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綜述｜第十二屆IPP國際會議——“重塑現代化：中國與全球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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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8月23日，以“重塑現代化：中國與全球南方”為主題的IPP第十二屆國際會議在廣州召開。來自中國、美國、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多個國家的十余位全球知名學者通過跨領域、跨區域、跨文化的深入對話，就全球發展轉型、多極化時代的中國與全球南方關系、多元現代化路徑等議題凝聚了新的智慧與共識。

會議主旨演講環節，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以量化視角展望2050年的世界格局，深入剖析經濟與技術交匯、多極化趨勢、生態危機、數字革命與人口變遷等全球性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任琳、牛津大學發展政治學教授尼基塔·蘇德（Nikita Sud）、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榮休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等與會專家學者，圍繞“轉型中的全球發展”“世界經濟結構轉型與全球治理”“多極化時代的中國與全球南方”等專題展開討論，并在“中國與全球南方的多元現代化路徑”圓桌對話中交流南南合作經驗與多元現代化方案。

主旨演講

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2050年的世界，一些量化視?

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教授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

全球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教授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以“2050年的世界，一些量化視角”（The World in 2050: Some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為題發表主旨演講。

杰弗里·薩克斯教授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深刻轉型，未來將重塑全球社會走向的關鍵變化包括：經濟與技術的交匯、軍事力量的再分布、生態危機的加劇、數字革命的深化，以及人口結構的轉變。要應對危機，必須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推動全球社會共同探索更優路徑，以實現經濟繁榮與社會公正。

他強調，為了更好地整合經濟發展與環境可持續性，需要進行深刻轉型，尤其要在能源、農業和城市三個關鍵領域率先實現技術革新，并推動區域合作與全球治理的深度協同。一方面，要盡快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高效的農業模式，并推動城市建設向低污染、保障公共健康的方向轉型。如今，中國在新能源、綠色技術和數字城市等領域的探索，已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將在未來助力更多國家實現能源轉型與城市更新。

他表示，上述所有變化與復雜過程都需要大量規劃，以及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政策協調（ policy coordination ）。但目前全球合作水平仍然較低，亟需加快推進區域協作與全球治理的深度協同。中國與東盟在能源和經濟轉型方面的緊密合作，將在未來幾十年對區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全球層面，他呼吁重振聯合國的作用。聯合國不僅應繼續維護世界和平，更應在應對氣候變化、生態保護和經濟轉型等全球性挑戰中發揮更加重要的協調作用。

專題演講

任琳：國際秩序轉型面臨的潛在?險和來自升級版全球經濟治理的應對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任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任琳發表了題為“國際秩序轉型面臨的潛在風險和來自升級版全球經濟治理的應對”（Potential Risk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Upgrade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的演講。

任琳教授在演講中深入闡述了國際秩序變動需謹防的四大“陷阱”——“新自由主義的內生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和“新馬爾薩斯陷阱”。她重點分析了后兩者。

首先是“金德爾伯格陷阱”，當前一些國家試圖退出多邊機制，導致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出現赤字，嚴重影響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然而，盡管全球治理面臨挑戰，但各類新興的區域和跨區域性機制如RCEP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發揮積極作用，為國際社會克服全球治理赤字注入新希望。

其次是“新馬爾薩斯陷阱”。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具有兩面性，雖然未來可能創造新的工作崗位，但同時也可能加劇區域、行業、族群甚至性別的不平等。世貿組織等機構的數據顯示，就全球數據基礎設施的分布而言，高收入國家依然占據優勢地位；數據中心的不均衡分布也可能加劇資源和發展機會的不平等。

最后，她指出，技術進步應成為推動世界發展和繁榮的積極力量。有效的全球治理在這一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而主要大國間的對話合作必不可少。

麥高登（Gordon Mathews）：中國山寨手機如何引領非洲邁入互聯網時代？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榮休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榮休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發表了題為“中國山寨手機如何引領非洲邁入互聯網時代”（How Chinese Counterfeit Phones Ushered Africa into the Internet Age）的演講。

麥高登（Gordon Mathews）教授從人類學視角出發，探討了中國山寨手機如何通過高性價比和廣泛可及性，在21世紀初推動了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的數字化進程。他指出，21世紀初，非洲通訊條件極為有限、費用高昂，中國手機企業及“山寨手機”進入非洲市場后，極大促進了當地與外界的溝通。

麥高登教授認為，應正視“山寨手機”的歷史作用，全球80%的人口并不富裕，中國的高仿與“山寨手機”讓更多人平等地接觸到智能手機和移動通信網絡。這種“平等”并非出自某個大國的政策，而是中國供給的結果，可以視為中國在21世紀早期對全球化獨特且重要的貢獻之一。

尼基塔·蘇德（Nikita Sud）:氣候緊急狀態下的全球南方

牛津大學發展政治學教授尼基塔·蘇德（Nikita Sud）

牛津大學發展政治學教授尼基塔·蘇德（Nikita Sud）發表了題為“氣候緊急狀態下的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 in the Climate Emergency）的演講。

