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南京大屠殺時難民的“活菩薩”，我們不能忘記她

濤哥說：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特再發一篇文章紀念魏特琳。她拯救了無數國人，我們國人不該忘記她。

Minnie Vautrin (明妮·魏特琳)

1886年9月27日～1941年5月14

當年的南京安全區，有很大一片在金陵女子大學內，《金陵十三釵》的故事原型就發生在這里。這片安全區的負責人是金女大教務主任魏特琳，她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一面處心積慮地救苦救難，被南京市民譽為“活菩薩”；一面每天撰寫日記記錄日軍暴行，后成為南京大屠殺的力證。最終她積勞成疾憂慮過重而得了重度抑郁癥，回國次年自殺身亡。去世前，她對朋友說：“多年來我深深愛著金陵女大，并試著盡力幫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為中國人服務。”她的墓碑正面刻著“金陵永生”四個漢字。

學生的“華小姐”

魏特琳的中文名字為“華群”，意欲一心一意融入華人群眾中，為中華群眾服務。從伊利諾斯大學師范專業畢業后，她加入海外基督教傳教士聯合會。1911年受基督會派遣來中國，擔任安徽合服三育女中校長。1919年，應金女大之聘，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成為校長德本康、吳貽芳的左膀右臂。每逢校長離校之際，都由她代理校長職務，承擔掌校之責。

金女大初建時，魏特琳做了募捐、購地、建筑設計及施工等大量校園建設工作，為金女大建起了7棟中國宮殿式建筑。她認為，要在中國推廣女子教育，首先要培養女子中學的教師及行政管理人才，為此在金女大增設了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課程。她還在中國首開學生教學實習制度之先河，指導學生去各地中學實習，并在校內創設了附屬實驗中學。

魏特琳對學生非常關愛，被學生親切地稱為“華小姐”。當時，男生不可進入女生宿舍，金女大便在宿舍樓下設立社交廳，隔開一些小的隔間用來男女私密對話，魏特琳像母雞保護小雞一樣，親自坐在旁邊看護。有位叫湯銘的學生畢業后一度失業，寫信向魏特琳求助。魏特琳立刻請她回學校擔任自己的臨時助教，使湯銘不僅還清了金女大的貸款，還申請到了美國司密斯女子大學獎學金，得以出國深造，日后成為中國兒童精神疾病專家。學生畢業后，魏特琳仍很關心同學的工作情況，有機會就去聽課。

魏特琳還將愛心延伸到校外，為周邊鄰里辦起家政學校，教婦女學習做手工，將她們的手工制品賣給在寧外籍人士，還教男人學習蔬菜園藝技術。看到附近有些窮人孩子沒錢上學，她發起募捐，在金女大附近建立了一所小學，專門招收周邊貧困子女，并鼓勵金女大學生每周到各自“領養”的窮人家中訪問，幫忙解決問題。她還在金女大門口開辦粥棚，經常帶學生到周邊特困戶家中送米送衣等。

當時，女教師供不應求，金女大畢業學生就業機會很多，而且待遇優厚，月薪一般在六十多元。1924年，魏特琳指導的學生嚴蓮韻畢業。她擅長英文，專業是醫學與化學，找份好工作易如反掌。魏特琳對嚴蓮韻說：“我給你找了一個地方，我想只有你去最合適。懷遠一所女子初中需要一位德才兼備的老師，為她們開辦高中課程。你有真才實學，家境又好，不會在乎四十元一月的低工資。”

魏特琳在金女大

如此富有愛心，焉能不受到人們尊敬，金女大校刊曾描述魏特琳“體格魁梧，容貌莊嚴；然對人時露笑容，以此高貴而和藹可親。至待貧兒寡婦，更是謙卑柔和，所以不僅本校師生樂于接近，就是附近鄰居，也都喜歡和華教授往還”。魏特琳50歲生日時，金女大的學生及附近的鄰居自發地為她舉行了各種祝壽活動。

金女大校長吳貽芳后來在《華群教授事略——待序》中寫道：“民國八年（1919年）的秋天華群教授來本校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精心擘劃，建樹很多。對教學方面，倘遇到困難，竟會廢寢忘食的去想法解決，她視學生的成敗是自己的事，所以對學生，既同慈母，又不啻嚴父。她主張大學卒業生要在中小學服務的，必須學習教育原理，教學法，心理學和實習教學等科目，因此，設立附屬實驗中學，躬親指導，成績卓著。華群教授體格魁梧，容貌莊嚴；然對人時露笑容，以此高貴而和藹可親。至待貧兒寡婦，更是謙卑柔和，所以不僅本校師生樂于親近，就是附近鄰居，也都喜歡和華教授往還。更有一點，她酷愛自然，常在課余，植樹種菊，對菊花的愛好，不亞于五柳先生。每至深秋，輒陳菊數百盆，公開展覽，與愛好之人，共同欣賞”。

