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架空、誣陷、冷眼，我在上海隨遷學校拒絕“彎腰”的2年 | 人間

這里的人就是這樣，你要么學會彎腰，要么學會離開。

配圖 | 《春風化雨》劇照

2012年8月，我在上海的一所隨遷學校當小學老師，那是一所藏在上海縫隙的邊緣學校，學生都是來滬務工人員的子女，沒有戶口，沒有學籍保障，而我也不過是那所學校里，一個編制之外的“小人物”。我在這所隨遷子女學校工作了完整的兩個學年。2014年6月，我辭職了。后來，因為生源的減少，這所學校不停被合并重組，在2022年10月，它被正式注銷，成了“歷史的產物”。

2024年，一個學生興奮地給我打來電話，說他以高分考入了一所中西部的醫藥學院，是在江蘇參加高考的。這通電話，喚醒了我對學校的記憶，也開始重新審視那段命運。

對曾在這里上課、生活過的我們來說，它不是一個機構，而是無數命運的交匯處，我見過孩子們眼里的光，還有學校的職場哲學，每天上演著各種明爭暗斗，親歷了孩子、老師、制度三者之間那些擰巴、荒誕、但又真實的人情世故。我永遠記得，也永遠懷念。

2012年的夏天，我們全家從上海市中心的老破小搬到了外環外的新房， 這里沒有大型商場、24小時便利店，甚至連幼兒園都還沒建好。但這里的馬路很寬，天空很高，附近還有小河、農舍、成片的野草和莊稼。

小區是商品房，入住率并不高，租戶和業主五五開，還有不少上海本地人，他們會把門前的綠化帶變成自留地，種植一些蔬果。初夏時分，藤蔓繞著木枝攀爬纏繞，結出一把蓊郁的綠傘，小絲瓜在里頭悄然瘋長，綠傘很快罩不住了，主人來不及摘瓜，它們就“把軀體放在窗臺上”，借著各種巧勁兒在鋼筋水泥的縫隙里生長。

小區里有個大爺還養了一匹紅棕色的小馬，每天牽著馬到處溜達，小馬駒長得飛快，常常把河邊的野草啃得精光，小馬駒喜歡追著小孩子們玩。有時候大爺會讓我的兒子騎一會兒馬，說是給馬壓一下脊梁架子。兒子住這兒很開心，他揮舞著小短手，露出腿在浩蕩的草叢里劈波斬浪，享受著大自然帶來的快樂。

我為了不受動輒單程2小時的通勤之苦，只能開始在這邊找工作。巧合的是，附近一所民辦隨遷子女學校在招心理老師，就是那種專門為來滬務工人員的子女開辦的學校，我是師范畢業，有多年兒童心理咨詢的背景，跟這個崗位很對口。

面試那天，李校長仔細檢查了我的學歷證書、教師資格證和心理咨詢師證書后，又讓我讀了一篇《荷塘月色》，當即就宣布我被錄取了。我暗自竊喜，又有些疑惑：“這么容易嗎？”

這所學校的前身是農民工子女學校，所有的老師都沒有編制，李校長開誠布公地說：“由于明年學校要申報心理健康達標校園，所以想招一位有資質、有經驗的心理老師，在此之前，我們學校是沒有這個崗位的。”

她朝我笑了一下，頓了頓，繼續說道，“貝老師，心理老師的課時不多，目前也沒有教研活動，你入職后，還需擔任一門主課老師，我看你朗誦不錯，可以勝任一個語文老師，這樣你的課時會多一些，收入也會高一些，你看怎么樣？”

所以，招聘心理老師無非就是為了創建“心理達標校”，崗位本身像是個虛職，但一想到學校離家近，收入也不錯，我便答應了。

準備簽訂合同時，李校長要求我把教師資格證和心理咨詢師證書的原件壓給校方，我不太樂意，因為合同生效的日期是8月15日，這時候才是六月底，哪能提前扣留，我提出了自己的質疑。

李校長微微一笑，說道：“貝老師，坦白講，你這個崗位是從無到有，既是未雨綢繆，也是學校的一次創新，待遇上我們不設試用期工資，是對你的重視，那么你也應該給我們一個‘定心丸’吧，畢竟開學時，我們是要確保所有老師到崗的。”

我又仔細看了一下合同，一年的合同期里果然沒有試用期，我點了點頭，把兩本證書交給李校長。走出校長室之前，李校長又把我叫住了，這一次她用上海話問道：“貝老師，你是上海人吧?”

