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精日”現象的第一步，打碎明治維新“神話”

文 | 華一謙

就在昨天，我國舉行了舉世矚目的九三閱兵。這場閱兵不僅展示了我國當代軍事發展的最新成果，也引發了鄰國日本當局以及該國國內某些類人生物的高度緊張，輿論也是炸了鍋。一些人政治人物和媒體紛紛渲染危機氣氛，把閱兵當成“戰爭信號”，覺得中國攻打日本、全面報復就在眼前；

有的在承認日本軍事實力已經遠不如中國的同時，依舊抱有“美國爸爸能解決一切”的幻想，覺得只要依賴美日同盟，就可以應對來自中國的一切壓力；

還有如日本駐華前大使垂秀夫這類東西也公開宣揚所謂“臥薪嘗膽論”，把中國視作必須忍耐、伺機打擊的對象。這種在“中國威脅論”與“美國萬能論”之間搖擺的心理，正折射出日本內部長期存在的歷史認知困境與軍國主義殘余的心理土壤。

與此同時，今夏日本政壇還發生了一些頗具象征意義的事件。首相石破茂原計劃在日本投降80周年時發表演說，反思日本過去的侵略歷史，但他最終選擇放棄；更值得關注的是今年7月剛剛結束的日本參議院選舉結果——極右翼、反智民粹的“參政黨”異軍突起，在野的溫和派與左翼力量遭到進一步邊緣化。這一結果不僅顯示出日本社會右傾化和民粹化的趨勢，也讓石破茂在黨內外都面對著來自右翼的巨大壓力。

表面上看，日本社會依然強調“不再輕易開戰”，但實際上卻始終回避軍國主義的根源問題。戰后體制下的官僚、政治精英，以及迅速擴張的右翼輿論，共同維持著一種歷史虛無主義，長期停留在“反戰敗、不反戰”的困境中，已是眾所周知。

這種困境根植于日本戰后的歷史敘事建構。在官方意識形態中，以對外侵略起家的明治時代被塑造成光輝燦爛的現代化神話，而昭和時期的戰爭罪行則被簡化為“軍部暴走”的偶然事件。這種刻意的敘事割裂，掩蓋了從明治維新到二戰侵略的連續性邏輯，是由日本政府、官僚體系與保守輿論共同維護的“選擇性記憶工程”：既規避戰爭罪責的徹底清算，也為現行體制的合法性提供了延續性依據。歷史虛無主義成為掩蓋侵略罪行的思想工具，更異化為右翼勢力復活的溫床。

在長期催化下，這種歷史觀已演變為一種政治工具，一種畸形的民族認同也應運而生——日本以“和平國家”自居，卻對以侵略擴張撈到第一桶金的明治時代大唱贊歌。將明治時期理想化，戰后保守勢力得以繼承皇國邏輯，將安全訴求與軍事擴張的歷史傳統暗中綁定；同時把昭和時代的戰爭歸因于“個別錯誤”，則避免了國家對制度性暴力的檢討。

因此，日本盡管有和平憲法，卻始終未能完成精神層面的去軍國主義化。教科書對殖民歷史的淡化處理、政治家對靖國神社爭議性參拜的辯解、媒體對鄰國批評的刻意曲解，均是這一意識形態的外化表現。

歷史虛無主義不僅扭曲了過去，更禁錮了未來。它導致日本社會陷入一種雙重悖論：一方面宣稱珍視和平，另一方面又對強權政治充滿迷戀；一方面呼吁國際理解，另一方面卻拒絕理解鄰國的歷史創傷。九三閱兵所引發的焦慮，正是這種認知撕裂的鮮明體現——日本無法坦然面對一個正在強大的中國，正因為其無法坦然面對自己的歷史。

打破怪圈需從否定明治維新開始

日本要真正走出歷史困境，首先必須打破對明治維新的神話崇拜，進行一場徹底的思想解放。

首先必須明確指出，明治維新的所謂"成功神話"存在嚴重水分。雖然日本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和日俄戰爭中取得軍事勝利，通過掠奪賠款和殖民資源推動了經濟和工業的現代化，但這些表面成就掩蓋不了其經濟基礎薄弱、社會結構脆弱、民生困苦的現實。日本當時根本沒有建立起真正穩固的現代化根基。