難民的“活菩薩”

1937年，平安夜，南京依舊火光漫天，日軍殺燒搶掠仍在繼續，魏特琳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再過一天就是圣誕節了。10點，我被叫到辦公室，與日本某師團的一名高級軍事顧問會晤。他要求我們從1萬名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他們認為，如果為日本兵安排一個合法的去處，這些士兵就不會再騷擾無辜的良家婦女了。當他們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后，我們允許他們挑選，過了很長時間，他們終于找到了21人。”

那時，金女大大部分師生已撤退到后方，魏特琳任金女大代理校長。她一方面勸說校長吳貽芳等人趕快離校，一面轉移學校建筑藍圖等重要文件，還在學校設立婦女兒童難民收容所，收容了一萬多名婦女和兒童。此前，魏特琳5次收到美國大使館的撤離通知，都被她拒絕了。第2次收到撤離通知后，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有責任負起使命來，“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不應棄船而去，而女人也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10月9日，她又在日記中寫道：“我深深感到，對基督教領導人來說，現在正是為教會服務和領導其成員救濟百姓，從事各項有益工作的絕好時機。”1937年11月15日，由7個美國人、3個德國人、4個英國人和1個丹麥人組成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立，隨后又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魏特琳是其會員。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里找到。”1937年12月13日，日軍進城后，開始了持續六個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殺。成千上萬的婦女和青年姑娘涌進金女大，擠在教室里，睡在實驗室桌子上，蹲在樓梯和過道中，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魏特琳又像老母雞保護小雞一樣保護著她們，當日軍命令魏特琳離開此地時，她嚴辭拒絕道：“這是我的家，我不能離開。”利用美國人身份，她開始了與日軍的周旋，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鋪在校園當中的草坪上，以此趕退前來侵犯的日本兵。

魏特琳一面組織校內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一面請來為“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她自己不是守在門房，就是被叫去阻止進校日兵。當日本兵欲強行進入校園時，魏特琳就會沖日本兵大喊：“這是美國學校！”日軍咒罵她，用血跡斑斑的刺刀在她臉上亂晃，甚至打她耳光，但魏特琳毫不退讓。她每天奔波在學校各處，將校園里做實驗用的雞鴨、教師宿舍里的牛奶果醬和哭叫著的婦女，從日本兵手里一一奪回來。“整個上午都奔波于出現日本兵的大門口，小門、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飯和午飯也跑了一兩次。數天來，沒有一頓飯不被跑來的工人打斷：‘華小姐，三個日本兵進了科學樓’……”

魏特琳與金女大難民營的職員及志愿工作人員

實際上，安全區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特別是金女大因為聚集了很多年輕女性，更成為日軍窺伺目標。在日軍進城的頭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大抓人、強奸婦女、搶劫錢財。魏特琳來回地奔走援救，盡可能地救出被搶的年輕女孩。日軍看到她的洋面孔，會有所收斂，但也有魏特琳無能為力時。1937年12月17日，兩個日本兵前來滋事，把魏特琳困在前門，其他人乘機從后門闖進樓里輪奸三名婦女，還搶走了十二名姑娘。對此事，魏特琳一直深深感到內疚。魏特琳能做的只能去日本領事館不斷抗議，在她的強烈要求下，日本領事同意她在學校門口張貼告示，禁止日本兵無理闖入，并派來憲兵維持秩序。

白天忙著四處奔波救人救難，晚上魏特琳則用日記忠實記錄著日軍暴行，“今天，在這座城市里充滿了各種罪惡。噢，上帝，請控制這些兇殘的野獸般的士兵……”、“那些似乎令人難以相信的、殘酷而充滿獸行的悲慘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婦女也能知道這些悲慘的遭遇”、“從早上8點半到晚上6點，我一直站在校門口，看著難民們源源不斷地涌進校園，許多婦女神情驚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許多年輕婦女被日本兵從家中抓走”、“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自1937年12月28日起，日軍在金女大進行“難民登記”。登記時經過嚴厲詢問，認為無士兵嫌疑者，方發給登記證。為了保護士兵，魏特琳急中生智，讓收容在金女大校園內的婦女難民出面相認父兄，救下了百余士兵。她還幫助婦女尋找失蹤的親人，派員工到難民中登記，寫上失散人姓名，然后由她轉交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或交日本使館，催促他們設法尋找。金女大舍監、魏特琳助手程瑞芳[v]在日記中記錄道：“1938年2月20日，華小姐替難民找丈夫、兒子，因為華小姐要求日本人放出他們拖去的人……所以人家叫她觀音菩薩，她也不怕麻煩。”

