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兩萬“上海兵”去抗日前線！上海地下黨如何成為新四軍的“最強兵站”？

全民族抗戰時期，從上海先后輸送到新四軍的各類人員總共約21000人，有力地充實了新四軍的人力資源。

送兩萬“上海兵”去抗日前線！上海地下黨如何成為新四軍的“最強兵站”？

1937年10月，根據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當局的協議，將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八省境內堅持游擊戰爭的中國工農紅軍和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當時，新四軍不僅兵源不足，干部和技術等方面的力量也十分薄弱，遠遠不能適應華東、華中敵后抗戰的需要。

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上海地下黨）在上海成立。1938年5月，黨中央明確指示：“江蘇省委應派一些得力干部到新四軍戰斗的地方去，并從上海有系統地動員學生、工人、積極分子、革命分子、黨員到那里去工作。”據統計，整個全民族抗戰時期，從上海先后輸送到新四軍的各類人員總共約有21000人，有力地充實了新四軍的人力資源。上海地下黨的工作被黨中央認為：“能夠在日寇占領的情況下，從租界中送出大批難民支援新四軍，這是上海地下黨的成功壯舉。”參加新四軍的途徑，首批有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100余名同志，其次上海難民工作委員會三次向皖南新四軍輸送愛國青年約1200多人，還有上海地下黨通過上海民眾慰問團、戰時服務團等形式大批輸送人員，新四軍上海辦事處輸送了一批印刷、印鈔、軍工、醫務等急需的人才。此外，還有譚震林領導的東路軍主動到上海招收失業工人、學生等加入新四軍，開創了到大城市主動擴軍的先例。東路軍在上海擴軍的史實鮮為人知，結合史料與口述、回憶錄，至今仍然可一窺“上海兵”的戰斗精神。

1936年4月，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第二號）

新四軍東路軍急需補充力量

1939年5月，新四軍第六團以“江抗”（1937年，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失守后，蘇南的地方士紳組織了民間抗日武裝，后接受新四軍領導，獲得“江南抗日義勇軍”的番號，是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領導的主力部隊之一）的名義進至江南東路蘇州常熟太倉地區，“江抗”夜襲滸墅關，開辟東路抗日根據地。許多上海青年受此鼓舞而投奔“江抗”，短短幾個月時間，部隊的人數就大大增加，到10月，包括地方武裝在內，已有6000多人。六團東進時不到700人，有一個營留在皖南軍部，此時已發展到2000多人。葉飛在回憶錄中提及，“江抗”在群眾中的威信越來越高，群眾也逐漸知道“江抗”就是新四軍，因此許多青年積極參加“江抗”。

1939年9月，為顧全團結抗戰的大局，“江抗”奉命西撤。11月6日，在夏光、楊浩廬、張英等的領導下，根據上級“留在東路部隊人員與地方黨配合，重新組織武裝，堅持原地斗爭”的指示，以“江抗”西撤時留下的36個傷病員為骨干，會同當地“民抗”部隊，在常熟東塘市成立“江抗”東路司令部（新“江抗”），蘇常太地區重新燃起了抗日烽火。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對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的行動做出了明確部署：一是主力向江北發展，二是加強東路地區的發展。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立即研究貫徹執行，決定調譚震林創建東路抗日根據地。1940年4月，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派新四軍三支隊司令員譚震林率50余名連排軍事干部來到常熟，成立新四軍東路軍政會，譚震林任書記兼“江抗”東路指揮部司令，統一了東路地區的領導。江蘇省委根據中央指示，把外縣工作即上海周圍地區的黨組織和武裝力量劃歸新四軍東路軍政會統一領導。

同年4月下旬，譚震林與張開荊、戴克林、樊道余、白書章、劉飛、溫玉成、張鏖等50余名干部先后到達東路地區。譚震林到東路，肩負著領導創建東路抗日根據地的使命。不過，新四軍軍部和江南指揮部只給他派了幾十個干部，沒有一兵一卒。“江抗”西撤后，由于時間緊迫，沒有做出強有力的根據地建設措施，東路抗戰雖未停止，但力量薄弱，影響不大。當時的東路，堅持在蘇常地區的有以何克希為司令的新“江抗”和以任天石為司令的常熟“民抗”部隊，共近千人，力量都很弱小。在無錫、昆山、青浦、嘉定和南匯等地，也只有少量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進行堅持艱苦的斗爭。而日偽頑軍在東路有很強的軍事力量。在這塊敵我力量懸殊、形勢十分復雜的敵后腹地，必須較快地打開新的抗日局面。在當時的情形下，以武裝斗爭為中心，創建東路抗日根據地，大力補充兵員，壯大黨的軍事力量，加強人民抗日武裝的建設和發展，是首要的選擇。

