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人物 | 張曉宇：技術轉移不是中介

技術轉移不是中介，而是工程師+投資人+產業規劃師。
——張曉宇，中關村壹號共性技術平臺首席運營官，注冊國際技術轉移經理師RTTP，高級工程師，高級經濟師。

作為中國首位注冊國際技術轉移經理師（RTTP），他的職業生涯恰是中國技術轉移從“無人問津”到“漸入佳境”的縮影。他深耕領域多年，操作項目突破1500個，培育出1家主板上市公司和6家新三板掛牌公司。“從醫學實驗室到技術戰場，我更像個‘擺渡人’——讓實驗室里的創新，真正來到患者和市場身邊。”近日，我們走進張曉宇的世界，聽這位“拓荒者”講述技術轉化背后的故事。
工作的一天通常怎么過？
張曉宇的核心工作，是讓技術的“價值鏈條”順暢轉動——一頭連著實驗室里的科研人員，一頭牽著市場中的企業需求。
每天早上，他會先花1小時追蹤行業動態：醫療細分領域的新突破、政策細則的微調、資本市場對技術項目的偏好變化……這些信息能幫他更精準地判斷項目的“轉化潛力”。
上午通常留給高校和科研機構。他會和發明人深入溝通，不僅要聽懂技術原理，更要挖掘“這項技術能解決臨床什么痛點”——是讓手術更安全，還是讓患者恢復更快？在研發階段的產品形態設計，直接影響相適應的商業模式設計，哪些地方可以產生專利點？如何進行高價值專利培育，專利的布局策略應該如何設計？這一切的綜合必要服務支撐，決定了技術的商業價值底色。
下午多是對接企業或園區，傍晚，他會復盤當天的項目進展：哪些技術需要進一步驗證臨床數據，哪些企業的需求和高校的成果能“對上暗號”。偶爾也會和團隊討論案例，復盤曾經對接過的案例，看看當下能借鑒哪些經驗。
晚上的時間相對靈活，要么啃一本跨界書籍，要么參加線上研討會，和同行交流“成果轉化的新梗阻”。畢竟，這行變化太快，不學習就會掉隊。
最難忘的項目以及在其中的角色？
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2013年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案的工作，以及同期設計中關村西區國家技術轉移集聚區的任務。在這兩項工作中，他既是參與者也是推動者。參與法律修訂時，他結合多年技術轉移一線的實踐經驗，為法條細則的完善提供來自市場和實操層面的建議，希望能從制度層面為成果轉化掃清障礙；而設計中關村西區國家技術轉移集聚區時，他則聚焦于如何搭建一個高效的資源聚集平臺，既要能夠吸引國際頂級科技成果資源，又要充分挖掘產業需求、市場需求和投資機會，同時還要有傾向性地服務海淀區，幫助更多頂級科研成果落地海淀、服務海淀區的企業，還要盡可能設計服務產品實現平臺的自負盈虧，讓高校、企業、資本等要素在一定區域內更好地聯動，產生協同效應、催化效應，為技術轉移創造更優質的生態環境。
最具挑戰也最有成就感的，當屬2023年牽頭設計北京市第一個人工智能共性技術平臺的項目。這個項目完全是從零開始，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從平臺的功能定位、技術架構，到資源整合模式、運營機制，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反復打磨和論證。作為項目的牽頭人，他從一個原本的藥劑學科班生，跨界到人工智能領域，從零基礎開始向亞信數據CTO趙博士等業內頂級專家學習相關基礎知識和行業框架知識，走訪了海淀區的160多家企業、20多個大學科研院所課題組和60多家非海淀區的人工智能企業，充分調研、深度剖析產業和行業痛點，自主組建了8個博士的臨時工作小組，協調各方資源，平衡不同主體的需求，帶領團隊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題。最終，這個平臺在全北京461個科技園區中脫穎而出，獲得專家打分第一，并拿到了非常少數的頂格支持課題，為北京市和海淀區的相關企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獲得了業內的充分認可。這個項目的成功，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更證明了在技術轉移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思路是可行的，能為更多技術成果的轉化、招商引資、招才引智提供有力支撐。