“是的。”

“我們這兒和公立學校不一樣，工作是比較辛苦的，你要做好吃苦的準備。”說罷，她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了，校長，我會努力工作的。”我已經工作十年了，天下工作哪有不苦的，一個教書匠，一份穩定的收入，還有兩個假期，我已經很知足了。

到了8月中旬，我參加了為期一周的培訓，同時得知這次新招的一年級一共有四個班，每個班的人數都是48人。幾個有經驗的老師跟我說：“一個班主任至少得管50個學生。”因為等學生開學了，陸續會有些“關系戶”再插進來，有些資料不全的也可以“先上車后補票”。

但是這里的老師少的可憐，之前一整個年級就一個英語老師，幾個班的作業壘成小山，老師低著腦袋批完一座又一座，常常累到胳膊也抬不起來，所以不少老師上完一個學期就走了。這里的絕大部分老師都是因為居住證或學歷受限無法在上海“考編” ，只能先來這兒教書。我還聽說，校長不太招上海戶籍的老師，因為她覺得上海人吃不了苦。

隨后，我領到了兩把鑰匙和一本藍皮手冊，其中一把鑰匙屬于心理咨詢室，另一把屬于一年級老師辦公室，冊子是《班主任手冊》，這意味著開學后，我既是語文老師，又是心理老師，還要當班主任。如此重擔，確實有點超出了我的預料。

開學前一天，全體教師要打掃整理辦公室、領取電腦和辦公用品，還要搬運、清點新書，出新學期的板報，校長會在下班的時候來逐一檢查、打分。幾位老班主任提醒我：“校長格外看中衛生檢查，一定要把教室打掃干凈。”

8月底的上海秋老虎肆虐，可辦公室里的空調卻不能開，因為遙控器還沒發下來。

快放學的時候，總務處的孫老師來了，他穿著白色襯衫，梳著分頭，腰間掛著一串刷啦作響的鑰匙，風風火火地趕到我們辦公室，扒著門框眉飛色舞地說著：“李校長來了！來了！”又不時往走廊上看一眼，再拼命朝我們招手示意，動作很夸張。

班主任們立刻接收到信號，趕緊回到各自的教室。我站在教室門口，看著李校長逐一進入教室檢查，孫老師手里拿著本子和筆，不時地記錄著。

很快他們來到了我的班級，李校長一進門就皺起眉頭：“貝老師，你地板沒拖干凈！”隨即她抽出一張濕紙巾，走到了墻邊，順著一根外露的灰色電線一邊走一邊摸，然后把發黑的紙巾攤到我面前，一臉不悅。

她在教室里檢查了很久，從邊邊框框、溝溝槽槽里摸出了不少灰塵，望著講臺上那堆濕紙巾，我有些慚愧。孫老師則在一旁認真地記錄著，只要李校長背過身去，他就皺著眉，瞪大了眼，張大了嘴巴，兩片嘴唇不停翻飛，用手指指我，再指指桌子，不知是提醒，還是警告。

李校長總算檢查完了，剛走出教室門，她又殺了個回馬槍，說：“貝老師，忘了提醒你了，我們學校經常要勞動，班主任更要親力親為，你不要穿得山青水綠的，這樣放不開手腳。”說罷又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下，便走了。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湖藍色的裙子和同色的中跟魚嘴鞋，裙擺上有些泥點，鞋面上洇開了一灘水漬。

