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業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問題的司法處置

《人民法院報》2025年9月4日7版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完善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司法裁判規則”。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新就業形態人員規模不斷擴大，職業傷害保障問題日益突出。2022年7月1日開始，人社部會同相關部門，選擇在7省市的7個平臺企業開展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2025年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進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試點擴圍工作于2025年7月1日正式啟動。試點工作穩妥有序推進，在保障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合法權益、加強職業傷害預防、分散平臺企業職業傷害風險、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司法實踐中，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以下簡稱新職傷保障）面臨一些新的問題：一是新職傷保障與工傷保險待遇的銜接問題；二是新職傷保障與商業保險能否兼得的問題；三是新職傷保障與雇主責任的競合問題。這些問題關系到新就業形態人員的切身利益，值得分析探討。

PART.

01

新職傷保障與工傷保險待遇

銜接問題的處理思路

　《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辦法（試行）》（以下簡稱《保障辦法》）第二條對新職傷保障、工傷保險的參保對象進行了區分。從制度設計分析，最理想的實現方式是符合勞動關系的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工傷保險，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新就業形態人員則參加新職傷保障。

　　但從實際運行情況來看，新職傷保障覆蓋的參保對象實際包含了符合勞動關系和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情形兩類就業人員。究其原因，一是平臺企業或平臺合作企業為降低用工成本，與新就業形態人員建立勞動關系并參加工傷保險的自覺性、內生動力不足，鑒于新業態用工形式復雜多樣，國家層面無法干預區分；二是新職傷保障按單參保繳費，平臺企業按照在試點地區上月總單量繳費，實現每單必保、每人必保，無形中也覆蓋了參加試點的所有新就業形態人員。

　　司法實踐中，上述情況表現為兩類糾紛：一類是新就業形態人員在職業傷害確認并獲得新職傷保障待遇后訴求確認勞動關系，目的是進一步申報工傷；另一類是新就業形態人員在職業傷害確認并獲得新職傷保障待遇后，訴求新職傷保障待遇與工傷保險待遇之間的差額。

　　針對第一類糾紛，對于已獲職業傷害確認及待遇的就業人員訴求確認勞動關系應否支持，存在不同觀點。一種觀點傾向于不支持，理由在于其傷害已經確認為職業傷害并獲得新職傷保障待遇，損害得以彌補，無需再通過勞動關系以及工傷認定進行救濟；另一種觀點傾向于支持，理由在于其傷害雖已確認為職業傷害并獲得新職傷保障待遇，但如果存在用工事實且存在支配性勞動管理，在目前工傷保險賠償范圍、標準等高于新職傷保障待遇的情形下，應當賦予新就業形態人員選擇工傷救濟的權利，但在申請工傷認定后，職業傷害確認應予撤銷，不得同時享受工傷待遇和新職傷保障待遇。實踐中，針對存在勞動關系的就業人員，在職業傷害確認、工傷認定可以銜接且沖突可以有效避免的情形下，賦予新就業形態人員選擇工傷救濟的權利更有利于保障其合法權益。

　　針對第二類糾紛，實踐中一般存在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就業人員訴求新職傷保障待遇與工傷保險待遇之間的差額，上述人員本身并非勞動關系及工傷保障對象，不能按照工傷保險待遇標準進行保障，因此無權主張差額。另一種情形是符合勞動關系的新就業形態人員，如果申請認定工傷后，原職業傷害確認應予撤銷，所獲新職傷保障待遇應予退還，由平臺企業或平臺合作企業參照工傷保險待遇項目進行賠償，而非直接訴求待遇之間的差額。

PART.

02

新職傷保障與商業保險

能否兼得問題的處理思路

在“平臺—平臺合作企業—新就業形態人員”模式下，平臺企業為新就業形態人員投保職業傷害保障，平臺合作企業為新就業形態人員購買人身意外、雇主責任等商業保險，新就業形態人員在獲得新職傷保障待遇后，能否再要求商業保險公司進行賠償？解決這一類問題，司法實踐中，需要審查兩個層次，一是新職傷保障待遇、商業保險能否兼得，二是商業保險免責條款的效力認定。

　　針對第一個層次問題，新職傷保障待遇、商業保險兼得更為合理。理由在于，《保障辦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鼓勵平臺企業通過購買人身意外、雇主責任等商業保險，切實保障新就業形態人員的生活保障費和生命財產安全。商業保險旨在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時，分散給個體生產生活所帶來的不確定的、潛在的、隱形的風險，這種風險無法具體量化，決定其保障金額多少的是投保金額，而非可量化的損失數額，因此商業保險不涉及重復賠償問題。同時，新職傷保障是通過社會統籌的方法，對新就業形態人員遭受職業傷害給予醫療救治以及經濟補償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其目的是國家為兜牢無法參加工傷保險的新就業形態人員的職業傷害保障底線，在工傷保險制度框架下解決職業傷害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與商業保險并不沖突。