技術轉移生涯中關鍵時刻有哪些？
第一個轉折點，是大學時那份特殊的“兼職”。當時師兄讓他“抄實驗記錄寫專利”，他卻較真：“如果抄抄就能搞知識產權，那這行何必需要博士？”這個疑問推著他遠赴英國進修知識產權法，才發現那本“實驗報告”其實是技術交底書——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技術轉化需要“懂技術+懂法律+懂商業”的跨界能力。
更關鍵的是，他在英國工作時經歷了系統的技術轉移理論知識的學習，也從一開始一年一個項目都做不成，到最后實現了2009年到2011年，3年120多個概念驗證項目的成功實施和落地。
“以我自己在英國大學和美國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的經驗來看，大多數的科技成果都是通過許可的方式進行流動創造社會經濟價值的，而非創業開公司。”張曉宇始終主張以專利許可而非買斷形式推進轉化。他指出：“應用層研發必然依賴底層專利，若貿然轉讓所有權，一旦孵化失敗，科研人員想改良都受制約。”這一理念與國際接軌，但在國內仍面臨挑戰——高新企業無形資產認定和北交所上市規則更認可專利所有權而非許可權。
事實上，中國有全球最大數量的科研群體，很多科研人員在國外也是終身教授，專業水平并不差。但在專利培育上，國內外差距顯著：在英國、美國，技術轉移經理人和專利工程師往往需要一起工作3個月，精心為發明人設計、布局、撰寫，雕琢形成一項發明專利，一項專利的全套工作往往要花費5萬美元左右的成本；而國內可能一個代理機構4-5千人民幣一項發明，一周就能產出幾十項發明專利，卻往往是低質量的專利。專利質量越低，壁壘就越低，穩定性就越低，就越容易被競爭對手提起無效訴訟，因此轉讓價值就越低，進而陷入“高質量研發-低質量專利-沒有專利壁壘-企業和投資人更不愿意買單和投資轉化工作”的詭異死循環。
2014年是個陣痛時刻。全國領先的專業技術轉移團隊因領導更換突然崩塌，那種“有本事有業績，卻抵不過決策變動”的無力感，讓他消沉了一陣，但皮實的性子讓他沒放棄。
直到2023年，他牽頭設計的北京市首個人工智能共性技術平臺，在全北京461個科技園區中獲評第一。那一刻他覺得，所有的堅守都有了意義——技術轉移不是“單打獨斗”，搭建好“共性平臺”，能讓更多技術少走彎路。
技術轉移成功的核心是什么？
在張曉宇看來，成功的技術轉移需要破解三個核心命題。
第一是錨定“首創性”。2008年張曉宇團隊僅用100萬元人民幣幫助內蒙古福瑞醫藥（現名為福瑞股份）從法國中央理工學院孵化的Echosens公司成功引進Fiber scan（瞬時彈性影像成像技術），使其在2008-2016年間成為中國無創肝診斷市場的獨家供應商。“別人在改進肝穿刺精度時，我們在想能不能不穿刺。”這種跳脫傳統的思維，正是他篩選醫療項目的關鍵——必須是能顯著改善臨床體驗的替代性技術。
第二是重構“資源網絡”。在他的實踐中，資源整合意味著雙重角色：既要幫科研人員挖掘技術的商業價值，又要為企業搭建專利壁壘。“技術轉移機構不是中介，是生態構建者。他以核磁共振儀（MRI）為例：“1979年Peter Mansfield的科研成果曾被認為無商業價值，正是英國技術集團的總裁Dr Ian Harvey介入，幫助對原有技術方案進行改良和商業化設計，并找人幫他完善好專利組合和專利撰寫要求，使其搭建起足夠強的專利壁壘，最終實現產品的成果化，催生出年產值千億的產業。”
第三是設計“共生路徑”。“技術應該留在最懂它的人手里。”他始終主張以專利許可而非買斷形式推進轉化。張曉宇指出：“應用層研發必然依賴底層專利，若貿然轉讓所有權，一旦孵化失敗，科研人員想改良都受制約。”這一理念與國際接軌，但在國內仍面臨挑戰——高新企業無形資產認定和北交所上市規則更認可專利所有權。
面臨過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克服的？
最大的挑戰，是破解成果轉化的“毛細血管淤堵”。就像人體循環，主動脈（法律制度）通了，但細微處的梗阻仍在。
體制內的評價錯位頗為突出。“高校立項驗收與專利數量掛鉤，導致很多專利申請本身不以轉移轉化為目的。”張曉宇透露，高校和科學家對專利維護的付費意愿不強，導致高校專利平均壽命僅2-3年，大量技術尚未產業化就成了公知技術，這種“數量導向”讓他痛心。而更現實的問題是，很多科研人員憑興趣研發，產品設計、商業場景分析、投資價值分析等必要前期工作嚴重缺失，使得技術與市場需求脫節。