開學后的時間就像被按了快進鍵的錄像帶，上課、批作業、備課、開會、處理班級事務……讓人喘不過氣來。

一年級的新生個個精力旺盛，幾十雙亮晶晶的眼睛注視著我，充滿了希望和挑戰。隨遷子女學校男女比例嚴重失調，那些來滬打工的農民工，大多都會把兒子帶在身邊。我們班上的男女比例是2：1，有些調皮的男孩就像穿梭在叢林里的小猴子，盡情地釋放著自己的天性。

學校的走廊上有一面很長的黑板，上面寫著每個班級的《一日行規》，詳細記錄了各班在進校禮儀、排隊出操、校服領巾、眼保健操、文明課間等方面的表現，是考核班主任工作的重頭戲。每天下班的時候，孫老師總會踩著凳子，對著一疊厚厚的評分表，在黑板上畫上一個個“笑臉”或“哭臉”。

開學前兩周，我們班的行規表現慘不忍睹，幾乎每天都是一排哭臉。缺乏經驗的我只能每天都扯著嗓子大聲“安靜”、“閉嘴”，可效果甚微，嗓子又干又痛，很快就啞了。我想起了同事們說過的：“新老師都會啞嗓子。”

我每天都拼命抓紀律，還把《一日行規》編成了一首兒歌，讓孩子們每日背誦。那時候只要聽到走廊上有嬉笑或奔跑的聲音，我都會立刻跑出辦公室，生怕學生動靜太大，被扣了紀律分。

可盡管如此，黑板上的“哭臉”還是比“笑臉”多得多。“哭臉”多了，班級就永遠掛不上流動紅旗，這意味著班主任工作不到位，我一直反思自己的教學方法哪里除了問題。

直到有一天，數學劉老師告訴我：“要想日子好過些，就要去找‘大建’。”

“大建”就是總務處的孫老師。孫老師本名孫力堅，可同事們私底下都叫他 “大建”，因為他仗著校長器重，盡做些拜高踩低的事，會根據資歷和能力區別對待人，只有那些資歷老、教學好的老師才不用忌憚他，每一個新班主任都有一個入職黑暗期，即使做得再好，也要被打壓。

“大建”原本在老家務農十幾年前跟著老鄉來了上海打工，投靠了一個姓謝的老板。千禧年后，大量的農民工涌入了上海市郊打工，謝老板就順勢開辦了一所專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提供教育的簡易小學，“大建”因為寫的一手好字，就在學校里當起了老師，聽說還教兩門，一門數學，一門語文。

2009年，鎮政府劃撥專項資金，對簡易小學進行轉制，經過籌建成了現在的民辦小學， 還專門選派了兩位公辦學校的骨干擔任校長，李校長就是其中的一位。

辦學正規后，“大建”自然不能再上講臺教書了，可他憑借著腦子靈活，會來事當上了學校的后勤總管，還頗受李校長的器重。李校長不止一次在全體教工大會上表揚他“以校為家”，勤勤懇懇。老師們都嗤之以鼻，他當然“以校為家”，因為他就住在學校里。

他有一間獨立的辦公室，但他很少在里面辦公，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學校里轉悠，專門挑老師的“刺兒”，憑著手里的評分表“拿捏”老師，幾乎每個新老師都要被他挑剔。

劉老師接著說：“不過，這人也好打發，沒啥大追求，隨便送點禮，他就不會盯著你了。”

“送禮？”我覺得莫名其妙。

“嗨，也不用送啥大禮，一條煙，一瓶酒，一個禮盒什么就行，反正這人來者不拒，去年他一直咬著我，過完年開學，我送了兩瓶老家的麻油，他就不找我麻煩了。”看得出劉老師很厭惡“大建”，滿臉嫌棄，眉頭都擰出了疙瘩。

“你去過他辦公室沒，哼簡直就是的小倉庫，里頭啥都有，他不光要老師的東西，還管家長要東西，他桌子上擺的那兩盆花就是你們班小胖子家的，他爸爸是個花匠 ……”

