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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寫了一整部的《血酬定律》,核心只有一句話:暴力是最硬的貨幣。
意思很直白,在缺乏透明制度和規則約束的地方,財富分配不看智慧和效率,而是看誰的刀子更快、拳頭更硬。誰敢拿命去拼,誰就能換來報酬。
這種邏輯古老、殘酷,卻并未消失。
而黑幫就是血酬定律最生動的注腳。
人們常常疑惑,為什么他們的生意永遠繞不開賭場、妓院、毒品,甚至農業里最不起眼的牛油果?難道他們沒看見半導體、人工智能、清潔能源這些行業的巨大前景?
答案其實很簡單: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他們不能。
因為他們只能選擇那些靠刀子和槍子兒就能分贓的產業,而不敢涉足需要合作、規則和長期投入的高科技。
賭場的邏輯簡單到極致,黑幫只要敢站在賭桌旁,就能穩定抽水。
妓院也一樣,不管客人是否盡興,賬單都要結清。
也有正常產業:
墨西哥黑手黨靠暴力控制農場、加工廠和出口環節,把農場主一半收入直接抽走,比販毒還賺錢。
意大利黑手黨盯上的則是垃圾處理行業。他們不去研究新能源,而是滲透環衛公司和垃圾填埋場,因為所有城市都離不開垃圾處理,這是一本萬利的“合法提款機”。
東京的山口組則牢牢插手建筑業,他們不去搞新型建筑材料,而是靠恐嚇、勞務派遣和工地分包,層層盤剝。
南美的幫派更直接,占領非法金礦,用數千名持槍工人開采,把黃金賣給國際市場,一年下來比開賭場還穩。
這些生意的內核完全一致:哪里能用暴力守住現金流,他們就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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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他們不敢進高科技?
因為高科技的分配邏輯不認刀子。
創新的本質是“創造性破壞”,需要科學家、工程師、職業經理人,需要比黑幫老大聰明得多的人。
如果真讓這些人加入,老大就得分權。而黑幫的金字塔式結構決定了權力不能被分享。
換句話說,賭場可以養小弟,高科技卻需要合伙人。
小弟只聽命令,合伙人會提要求。
老大怕的不是高科技沒錢,而是怕權力在高科技面前變得一文不值。
于是,血酬定律在這里起了反作用:它保障了黑幫能活下去,卻鎖死了他們的未來。
這種困境并非黑幫獨有。俄羅斯就是放大版的例子。
很多人以為俄羅斯發展不出高科技是因為制裁,其實更深的原因是寡頭和權貴不敢放權。
石油和天然氣就是他們的賭場和妓院,穩賺不賠。而要搞高科技,就得把資源交給科學家和創業者,但這意味著既得利益集團要讓出權力和蛋糕。
代價太大,于是改革遲遲不來。
他們寧愿繼續賣石油,哪怕價格再波動,也比創新要穩妥。
血酬定律在這里換了個名字,卻依然奏效。
如果把目光再投向現代企業,你會發現相同的邏輯只是披上了資本外衣。
吳思的“匪幫—駐扎寇”理論告訴我們,國家的起源不過是流寇發現四處掠奪不劃算,于是駐扎下來收保護費。
搶劫變成征稅,匪首成了國王,本質沒變。
今天的資本市場也有類似的“杠桿—漏勺邏輯”。
許多企業主在公司暴雷之前瘋狂分紅,幾百億真金白銀進了私人腰包。而當投行提出重組或拯救方案時,他們反而冷眼旁觀。
因為在產權模糊、責任分散的環境里,損失是大家的,盈利是他自己的。既然能提前收割,又何必冒險再投錢?
這和黑幫抽賭場水錢、割農場韭菜,并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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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即便在表面最現代化的互聯網平臺里,血酬邏輯也在變形延續。
美國的大型電商平臺表面靠的是技術,但真正的利潤來自傭金抽成。
亞馬遜的賣家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平臺流量就是新的“刀子”,誰掌握分配權,誰就能抽走利潤。
Uber和Lyft這樣的出行公司,也把司機的勞動當成“數字金礦”,算法決定派單,抽成比例說變就變。
Meta和Google掌控的廣告流量更是如此,廣告主和用戶就像賭場里的賭客,收益被無形的“抽水機制”不斷切割。
刀子看不見了,但血酬的邏輯沒變。
血酬定律的殘酷之處就在于,它讓所有掌權者都傾向于選擇最穩妥的掠奪,而不是最具潛力的創造。
創新意味著權力下放,而下放意味著失控。與其失控,不如茍安。
于是,一個個組織、企業、國家,都在血酬的邏輯中自我禁錮。
黑幫不是不懂高科技的價值,而是懂得太清楚:一旦把權力讓渡出去,他們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根基。
賭場和妓院,不只是江湖故事里的背景,而是血酬邏輯的真實注腳。
吳思說過,血酬是一種古老而頑固的邏輯,它不僅統治了草莽江湖,也烙印在國家和企業的運作中。
你要問,為什么他們不敢進入高科技?答案只有一句:他們不是看不見未來,而是看得太清楚,所以才不敢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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