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華大地上數千年,黃河與長江兩河流域作為華夏文明根脈所在,深深的刻在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骨子里,但很多人卻沒有意識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文明,要想獨占兩條完整的大河是何其艱難,那么,我國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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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長江和黃河不只是干流,全部支流也都在我國境內,獨占兩條世界級河流,這在全球乃至回顧人類歷史來看都是十分難得的。
或許有人會說印度不也擁有恒河和布拉瑪普特拉河兩大河流嗎?但恒河下游流經孟加拉,布拉瑪普特拉河上游則是我國境內的雅魯藏布江。這個時候又有人提出土耳其呢?土耳其也有兩條世界級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并且這兩條河流還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發源地,對中東的歷史和文化有著深遠且深刻的影響,但兩河雖然都發源于土耳其,一條源頭在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東南部的東托羅斯山脈南麓,一條在其東部安納托利亞高原和亞美尼亞高原山區,源頭由卡拉蘇河與穆拉特河兩個支流共同構成,但兩河都屬于國際河流,下游流經敘利亞、伊拉克、伊朗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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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湄公河、薩爾溫江、尼羅河、多瑙河等世界級河流,也都流經多個國家。這一情況就會導致各國在河流的使用上會存在一定分歧,比如巴基斯坦母親河印度河,源頭在中國境內,上游卻要流經印度控制的克什米爾,這就導致巴基斯坦在水資源的支配上長期處于被動,印度也試圖利用這一點給巴基斯坦實施地緣壓力,比如今年的印巴沖突中,印度就曾單方面暫停印度河河水條約,在未與巴基斯坦商量的情況下,關閘截流,開閘放水,給下游的巴基斯坦人民生存造成威脅。
再比如尼羅河,尼羅河發源于非洲東部的布隆迪高地,流經坦桑尼亞、盧旺達、烏干達、埃塞俄比亞、蘇丹和埃及等10個國家,最終向北注入地中海,其中埃及作為這條河流最后流經的國家,其95%的人口都聚集在尼羅河流域,但因水資源分配問題埃及包括蘇丹,與上游的埃塞俄比亞等國家卻長期存在爭議,1929年和1959年埃及與蘇丹曾單方面簽署條約,分別獲得尼羅河74%和26%的年用水量,并且禁止上游國家開發建設水利項目,影響下游流量,導致該河相關國家矛盾進一步加深,尤其是埃塞俄比亞修建復興大壩后,分歧更加嚴峻,甚至至今都為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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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多瑙河上也因為水資源分配問題長期存在矛盾。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是反觀黃河與長江,都發源于我國境內的青藏高原,并且都是自西向東順著三級階梯,最終一個注入渤海,一個注入東海,而中國的水系水網也基本都是圍繞這兩大河流展開,兩個流域覆蓋了我國超6億人口,從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再到夏商周歷朝歷代,華夏文明的發展始終圍繞黃河與長江兩大流域為中心,這種對一條江河的絕對掌控權,也讓我國在水資源分配上完全不用考慮與其他國家產生分歧,并且自秦朝大一統后,無論疆域如何變遷,黃河和長江流域便一直是歷代王朝中央政權的核心統治區,也因這種兩河流域的天然優勢,使得我國在歷史上能夠長期保持統一的政治格局,客觀上維護了流域范圍的完整性和文明整合性,這一點也為現代國家邊界內河流的連續性奠定了基礎。
只是,波濤洶涌的長江與黃河在歷史上也平等的“肘擊”每一個朝代,據歷史記載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間,黃河下游決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每一次都給下游人民和生態環境造成了沉痛打擊,因此,整治水患也成了歷朝歷代帝王需要踐行的命定課題。從公元前3000年的黃帝時期開始,像大禹治水、瓠子堵口等關于防洪治水的典故便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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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華民族千百年里,中國人也用智慧和雙手,將“人定勝天”的精神內核深深刻在骨子里,從古代的都江堰、鄭國渠、京杭大運河,再到現代的三峽大壩、南水北調,其中承載的是中華文明對“水與國家命運” 的深刻理解,而這種理解又以獨占長江與黃河為底色,無論時代如何更迭,中國千年治水的智慧不變,以 “安民” 為起點,解生存之困,以 “惠民” 為目標,應發展之需,而這一切就如同艾青詩里那樣: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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