“貝老師，你就隨便拿點東西給他，他保準不再找你……”劉老師說的懇切又篤定，可我卻不以為然，對于送禮、給好處這一套，我心里多少有些不屑。再說，我還是想用能力說話，開學才三周，我只想努力帶班，向有經驗的老師請教。

開學快一個月了，學校下發了一張召開家長會的通知書，辦公室一下子熱騰起來，老師們都在討論“藝校班”的事，原來這所民辦小學每學期都會開設收費的課后服務，一門課的費用是150元，除了語數英，還有籃球、繪畫、舞蹈等不同的課程。

正常的放學時間是下午3點，如果學生報名參加了“藝校班”，就可以多上兩節課，放學的時間會延長到下午4點50。聽說，絕大部分家長都會給孩子報名，因為下午3點很難來接孩子。

李校長給全體班主任做了動員，盡可能說服家長都報名，老師的收入也跟“藝校班”有關，老師多帶一個班就能多拿一份錢，最多的一個班能拿200塊，這錢一個月累計下來，顯得很可觀。

報名參加“藝校班”的孩子會按照課程重新分班，不過“藝校班”的分配是很有講究的，身受器重的老師往往會分到好幾個，不受待見的老師連一個也分不到。

當天快放學的時候，年級組長曹燕拿著一疊廣告紙，招呼我們幾個過去，原來，我們在家長會上還有另一個“任務”。曹燕是1班的班主任，也是年級組長，不到四十歲，一頭利落的短發，說話聲大而尖銳，是辦公室里教齡最長的老師。

我一看，廣告紙上印著“XX牌點讀機”，原來教師還要推銷這款點讀機，點讀機每臺售價498，賣出一臺，就有50元的提成。

“一定要推銷嗎？”我小聲問道。

“那當然，校長很看重這個”曹燕說道。

“要是賣不出去怎么辦？”

“我們這里的家長都沒啥文化，你就說這點讀機是幫孩子學英語的，多強調一下重要性，有條件的家長就會掏錢。”

劉老師悄悄告訴我，每屆新生家長會，校長都會讓班主任推銷這種點讀機，這機子質量不好，壞了還不保修，很多家長都覺得上了當。

家長會當天很順利，臨近結束，我才想起了那一疊廣告紙，便硬著頭皮發了下去，還象征性地說了句：“這款點讀機是幫助孩子們學習英語用的，有需要的家長可以了解一下，如果要購買，請填寫回執。”

后來，孫老師天天都會來辦公室打聽點讀機的銷售情況。曹燕遙遙領先，已經賣出了二十幾臺，而我們班只有一個家長付了錢。大家圍著曹燕說笑，曹燕也毫不避諱地分享著自己的“銷售秘訣”，無非就是“夸大宣傳”和“制造焦慮”。

孫老師把曹燕夸上了天，接著又對著我嘰里咕嚕地說了一通，又搖頭，又跺腳，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見我沒啥反應，他伸出一個手，對著我說：“起碼這個數！”我明白了，就是起碼要賣出五臺。

在隨后的一周里，他總會不經意地晃到我面前，二話不說，伸出一個巴掌搖一搖。我想的是，農民工家庭大多不富裕，本就為了孩子的教育犯愁，如今還要利用他們的焦慮來賣貨，實在有違師者的良心。

我還是不想賣，到了月底，我們班的銷售額還是“1”，孫老師氣得吹胡子瞪眼，我表面佯裝無奈，心里卻有一絲暗爽，他們也不能拿我怎樣，李校長讓孫老師給我傳了話：“這次就算了，以后校長室安排的任務，要上心一些。”

劉老師也提醒我，不要和錢過不去，也不要太清高了，對我說：“你是上海人，不差錢， 可以‘清高’，可以‘任性’，可這一點也挺讓人討厭的。學校里大多都是剛來上海的老師，家里沒有助力，自己也沒根基，你看不上的那點提成對于別人來說充滿了誘惑，是改善生活的補給。”