為了壯大新四軍的力量，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對上海地下黨的指示中指出“目前造成供給新四軍和全國各地知識分子工作干部的基礎”，并指示對工廠、學校職員中的支部，均以短小精干為原則，要“經常抽出一部分黨員送往外縣和新四軍工作”。中共江蘇省委不時把上海的有志青年學生和失業工人送到皖南和“江抗”參軍，這對加快部隊的發展壯大功不可沒，這也引起了譚震林的注意。當時在日偽統治下的上海失業工人、失學的學生、處在死亡線上的難民較多，這是一個巨大的人力資源庫。由于共產黨、新四軍的威望較高，不少人向往到新四軍中去。上海人民的抗日決心比較高，抗戰的積極性也比較強，是一支潛在的抗日有生力量。

但是，當時的交通頗有危險。上海地下黨耗費心血輸送的新兵，由上海乘火車到昆山或蘇州后還要徒步跋涉到東路根據地，每次都要接受日偽控制下的陸路交通檢查，稍有不慎就會暴露上海地下黨的活動。東路地區的黨政軍負責人譚震林憂慮日深。1940年六七月間，譚震林決定不再由上海地下黨成批向“江抗”輸送新兵，改由“江抗”派人員打入上海去擴軍。從東路到上海擴軍成為譚震林擴軍的一個創舉。這樣不但可以避免上海地下黨的暴露，在敵占區“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而且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大量輸送兵員。

抗戰時期淮安街頭歡迎新四軍的宣傳畫

上海擴軍成效顯著

在上海地下黨停止輸送新兵的情況下，譚震林命各縱（團）自己派員到上海去擴軍。1940年7月，張鏖受領任務，根據譚震林的指示和要求，陳挺和張鏖反復研究制定出一個擴軍方案。9月，二縱隊先派青年干事陳浩和二連文化教員葉時趕赴上海。陳浩和葉時把工作重點放在上海的貧民群體，組織擴軍人員日夜深入曹家渡、小沙渡、外白渡橋等失業工人聚集的地方開展工作，宣傳抗日道理，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通過串聯親友和同學故舊，用“滾雪球”的方法，使擴軍工作有效地向工廠和商店滲透。經過半個月緊張而縝密的工作，成功擴軍20多人。

張鏖向譚震林匯報了試擴成功的情況，譚震林就展開了大規模擴軍行動，強調說：“這次打開了自己去上海擴軍的路子，創造了經驗，證明各部隊都可以組織力量到上海擴軍……上海敵偽雖然控制嚴密，但人民有強烈的反抗精神，我黨我軍有極高的威望和影響，我們距上海近，有社會關系，都是去擴軍的有利條件。當然困難也不少，還有危險，但只要工作精細，注意保密安全，是能順利完成任務的。……你要和陳挺研究一個到上海擴軍的辦法，對派去的人，采用秘密工作方式，實行單線領導。”

隨后，五十二團組織了三個擴軍小組：第一組由二營教導員張夢瑩負責，組員有三到四個人；第二組負責人王志明也帶有三到四個人；第三組為陳浩、肖牧。第一、二組的組長常駐上海，第三組往來于上海與根據地之間。三個組都由政治處主任直接領導，由張鏖具體負責。各小組按秘密方式工作，小組之間不發生橫向聯系，也不與小組之外的任何組織發生關系。三個擴軍小組展開大規模擴軍行動。常駐上海的擴軍小組身處環境十分險惡，他們必須謹慎小心地聯系自己的熟人朋友，建立人脈網絡。由于上海處于“孤島”局面，情況復雜，稍有不慎就會招致殺身之禍。擴軍小組嚴格執行秘密工作紀律，工作十分出色，“從年底開始，每五到七天能輸送35名左右新兵”。擴軍隨后有組織地開展起來，“從一九四〇年九十月到一九四一年‘清鄉’止，五十二團擴軍1000余人，同時為五十三、五十四團輸送去各二百多名”。

在部隊有系統地派人到上海擴軍的同時，組織上也讓在上海有親戚朋友的同志到上海動員愿意抗日的參加“江抗”，老新四軍戰士汪賢孝就是這樣來到“江抗”的。據他回憶，1940年秋冬間，按照他的介紹人黃振中的指示，他和蔡世烈等人在外灘十六鋪上船。經過一夜的航程，五更抵達常熟滸浦，上了碼頭，通過四個敵偽軍的“搜抄”，天已明亮了。大家跟著一位“郎中”（帶路人）到達城郊間。暫息后，又走了大約3華里路，到達“江抗”三支隊宿營的村莊。他和蔡世烈分配在三支隊二連，成為新四軍的一員。

1937年初，17歲的陳永清（岑萸青）在上海中國火柴公司當練習生時，參加了上海地下黨的外圍組織益友社的活動。1939年，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4月，支部黨小組在會上動員說，東路重建武裝后，需要干部，組織號召黨員去東路工作。于是，他們黨小組的3個黨員跟隨擴軍的交通員從上海乘火車到昆山，再坐船經巴城到東塘市，到東路軍特委報到。