　　針對第二個層次問題，商業保險免責條款效力不予認定更為合理。理由在于，平臺企業或平臺合作企業為新就業形態人員投保人身意外、雇主責任等商業保險的電子保單往往涉及免責條款，例如若被保險人符合《保障辦法》中約定的職業傷害情形，保險人不承擔被保險人本人人身傷亡的保險金給付責任，包括死亡賠償金、傷殘賠償金、醫療費用。評判類似免責條款是否發生效力時，應當考量保險人是否對免責條款盡到提示以及明確說明義務，其法律依據在于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三條第一款。實踐中，以騎手為例，其當天接第一單時，APP就會彈出相應商業保險條款，需點擊確認，平臺統一扣保費2.5元完成投保后開始接單，當天后續訂單不會再跳出相應條款。商業保險公司在上述過程中實際未對免責條款盡到提示以及明確說明義務，因此上述免責條款不產生效力，商業保險公司不能據此免責。

PART.

03

新職傷保障與雇主責任

競合問題的處理思路

　 關于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新就業形態人員遭受職業傷害，問題在于，新就業形態人員獲得新職傷保障待遇后，能否要求平臺企業或者平臺合作企業承擔雇主責任，以及雇主責任如何認定。解決這一類問題，司法實踐中，需要審查兩個層次，一是該類新就業形態人員與平臺企業或平臺合作企業之間的法律關系如何認定；二是新職傷保障待遇與雇主責任競合情形如何處理。

　　針對第一個層次問題，《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人社部發〔2021〕56號）將依托互聯網平臺就業的新就業形態分為符合確立勞動關系、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形、民事關系。目前，關于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新就業形態人員與平臺企業或者平臺合作企業之間的法律關系，尚停留在政策及理論討論層面。司法實踐中，存在三類審判思路：一是參照勞動關系；二是認定承攬關系；三是界定為非個人之間的勞務關系。對于該類新就業形態人員所提供的勞務而言，平臺企業或平臺合作企業存在用工事實，但勞動管理尚未達到支配性特征，因此仍然有別于勞動關系、承攬關系，結合相關案例分析，在法律、行政法規尚未有明確界定的情況下，主流觀點傾向于界定為非個人之間的勞務關系。

　　針對第二個層次問題，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審判思路：取代模式、補充模式。一是取代模式，主要考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明確了取代模式，即勞動者因工受傷，應當按《工傷保險條例》規定處理，而非起訴請求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新職傷保障待遇是在工傷保險制度框架下運行的具有社會保險性質的保障待遇，應參照工傷保險待遇處理。二是補充模式，主要考量平臺企業或平臺合作企業較之新就業形態人員在人力和經濟上有更強的能力，而新就業形態人員處于弱勢地位，新職傷保障獲賠項目與工傷保險獲賠項目相比明顯較少，無法為新就業形態人員提供充分職業傷害保障，難以填平其實際損害。

結合新職傷保障的定位屬性、賠償項目、賠償標準等，筆者傾向于當前采取補充模式，未來向取代模式逐步發展。

　　首先，關于新職傷保障的定位屬性，新職傷保障試點是在工傷保險制度框架下設計的針對新就業形態人員的職業傷害保障制度，在職業傷害確認、勞動能力鑒定標準、待遇政策等方面與工傷保險制度基本保持一致，保證了不同就業人群之間的公平受償，上述職業傷害保障實質上隱含了平臺企業承擔雇主責任的法理基礎。

　　其次，新職傷保障的賠償項目相較工傷保險待遇的不同點在于，新職傷保障沒有一次性就業補助金、一次性醫療補助金，并將停工留薪期工資調整為生活保障費。新職傷保障的賠償標準相較于工傷保險待遇的不同點在于，新職傷保障按照上年度統籌地區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平均工資為標準計發，與工傷保險待遇中按照工傷職工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患職業病前12個月平均月繳費工資計發相差較大。平臺企業或平臺合作企業從事生產經營以及盈利性業務活動并從中獲得較為顯著的商業利益，如果無須為該類新就業形態人員繳納工傷保險并承擔福利待遇，亦無須在該類新就業形態人員遭受職業傷害時在新職傷保障待遇以外承擔補充責任，則將無形中加劇其經濟利益與用工成本的不匹配性，既不利于該類新就業形態人員的合法權益保護，也不利于引導構建規范勞動關系秩序。

　　最后，當前，雇主責任的賠償范圍應為基于雇主責任和基于新職傷保障待遇獲得賠償金額的差額為宜。未來，如果新職傷賠償項目、賠償標準等有所提高，新就業形態人員因職業傷害所受損害得以較好填平，就可以為新職傷保障待遇參照工傷保險待遇取代雇主責任模式留下探索和適用的空間。

【本文系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課題“新業態從業人員勞動權益保障問題研究”（課題編號：GFZD-KT2024C06-1）的研究成果】

作者：沈軍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