我點點頭，劉老師說的不無道理，可對于利用教師身份去促銷這件事，我就是做不到，這事關自己的內心世界的秩序。同時，我又馬上表明態度：“我差錢啊，上有老，下有小，自己還是只‘大菜鳥’！”

轉眼到了10月，“藝校班”開班了，除我之外，辦公室其他老師都至少分到了1個班，組長曹燕更是分到了4個，春風得意。辦公室里其實如常安靜，作業紙沙沙作響，茶水輕輕煮開，但這份靜謐之下，藏著“角斗場”，誰分得多，誰被重用，誰悄悄邊緣，大家心照不宣，一言不發，卻暗流涌動。

那年《甄嬛傳》熱播，3班的班主任張嫣總愛模仿臺詞，動不動罵學生“賤人”“賤婢”，讓人很不舒服。她和我年紀相仿，都是上海人，在學校教了兩年。我們之間的矛盾，很快就爆發了。

每個班主任都有一個搭班老師，俗稱“搭子”，一起負責班級事務。但我的“搭子”當時懷孕，無法參與全校大掃除。我只好一個人擦窗掃地，收拾完講臺和書包柜后已經累癱，只能靠著拖把喘氣。

3班張嫣的“搭子”夏老師路過，看到我的樣子狼狽，主動問需不需要幫忙，她的教室已經打掃完了，我也沒客氣。我倆一起把地拖得锃亮，還請他喝了杯加料奶茶。

誰知兩天后，我被李校長叫去談話——原來張嫣告狀，說我“指使”她的搭子干活。還沒等我解釋，校長就批評：“你不是一個人的問題，夏老師也有責任。這叫‘荒了自己家的地，肥了別人家的田’。”

我當場反駁：“夏老師打掃完自己教室后才來幫忙，這是同事之間的善意，不該算錯。”校長冷下臉：“每人有每人的職責，你平時表現也不怎么樣。同事關系，你不會維護嗎？”

她話里話外都在批我，我還沒來得及回神，張嫣推門進來，校長立刻換了笑臉：“張嫣，我已經和貝老師溝通過了，你也和夏老師說一下，本來就不是什么大事。”

張嫣裝模作樣笑著對我說：“你不會介意吧？”我冷冷回了句：“當然介意。”

氣氛瞬間凝固。我壓低嗓音說：“搭子懷孕，我一人忙不過來才請人幫忙。希望校長考慮特殊情況，別追究夏老師責任，也請補派人手，職責明確，資源公平。”

正要離開，話又憋不住，我轉身道：“孟子說，‘人病舍其田而蕓人之田’。總盯著別人田地，不耕自家，才會‘荒了地，肥了田’。真正該反思的，是這種心態。”

說完，我直視校長驚愕的目光，平靜告別：“校長，我還有課，先走了。”

這是我第一次頂撞領導，心跳如鼓，卻也暢快淋漓——一個字，爽！

期中考試臨近，我和張嫣的關系已降到冰點，她與年級組長曹燕交情深，在辦公室里拉幫結派，邊緣化我們這些“局外人”。

復習階段，我無意間發現別的班都在做統一的復習卷。小孟悄悄告訴我：“是曹老師從教導處拿去統一復印的，她們故意不告訴你。”我核實后才發現，確實是教導處統一下發的復習卷，而我，成了唯一沒拿到的老師。

午飯后，我直接在辦公室質問曹燕，她卻說是自己掏錢打印的，“反正平時也不熟，就沒叫你”，還陰陽怪氣地說：“資源當然給有競爭力的老師”。我忍不住當場發問：“卷子是不是教導處發的？你是不是組長？你有權區別對待？”

她被頂得臉紅脖子粗，甩給我一張空白卷子：“拿去自己印！”我摔門而出，背后傳來她的譏諷：“她甩臉給誰看呢？”我又沖回來，開門大聲說：“給你看！”