1940年7月，陳永清擔任了常熟縣縣委辦事處主任，一直戰斗在前線。上海輸送人員去東路，要經過日占區，陸路交通極為不穩定而且非常危險。張鏖將這一情況向譚震林匯報，譚震林指示蔡悲鴻（時任“江抗”澄錫虞總辦事處財經處處長，1941年12月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任縣長）協助解決輸送新兵的交通問題。控制吳淞口及長江沿線的日本海軍為了賺取外快，便包庇五艘德國輪船走私漁利。這五艘輪船由上海裝載日用品、布匹、煤油、西藥等到江陰張家港和護漕港卸貨，再從這里裝運大米、農副產品返滬。經過蔡悲鴻的周密布置，讓各擴軍組長和打入船上工作的同志們相互配合，開始利用這些走私船運送新兵到根據地。這條運兵路線一直持續到1941年日軍“清鄉”運動時才停止。

新四軍“江抗”東路指揮部在護漕港成立了一個新兵接待站，指導員為張家信，他也是一名上海兵，曾到上海擴軍。1943年11月3日，張家信在溧陽清水塘與日軍作戰中犧牲。新四軍派出醫務人員對每個新兵進行體檢，同時進行政治教育和政審，發現不合格者，便由港口的船再送回上海。為了搞好新兵的訓練和教育工作，新四軍在根據地中心建立了一個新兵連，專門負責新兵的軍政訓練工作。每批新兵到來后，都要逐個談話，并在新兵接待站的教育中加以考查，經過軍政訓練后再將新兵分配到部隊。

戰斗在一線的“上海兵”

上海擴軍極大地改變了以往部隊以農民為主的部隊成分。“上海兵”以其較高的文化水平和戰斗精神，在新四軍領導下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經受了血與火的歷練。

1941年2月，譚震林領導的東路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六師第十八旅，旅長江渭清，參謀長夏光，政治部主任張英，全旅3000余人，先后隸屬第六師和第一師。新四軍第十八旅的特點是“上海兵”特別多，文化素質普遍比較高，新兵不少是高中生，初中以下就更多了。五十二團第一營里的高中畢業生就有30多名，大學生也不稀奇。張建兒在訪問老戰士時，老戰士們說，當時隊伍里組織哲學討論班，可以直接學習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在其他的部隊是很難做到的。當時的連隊戰士幾乎每個人都有鋼筆，作戰總結和上政治課時，他們就拿出鋼筆來做筆記，這在20世紀40年代的戰斗連隊中還是稀罕事。

1942年底，彭沖擔任五十二團的政治處主任。他回憶，當時從處里的股長到班里的士兵，到處能聽到上海人講話的口音。“這些大城市來的同志知識面廣，政治覺悟高，個個朝氣蓬勃，是我開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助手。”當時，五十二團人人都能唱歌，處處有歌聲，連隊就是歌隊。彭沖回憶，這些“上海兵”來自工人、學生、店員、學徒、報童、醫生、護士、歸國華僑以及難民收容所的失業青年，因作戰英勇，有“老虎支隊”之稱。還有，五十四團約八成的戰士也來自上海，因文化水平較高，有“文化隊”之稱。

因為“上海兵”文化素質較高，這些戰士很快就擔任起了營、連、排的干部或政治、文化、醫務工作。由于連隊的政治文化素質較高，1940年開辟澄錫虞地區時，連隊還兼做地方工作隊。主動到上海擴軍的策略從根本上改變了部隊兵員結構，基層官兵文化素質躍升，先進文化為提升部隊戰斗力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上海兵”在戰斗中表現得特別勇敢，不畏犧牲。1941年7月，日軍“清鄉”開始，五十二團二營先在太湖以東堅持反“清鄉”。10月，二營歸建十六旅四十八團。同年11月，二營作為主力參加“塘馬戰斗”，除少部分掩護機關群眾千余人撤退外，其余全部壯烈犧牲。1942年任五十二團二連連長的金輝，曾隱蔽在陽澄湖地區養傷，他有一本當時的花名冊，記錄了全連104人的情況，其中上海過來的就有76人。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在接待外調時，經常要用到這本冊子，也間接了解到，到那個時候，健在的戰友已經只有16人了。

“上海兵”中，很多人家庭條件尚可，有不錯的職業，卻毅然投身新四軍，堅持抗日救國、英勇戰斗乃至捐軀。“上海兵”是新四軍中的一道獨特風景，是上海人民的驕傲。

——本文節選自《旌旗在望——浦江紅色記憶》，李憶廬 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來源：上觀新聞

《旌旗在望》

李憶廬 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7月

978-7-5760-5952-6

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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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龔雨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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