資本端的風險規避同樣制約發展。醫療領域早期項目研發周期長、壁壘高，創投機構仍執著于“對賭協議”“回購條款”。早期投資本就是高風險高回報的，但國有資本怕擔“資產流失”責任，民營資本追求短期收益，這樣一來活水就斷了。他呼吁對投資機構出臺容錯機制，可以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對高校的決策免責條款。除此之外，很多創投基金的出資方往往來自于地方省市區縣和科技園區，最后就會逼迫很多基金開始做招商。
服務端的短視思維更顯致命。“大部分知識產權機構只想賺快錢，算著申請一個專利能賺多少錢，而非培育一個產業能值多少錢。”張曉宇認為，第三方機構本應是轉化的關鍵紐帶，卻因缺乏長遠投入，難以支撐成果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死亡谷”跨越。而這“死亡谷”的形成，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實驗室的基礎研發做完了，工程化開發誰來做？理論上應該由實體企業來做，但實體企業往往不想投入，希望大學開發好了他們直接用；可作為大學科研院所，他們又沒有義務和經費做這件事。更雪上加霜的是，對大學教授在崗創業的嚴格限制，進一步壓縮了成果轉化的空間。專利撰寫質量低、專利壁壘低、專利價值低，導致專利許可和轉讓缺乏價值；許可價值低，又沒人愿意投資工程化開發，再加上政策限制，科技成果轉化自然舉步維艱。
用三個關鍵詞形容自己
“皮實、情緒穩定、積極向上”，這三個詞是張曉宇的自我畫像。
“皮實”對他而言，是面對挑戰時的韌性。無論領導交辦多么棘手的任務，哪怕涉及完全陌生的跨領域知識，他都能逼著自己在最短時間內抓住核心要點，啃下硬骨頭。技術轉移本身就是個跨界活兒，今天可能要跟醫學教授聊靶向藥機制，明天就得跟企業老總算市場投入回報，沒有這種“不怕難、能扛事”的皮實勁兒，根本撐不下來，正因為有這種精神，他不僅拿下了藥學的學位，還拿下了知識產權方向的證書，EMBA的證書，計算機科學和高級工程師，高級經濟師的證書，從一個懵懂的少年，一步一個腳印的成長為真正的復合型人才。
“情緒穩定”則是應對艱辛的底氣。成果轉化這條路太難走了——科研人員的技術成果可能不被市場認可，企業對早期項目的接受度又低，中間還隔著政策、資本的重重關卡。但抱怨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會內耗精力。他始終提醒自己，保持穩定的心態，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推進”上，哪怕每天只解決一個小問題，也是在往前挪。
“積極向上”是扎根內心的信念。現在正處在百年不遇的大變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但越是復雜的環境，越需要用積極的心態去尋找機會。他總覺得，技術轉移不是簡單的“中間商”生意，而是在為科研成果找“用武之地”，為社會創造實實在在的價值。能用自己的專業能力，讓更多實驗室里的創新真正變成生產力，這種“被需要”的感覺，就是他一直往前走的動力。
“前輩們鋪路時無人問津，我現在已算幸運。” 張曉宇始終深耕技術轉移領域，這背后是他對行業現狀的深刻認知與改變現狀的強烈愿望。
如今的他，依然保持著每天追蹤行業動態、每周深入科技園幫扶企業的節奏，目標始終清晰：讓更多科技型企業成長為專精特新小巨人、隱形冠軍。他常說技術轉移要 “不吃全魚”，并購、生產不是擅長的領域，要勇于交棒給更專業的 PE 和 IPO 團隊 —— 這種清醒的邊界感，恰是深耕者的智慧。
“我這代人多闖一點、多試一點，就能為后來者蹚出更順的路。” 張曉宇眼中的傳承，從不是簡單的經驗復制，而是讓 90 后、00 后這些年輕一輩，能在更成熟的生態里少走彎路，讓實驗室里的創新真正扎根產業土壤，長成參天大樹。或許，真正的拓荒者從不在意自己是否站在聚光燈下，只在意腳下的路能否通向更遠的地方。

來源：IPRdaily中文網（iprdail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