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公司圍獵農村輟學女孩，誰是“導演”“主演”與“觀眾”？

看到“14歲女生離職被起訴索賠”的新聞，15歲的趙晴害怕得無法入睡，兩人曾在同一家涉事公司當主播，同樣簽署了一份后來被網友稱為“賣身契”的合同。那個晚上，她翻來覆去地算，自己要端多少盤子、手扎多少袋塑料花，才能貼夠這樣一筆賠償款。趙晴的背后是一群出身農村、在家庭與校園中困頓的十四五歲年輕女孩。她們懵懂地簽下一份風險合同，進入城市，邁入寫字樓里狹小的格子間，換上遠超她們年齡的性感裙裝與成熟妝容，假扮成年人做起網絡主播。

（8月27日新京報）

當農村輟學女孩們懷揣“高薪成名”的幻想，踏入直播公司搭建的“舞臺牢籠”，換上超齡的性感服飾、應對油膩的“大哥”騷擾，最終卻可能因解約背上債務時，這場圍繞未成年人的“圍獵”，早已不是單一主體的過錯。直播公司的刻意誘導、網絡平臺的監管缺位、不懷好意網友的推波助瀾，共同編織了一張吞噬女孩青春的網。

誰是“導演”？答案是直播公司。他們精準鎖定農村輟學女孩“涉世未深、經濟窘迫、渴望被認可”的弱點，用精心設計的話術和合同，將女孩們“收入麾下”。這些公司的“套路”極具迷惑性：以“高保底工資”“流量扶持”“當網紅成名”為誘餌，抓住女孩們對未來的懵懂期待；簽約時用復雜條款模糊解約賠償標準，讓未成年女孩在未理解風險的情況下簽下“賣身契”。進入公司后，“導演”的操控更露骨：強迫女孩穿遠超年齡的性感服裝，教授“撩漢催票話術”“搶其他女主播大哥”的技巧，甚至在工作群內發送低俗內容、開“黃腔”。一些直播公司明知未成年人直播違反法規，卻通過讓女孩“謊稱成年”“偽造年齡信息”等方式規避監管，把逐利的算盤打得霹靂吧啦。

誰是“主演”？答案是網絡平臺。若說直播公司是“導演”，網絡平臺便是不可或缺的“主演”，他們掌握著直播的傳播渠道和審核權限，卻屢屢在監管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平臺的“失職”體現在多個環節：首先是賬號注冊審核流于形式。部分平臺僅靠“上傳身份證照片”便完成審核，未核實信息真實性，讓女孩們“謊稱18歲”開播成為可能；其次是內容監管滯后。女孩們穿著性感服裝、被“大哥”騷擾的畫面在直播間實時傳播，平臺的機器審核和人工巡查卻未能及時發現并阻斷，甚至為了流量默許此類低俗內容存在；最后是平臺對直播公司的約束不足，間接淪為亂象的“幫兇”。即便部分平臺啟動“未成年人專項行動”，回收了上千個違規賬號，但這種“事后補救”遠不如“事前防范”有效。平臺若始終將“流量優先”置于“未成年人保護”之上，所謂的監管措施便只是“表面文章”，無法真正切斷直播公司圍獵女孩的“舞臺”。

誰是“觀眾”？答案是低俗網友。那些不懷好意的網友，他們的低俗需求和不當行為，直接助長了直播公司的囂張氣焰。從趙晴的經歷可見，直播間的主力軍是三十歲以上的中年男性，他們中有人要求女孩“再露一點”，有人明知女孩年齡可能偏小仍刻意搭訕，喊“小孩”叫自己“大叔”“老公”，甚至用言語騷擾、刷禮物誘導女孩做出越界行為。這些網友的需求，恰恰成了直播公司“培訓”女孩的“風向標”，公司之所以強迫女孩穿性感服裝、學“撩漢話術”，本質上是在迎合這類觀眾的低俗趣味，將女孩塑造成“取悅男性”的工具。他們或許沒意識到，自己的每一次低俗評論、每一次帶有目的的打賞，都是在為直播公司的圍獵行為“買單”，都是在將女孩們進一步推向更危險的境地。正是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欲望釋放，讓直播公司看到了“商機”，也讓圍獵行為有了持續的“市場”。

農村輟學女孩被直播公司圍獵，本質上是“逐利資本+失職平臺+低俗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要破解這一困局，不能只靠某一方的努力，而需要“監管部門+平臺+社會”形成合力，讓“簽約紙”永遠變不成“賣身契”。 唯有如此，才能讓直播公司的圍獵行為陷入“四面楚歌”，才能為農村輟學女孩筑起一道安全屏障，讓她們的青春不再被資本和欲望裹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