在那些恐怖與絕望的日子里，魏特琳不斷地安慰與鼓勵難民，給予她們堅持的信心和勇氣，她反復告訴大家：“中國沒有亡，中國不會亡，日本一定會失敗！”有天，一名少年進入難民區給姐姐送飯，忘記將太陽臂章取下，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這個，你是中國人，你的國家并沒有亡。你年紀很輕，你要記著，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這個。你看見些什么，永遠不要忘記！”說完她幫少年取下了太陽臂章，拋在地上。

飲食方面，她將學校存糧拿出來分發給難民，還由紅十字會粥廠每日供應難民兩次米粥，并在校內裝了兩個大爐子整日供應難民熱水。住宿方面，她盡量設法讓每個難民都有一席之地，發給沒有被褥的難民棉被，年輕的女難民多被安置到學校最隱蔽的文理大樓的大閣樓里。在南京大屠殺那段黑暗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市民眼中的守護神、“活菩薩”，是難民們賴以生活的支柱，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甚至每天都為魏特琳磕10個頭。在日記里，魏特琳記載了這樣一件趣事：“一個小男孩看到我騎自行車過來時，大叫：‘洋鬼子！’但另一個離他不遠的小男孩立即糾正他說：‘啊，那是華小姐！”隨著婦女和兒童源源不斷地涌入，金女大校園里的難民一再暴漲，到1938年年初，金女大難民所中的難民達到了一萬多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由于金女大有魏特琳的挺身保護，因此，相比較而言，金女大難民所比其他24個難民所顯得更為安全，女難民幾乎都更愿到金女大來避難，甚至一些日本軍官和偽自治會的官員也認為金女大最為安全”。

1938年1月1日，日軍在南京成立自治委員會，命令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把所有行政權和錢款、米糧移交給自治委員會。1月28日，日軍下令關閉難民收容所，限定難民在2月4日前回家。在最后期限到來時，金女大還收有4千多難民，多數是年輕姑娘。許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躪，第二天又跑回來，魏特琳頂著壓力繼續收容她們，“我再也不愿強迫那些婦女離開了，上次的教訓太深刻了。大約12月20日，我們竭力主張一名已婚的27歲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離開我們后3個小時內她遭到3個士兵的強奸。另一例是一名48歲的女人，在她離開我們的當天晚上遭到6個男人的強奸。我吸取這些教訓，不會輕易忘記。”[viii]

2月18日，在日軍壓力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更名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更名前一天，委員會主席拉貝回國，他在告別致詞里說道：“我一定不會忘記，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樣率領400名女難民穿過全城，將這些人送進我們安全的收容所里的，這只是無數事例中的一個。”魏特琳選擇繼續堅守，在日記中寫道：“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大門又一次敞開了。如果能為她們做點什么，我一定盡力。”金女大難民所一直堅持到1938年5月底，堅持到南京安全區最后關閉的那一刻。

金女大難民所雖然被迫關閉，但還有大量不愿回家或無家可歸的婦女滯留在那里。魏特琳不顧忌日軍命令，繼續收留她們，甚至又收留了原屬于其他難民營的女性。她為收留這些婦女找到了一個最恰當的理由，即金女大既是一所大學，為婦女開辦“培訓班”無可非議。從1938年3月開始，魏特琳在金女大創辦了22個難民學員班，教育內容從掃盲到小學、高中水平不等。隨后，又設立職業訓練班，教婦女們織手巾、襪子等謀生手藝。9月，她又為170多位失學女青年創辦了一所女子實驗中學。這些培訓既保護了婦女安全，也確實提升了她們重新生活的信心和技能。