明治維新之所以被神話，是因為東亞觀察家和史學家們長期對日本的軍事成就進行片面強調和肯定，從軍事優勝結果出發反推出“制度成就”、“現代化成就”等等，這種以軍事優勝結果為導向的歷史視角最終成為日本明治時代軍事擴張的粉飾品，完全掩蓋了明治時期日本社會的內部矛盾和民眾苦難。

應當承認，在自由民權運動失敗之前，明治維新確實帶有民族解放和現代化運動的性質。但隨著自由民權運動失敗，特別是國家神道體制確立和《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后，維新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國家神道的確立使日本蛻變為一個宗教化國家，將軍國主義和天皇至上思想制度化。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國家神道作為國家精神核心的確立，絕非簡單的宗教改革，而是一種將國家權力神圣化、制度化的邪教化操作。它將天皇塑造成"現人神"，將臣民的絕對服從轉化為宗教義務。教育、軍隊、社會組織乃至日常生活，都被納入這一邪教體系，形成了全民性的思想控制和動員機制。

這種制度化的宗教狂熱，使幾乎所有日本人失去獨立判斷能力：普通民眾在忠君愛國的神圣名義下，被動員為戰爭機器，參與侵略、屠殺與殖民擴張。對亞洲各地的系統性侵略和血腥屠殺，正是這一邪教體制作用的直接結果。

這種脆弱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與瘋狂的邪教上層建筑相結合，壓制了日本民間的進步力量，更為日后軍國主義的瘋狂擴張鋪平了道路。昭和時期的軍國主義和殘酷侵略，并不是的“偶然墮落”，而是日本國家神道邪教體制的必然產物，是明治維新系統性政策的必然結果。

歷史的反證最明顯的莫過于二二六事件。從1868年明治維新算起，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整整68年過去了。如果明治維新神話真的成立，日本社會應該穩定、制度運行合理、民眾認同現代化道路。然而，事實是青年軍人處于對政權的不滿和自己的意識形態訴求，爆發了公開武力行動。

二二六事件不僅揭示了社會矛盾的長期積累，也反證了明治維新的所謂光輝神話是虛構的。更諷刺的是，日本幾乎已經從對外侵略中獲得了全部利益，殖民地領土、戰爭賠款、勢力范圍的資源和利潤都已經到手了，但國內民眾仍然飽受貧困、壓迫和政治暴力，68年下來，明治維新的“成功”到底在哪里？

眾所周知，日本工業化的第一桶金不僅來自戰爭賠款，更包含著令人震驚的賣淫收入。明治政府公然推行"南洋姐"政策，將數以萬計的貧困女性販賣到海外從事性交易。這些血淚斑斑的原始積累與軍事掠奪一道，構成了日本工業化的骯臟底色，而這些工業化和現代化成果卻幾乎完全流向軍閥、財閥和特權階層，被國家神道邪教洗腦的百姓，依舊承受著饑餓與剝削。

電影《二二六》中的經典臺詞已說明一切：

“國民苦不堪言，你們家人也一樣吧？！在滿洲戰線的士兵，他們的妹妹要賣身來換飯吃，老農種出來的米自己也吃不到，百姓沒有工作，他們捱饑抵餓，疲憊不堪。”

“大家聽我說，天皇絕不希望百姓如此受苦！是他身邊的特權派對他隱瞞了國民的苦況！”

這幾句被中國軍迷耳熟能詳的臺詞，嘲諷直接拉滿，深刻說明了昭和時代的日本民眾并沒有從工業化中獲得多少實際利益，反而承受了殖民擴張與戰爭動員的代價；順帶還展現了國家神道邪教洗腦的結果：即便在饑餓與痛苦中，大多數日本人依舊把苦難歸咎于奸臣，依舊相信作為邪教教主的天皇陛下“是仁慈的”，意識不到整個舊日本帝國體制的反人類邪教集團本質。

舊日本不僅通過國家神道在意識形態上改造民眾，更從明治時代開始，就在軍隊內部建立了極端殘酷的等級制度和虐罰機制。山縣有朋在明治11年（1878年）和明治14年（1881年）親自操縱制定的《軍人訓誡》和《軍人敕諭》，是二戰日本軍國主義興起與跋扈的內部原因，也是洞穿二戰日軍精神世界的一把鑰匙。