這場風波也讓我徹底認清了局勢：校長冷淡，同事排擠，我已成眾矢之的。

我告訴自己要加倍努力了，我想在這站穩腳跟，只能用成績。

11月，期中考試結束后，語文的年級排名出來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們班竟然得了年級第二，而曹燕的班級墊底，張嫣排名第一。

這次考試成績還不錯，但做完質量分析我卻笑不出來。我們班只是平均分還不錯，不過兩極分化嚴重，尖子多，學困生也多，合格率肯定墊底。

教師大會上，校長表揚了幾位均分第一的老師，并宣布：學期末將按平均分發獎金，期中和期末按4:6計算，領先5分以上還能加50%。這在辦公室引起了不小的騷動。

可我心里很清楚，這種“唯分數論”無非是把教育變成了內卷賽跑。獎金激勵的背后，是同事之間的對立，學生頭上的壓力。拉開差距很難，縮小差距才是提分的關鍵。可現實顯然不朝這個方向走。

從那之后，辦公室的氣氛變了，話語間都帶著火藥味。曹燕把失利歸咎于幾個“拖后腿”的學生，張嫣陰陽怪氣地說是我破壞了組里團結，給曹燕添了堵造成的。

我聽著，沒反駁，只默默決定搬離辦公室。天大地大校園大，哪里都可以辦公。我的第一個“新辦公室”是教室后排靠門的位置。我借口班級紀律差，向任課老師一一說明，在那兒批作業、聽課，還能觀察學生表現。這也是研究教學心理的好機會。

第二個“新辦公室”是操場。秋天的校園依舊郁郁蔥蔥，葡萄架下的木椅，是放松、觀察學生體育課的好位置。孩子們的奔跑、笑聲，自帶療愈力。

第三個“新辦公室”是圖書館。下午沒課時，我便去看教育相關書籍，補齊專業短板。

換了“辦公室”之后，我看學生的視角變了：不再是俯視，不是管理，而是觀察和共情。他們像校園的植物，各自生長，卻在地下悄悄連成根系。不愛舉手的學生像含羞草，東拉西扯的像找不到支架的爬山虎，亂畫亂寫的像石縫里的多肉——頑強又生動。

怎樣幫他們？自然早已給出答案：等待、支持、鼓勵。

這年底，學校突然緊急召開教師大會，會議上李校長宣讀了一份處分通報，四年級的虞老師因春游時與國際學校老師爭執，被指“違反師德”。

我們都在現場，那天科技館人多，排隊混亂，兩個學校的隊伍沖到了一起，雙方都覺得自己的班級應該先玩，兩校學生隊伍發生了沖突，虞老師和一位外籍教師僵持不下，事后，照片被傳上微博，鬧到了校長室。

會議上，李校長嚴詞斥責虞老師“縱容學生”“破壞學校形象”，更強調對方是知名國際學校，還有很多外國學生，說：“不知道他們會因此怎么看上海。”最終，虞老師被降師德評級，扣發一半獎金。我望向虞老師，她雖滿臉通紅，卻目光堅定，沒有一絲羞愧。

散會后，我和劉老師想為她作證，她卻拒絕：“校方根本沒調查就下結論，還讓我道歉，我當然不愿。失職可以承認，但這不是師德問題。”她說話犀利：“我不服軟，是因為不想用自己的精神血肉去供奉那些德行有虧、能力不足的領導。”

她那種坦率與不服輸的勁兒，讓我對她另眼相看。期末聯歡會前，我們領取了獎金。我拆開信封一看，師德被評了個“B”，心里有些不快。聯歡會上，我和虞老師被分到一組玩“猜成語”，最后一個成語是“只手遮天”，她比劃著說：“這事，學校里只有校長能做！”我脫口而出：“只手遮天！”臺下哄堂大笑。