開設難民所，應付日軍暴行，開辦培訓班，還有繁重的學校校務……魏特琳傾注了大量心血，殫精竭力，夜以繼日，不顧個人生活，那時她能穿出門的裙子只剩一條。她的身體越來越虛弱，精神也備受刺激和創傷，在日記中寫道：“今晚我太累，無法多寫”、“今天異常疲勞”、“我感到很壓抑，有一種無助的感覺”……在南京大屠殺結束不久，魏特琳精神崩潰，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不得不回到美國接受治療。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寫下了她在中國的最后一篇日記，日記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盡了。以前，雖然工作進展緩慢，但還能有步驟地制定工作計劃，而現在連這些也做不到了，雙手也不聽使喚。我希望能馬上去休假。”

對于魏特琳而言，多年來，金女大及中國實際上已成為她生命的重要部分。為了留在中國，她曾與已訂婚的未婚夫分手，更無法陪伴父母身邊。離開中國，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她生命的終結。在美國治療期間，魏特琳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多年來我深深愛著金陵女大，并試著盡力幫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為中國人服務。”

“我正努力恢復”，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寫信告訴她的朋友說，“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別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潰。”1941年5月14日，在她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里，魏特琳打開公寓廚房的煤氣開關，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55歲。她草草寫就的遺書里說自己在中國傳教失敗了，與其受精神錯亂之苦，不如一死為快。朋友們在她枕邊發現的唯一遺物，是一張沾滿淚水的金女大避難孤兒的照片。魏特琳去世后，基督教傳教士聯合會特意制作了一塊4尺見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著一幅象征金女大的中國古典式房屋圖案，房屋頂部用中文隸書寫著“金陵永生”四字。

雪柏得鎮的魏特琳墓地

遺憾的是，在那座小鎮，包括魏特琳的親人在內，無人理解這四個漢字和她的中國心。她弟弟甚至因為不理解魏特琳遠離父母，而拒絕在魏特琳住院單上簽字。魏特琳的日記雖然曾陸續發表在美國俄亥俄州的一本雜志上，但并沒有受到多少關注。直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整理海外傳教士資料時，發現了魏特琳日記的原稿，將其整理公開，供學者研究使用。

1995年，一位東方女子眼含淚水，在耶魯大學讀到了這部用打字機打印、長達526頁的日記。她便是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正為《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收集歷史資料。1998年，該書出版，這是英語世界第一本完整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張純如在書中對魏特琳如此描述：“在一個幾乎變成虛構的傳奇中，由于天天面對日本人的殘暴的行為，一個脆弱的、疲憊的女人永遠無法恢復其身心所受的創傷，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這句話，不料也成為張純如自己的心靈解說。南京大屠殺的黑暗深淵、殘酷畫面、野蠻人性，讓張純如也患上了抑郁癥，在2004年11月9日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崇拜魏特琳，選擇了用同樣方式毅然告別已感絕望的世界，年僅36歲。

魏特琳雖然已與世界告別，但受過她恩惠的難民及中國沒有忘記她。南京市民張玉英12歲那年，父親被日本鬼子射殺，孤苦無依的她被魏特琳收留，甚至還送她上學。張玉英后來一直托人在美國尋找魏特琳下落，找了幾十年才知道魏特琳早已去世。 1985年，《南京大屠殺》作者徐志耕在采訪時發現，許多受過庇護的婦女仍能清晰地記得救命恩人“華小姐”的形象：瘦長個、高鼻梁、長長的臉上有一對湖藍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裝、下著毛裙，50歲左右的年紀，“她總是手拿一面美國星條旗守在大門口，不讓日本人進來……”1999年12月6日，還有3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自發來到南師校園，為魏特琳遺像獻花。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后，也曾授予魏特琳獎勵外國人的最高榮譽三色襟綬采玉勛章。

金女大校訓是“厚生精神”，“菩薩”外教魏特琳無疑是“厚生精神”的最佳典范。1941年，魏特琳葬禮在美國密歇根州雪柏得鎮舉行的同時，金陵女大師生在成都也舉行了由吳貽芳校長主持的悼念儀式，吳貽芳在儀式上說：“此種救人之盡力與周密，實古今中外所罕見……”為紀念魏特琳，2002年12月12日，南師在金女大舊址前（今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樹立了魏特琳塑像，2003年又在金陵女子學院設立了“華群助學金”。

10年后的一天，本文作者來到金陵女子學院，看見綠蔭叢中的“魏特琳”面容安詳，略帶微笑，腳下放有一束鮮花。可見，人們不會忘記魏特琳，她將永遠是金女大的“華小姐”和南京市民的“活菩薩”。

（本文選自拙作《先生歸來——南京民國老大學的那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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