這樣一份邪教神咒，行銷日本軍營60多年，日日洗腦，人人灌輸，讓日軍變得“忠勇強悍”、驚人的服從，以及世上絕無僅有的殘暴。在舊日軍內部，上下級關系被神格化，長官對下屬擁有絕對權力。隨意毆打、體罰、羞辱，甚至虐殺新兵，在軍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士兵從入伍開始，就在系統化的暴力中被訓練、折磨、馴化，逐漸喪失了基本的人性與同情心。沒進軍營之前，許多日本人還能說是個正常人，但經過軍營洗禮，幾乎人人立成地獄冷血殺手。

這種內部殘酷訓練與制度化暴力，最終被投射到對外戰爭之中，形成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大規模屠殺的內因：在軍中習慣了被虐待的士兵，在戰場上往往通過對外施暴來發泄與復制這一模式，從而構成了惡性循環。正如許多歷史研究指出，日本軍隊在戰場的暴行，與這種軍內制度直接相關。

在對外侵略的過程中，日軍士兵長期處于高度緊張和壓抑的作戰環境中，面對強烈抵抗或戰爭逆境時，極易陷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極端心理狀態。這種絕望感進一步摧毀其本已幾乎消失殆盡的人性底線，促使他們以更殘忍的方式對待占領區平民和戰俘，從而釋放內心積累的恐懼與怨恨。

到了戰爭后期，隨著日本軍國主義體系的崩壞，這種對人性的系統性扭曲達到了空前程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神風特攻隊”。在特攻隊內，長官們通過持續的精神操控與道德綁架，以及長期的羞辱、體罰與心理壓迫，隊員在執行任務前的心態普遍是徹底迷失，往往陷入嚴重的心理失常。

當這些士兵被賦予自爆任務時，他們中的不少人不單純出于邪教性質的皇國狂熱，而是在非人制度中遭受了徹底的異化，真心去尋求解脫性的死亡。這種由國家邪教暴力所制造出的畸形心理機制，揭示了明治體制的邪教本質、舊日本軍隊的反人類本質，也進一步印證了其內部壓迫與對外暴行之間的深刻聯系。

而舊日本軍隊內部那種被視為“絕對權力”的殘酷等級制度和虐罰機制，其制度基礎和思想根源，就要追溯到明治時代。明治維新后的一系列政治、軍事和文化改革，為后來軍隊的極端化奠定了基石。

日本軍國主義的殘忍，是意識形態和制度性暴力的結合產物。昭和時期的屠殺與侵略，并非偶然事件，而是邪教體制與軍國制度的必然結果——這一切的源頭，都指向了自由民權運動失敗之后的明治維新。

對中國讀者而言，直面并總結明治維新的錯誤歷史教訓尤其重要。長期以來，很多中國人習慣于在批判注定失敗的洋務運動的同時，不自覺的去神化、去吹捧明治維新，進而展開一系列帶有濃厚政治意圖的思維發散，將中國一切現代成就泛化為“新洋務運動”，暗示中國現代化道路不如日本模式、需要模仿、照抄日本模式，甚至上升到民族優劣的高度。

這類精日在2025年的中文互聯網上仍彼彼皆是

這種“一吹一踩”的歷史認知，不僅掩蓋了歷史真相，也為國內一小撮失心瘋“精日”分子提供了理論依據。我們無需繼續沉湎于甲午戰爭的結果之中，站在21世紀的角度去觀察，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都失敗了，正如我們不能比較兩坨翔孰優孰劣，盲目爭論哪一坨更好毫無意義。

典型代表就是《走向共和》這種某種程度上可以堪稱毒草的文藝作品

我們需要的是徹底否定明治維新時代的那套基于對外擴張和壓迫的舊式現代化邏輯，不能誤以為日本的現代化模式才是真正的成功。1949年后的中國，早已走上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道路，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過去的76年，我們取得的成就是明治維新76年來所根本無法比較的，我們不應也不必繼續沉溺于“明治PK洋務”這類無聊的比較陷阱之中。

明治維新絕非所謂的“成功神話”，而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與社會內部壓迫的根源。它不僅使日本普通民眾長期承受苦難，也為亞洲鄰國帶來了深重災難。批判并否定明治神話這一認知陷阱，是日本從思想根源上清理歷史虛無主義必須邁出的第一步——如果日本自身不愿直面這一任務，那么中國理應主動承擔起這一責任。

這不僅有利于日本社會的清醒，更有利于中國：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徹底批判徹底否定明治神話，是中國肅清“精日”存在思想基礎的首要任務。

近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