善資本市場狀況，甚至影響國際收支和國家債務水平。

因此，出于多種原因，在發展中國家建立高效的本土壽險公司以滿足國內需求，理應成為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視的經濟發展措施之一。而談及“高效本土公司”，又回到了本次研討會的核心目的——提高公司效率，始終意味著助力國民經濟及其中每一個個體。畢竟，本次研討會乃至整個UNCTAD面向亞太地區的教育項目，其宗旨不正在于此？

附注：關于壽險經濟學的綜合性入門讀物很多，本稿撰寫時主要參考了以下兩部著作：

●Davis W. Gregg與Vane B. Lucas主編《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handbook》，1973 年，Richard D. Irwin Inc.，Homewood, Ill., USA

●Dan H. McGill《Life insurance》，1967年，Richard D. Irwin Inc.，Homewood, Ill.,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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