她笑得放肆，我也暢快不已。那一刻，我們彼此心照不宣——有時候，一點點“懟”，正是自我守護的開始。春天到了，新學期開學后，虞老師不聲不響地跳槽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去了一所知名的雙語學校任職，得知這個消息，我仿佛又看到了她歡脫而放肆的笑容。

不久后，隨著新學期的開始，我也有了新“搭子”甜杏，來自河北，她長得黝黑壯實，說話做事大開大合，爽快利落。她不怕“大建”，每當“大建”露出一絲欺負新人的苗頭時，甜杏就把頭搖得像河北梆子里的快板， 再直截了當地給他一個“不要”。“大建”恨得牙癢癢，總是找機會給她“穿小鞋”。

看她吃虧，我就會不自覺像劉老師當時勸解我一樣，提醒她注意點，她身上有股嫉惡如仇的勁，像一位騎著“倔驢”行走江湖的俠女。有了甜杏的幫助，我的工作輕松了不少，忙不過來的時候，她總是第一時間來搭把手，即使自己再忙，也沒有牢騷。

但在愚人節那天下午，甜杏出事了。甜杏在校門口暈倒，倒在地上抽搐，她死死咬著“大建”的手腕，白色袖口上滲出了殷紅的血。“大建”臉色慘白地跪坐在地上，另一只手小心地托著甜杏的腦袋，一邊齜牙咧嘴地抽氣，一邊氣急敗壞地疏散人群，“大建”怕她咬傷舌頭，情急之下就伸出了自己的手。

甜杏被醫護人員抬上擔架，車子呼嘯而去，地上殘留的尿漬在陽光下顯得格外刺眼。 甜杏沒有父母，陪在病床前的只有一個河北鄉下來的姑姑，她告訴我們甜杏的媽媽在她5歲時就跟人跑了，爸爸在她12歲時病死了。上初中時，她突發了癲癇，后來就一直靠藥物控制著。

甜杏脫離危險后并沒有回到學校，因為醫生在她的顱內發現了一個血管瘤，我們陸續去探望了幾次，她的情況一直不太好，腦壓很高，總是嘔吐。

校長組織了全校募捐，工會和黨委也捐了不少錢。在醫院待了一個月，她的病情暫時穩定了。甜杏瘦了，白了，結實的身子柔軟下來，被寬大的病號服罩著，像兒童病房里那種懨懨的小女孩一樣。就在醫生和她商量動手術時，她突然決定回河北了，她態度堅決，怎么也勸不住，我想甜杏是想逃離這個地方。這里的人就是這樣：你要么學會彎腰，要么學會離開。而她，選擇了后者。

春風總算變暖了，學校也終于記起來我是一個心理老師。5月，我接到校長室的通知，說是上海市教委正在籌備心理健康達標校園的創建工作，學校要開展一系列的心理健康課程，還要配備心理咨詢室。

李校長說任務緊急，讓我圍繞“愛生月”的主題，先開展一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我很高興，當了快一年的掛名心理老師，總算有機會發揮專長了。

我拿著發言稿，開始在廣播室里為全校學生廣播，我廣播的內容是一篇自創的童話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我們班的孩子，他們化身成了可愛又淘氣的“小精靈”，在充滿泥土和花香的跑道上撒歡，在學校大廳角落里的橡皮樹葉子上滑滑梯；晚上他們爬到高高的柚子樹上呼喚著星星快點回家……

那一刻，我仿佛不是在播音，而是在種一顆顆小小的希望種子，撒進每一個孩子的耳朵和心里。廣播室的門“吱呀”一聲開了，一個戴著紅領巾的小女孩怯生生地站在門口，臉蛋紅撲撲的，像剛被風吹過。她什么也沒說，只輕輕地把一張紙塞進我手里，轉身就跑。

我愣了愣，打開紙條一看——“貝老師，你多講一點，我們愛聽。”

編輯 | 小滿 實習 | 琦萱

一枚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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