尼基塔·蘇德（Nikita Sud）教授指出，隨著時間推移，全球南方國家正逐漸擺脫資源剝削的發展模式，而金磚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則代表了這一進程中的前沿力量。中國和印度在綠色能源領域的積極表現，凸顯了全球南方在全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國，憑借在光伏面板、太陽能等綠色能源技術上的低成本優勢，不僅推動了國內能源轉型，也為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她認為還需要關注綠色能源發展在當地可能帶來的潛在問題。綠色能源技術的背后需消耗大量資源，例如太陽能面板所依賴的礦產，但這些礦產的開采往往只使當地部分較為富裕的階層受益，這一現象值得深思。

她進一步強調，全球南方必須避免重蹈殖民時代的發展覆轍，而需要依托更加公平、雙贏的全球合作伙伴關系，唯有如此，全球南方才能在崛起的過程中實現真正的均衡與可持續發展。

郭海:超越南北劃分的二元框架，重新思考當代全球發展

IPP執行院長郭海

IPP執行院長郭海發表了題為“超越南北劃分的二元框架，重新思考當代全球發展”（Rethinking Global Development Beyond the North-South Divide）的演講。

郭海博士在演講中圍繞全球南方的崛起與南北劃分的二元框架展開了討論。他指出，“全球南方”是一個極有價值且值得推廣的戰略概念。但作為學理概念，南北劃分依然具有模糊性，未能準確體現全球社會內部的多樣性與差異性。此外，金磚國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機制雖已取得長足進展，但未來仍需形成具備長期穩定性的制度性安排。

如今，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貿易關系已發生深刻變化，許多過去的南北依賴關系已不再成立。例如，中美貿易早已不再是單一的殖民式經濟交換，而是復雜的全球經濟互動，涉及技術、產業與市場等多方面的競爭。再以澳大利亞與印尼為例，雙方貿易關系并非單純依賴自然資源輸出，而是涵蓋了制造業產品，這正反映出全球經濟格局中的新動態。

南北劃分的二元框架可能使全球南方產生“受害者心態”，過于聚焦于與全球北方的對立與抗衡，忽視全球南方國家內部同樣存在的不平等與矛盾。全球發展同樣發生在北方國家（發達國家），其帶來的貧富差距、產業空心化等問題，都可能對全球治理產生影響。他呼吁，全球南方應當超越傳統的二元對立思維，推動建立更加復雜、多元的全球合作框架，以實現共贏。

李青:全球價值鏈“大重構”：對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技術與結構轉型的分析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GIIS）執行院長李青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GIIS）執行院長李青發表了題為“全球價值鏈“大重構”：對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技術與結構轉型的分析”（The “Grand Restructuring” of GVC: An Analysis of Geopolitics, Geoeconomic, 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演講。

李青教授在演講中深入分析了全球價值鏈（GVC）在地緣政治、經濟和技術等多重因素推動下的重大轉型。她將GVC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二戰后至2008年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2008年后至2020年，第三個階段則從2020年延續至今。

她指出，二戰后的全球貿易和生產呈現“兩極化”結構，由亞太地區（以美國為中心）和歐洲集團（以德國為中心）主導。進入2008年后，GVC網絡逐漸演變為“三級結構”，包括北美、歐洲和亞洲。新興經濟體崛起后，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份額不斷增加，并成為引導全球供應鏈重塑的關鍵力量。

隨著全球貿易摩擦加劇和新冠疫情的沖擊，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面臨嚴峻挑戰，從而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大重構”（Grand Restructuring）階段，從以效率為中心的系統性全球化轉向韌性、安全和區域化，這一重組不僅改變了企業戰略的考量，還重新繪制了全球投資與貿易的版圖。

李青教授認為，推動GVC經歷重要轉型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地緣政治，特別是俄烏戰爭對全球供應鏈造成的沖擊；二是地緣經濟競爭，尤其是中美戰略競爭，貿易戰和技術國家主義加速了全球價值鏈的重塑；三是技術驅動，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的革命性發展正在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生產和物流的格局。這三個因素形成了互相強化的回路。

她強調，國家應增強核心產業的生產制造能力；在企業層面，需要建立敏捷且具有一定冗余的供應網絡，同時保持透明性；在全球治理層面，需要在管理碎片化所帶來的成本的同時，繼續保持在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上的合作。

梅里·馬達沙希（Mehri Madarshahi）:全球南方的經濟崛起

IPP榮譽教授、全球化智庫（CCG）國際研究員、北京亞太交流與合作基金會副主席、聯合國資深經濟學家（榮休）梅里·馬達沙希（Mehri Madarshahi）

IPP榮譽教授、全球化智庫（CCG）國際研究員、北京亞太交流與合作基金會副主席、聯合國資深經濟學家（榮休）梅里·馬達沙希（Mehri Madarshahi）發表了題為“全球南方的經濟崛起”（Economic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的演講。

梅里·馬達沙希（Mehri Madarshahi）教授在演講中指出，現下自由國際秩序表現出新的脆弱性。聯合國、世貿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傳統組織的效能日益受到質疑，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停滯，核不擴散機制被削弱，多邊合作的合法性與公信力不斷受損。與此同時，美國日益內向、歐洲日漸軍事化，日本和韓國經濟停滯，都為新的經濟和新的領導力量打開了大門。

馬達沙希教授指出，全球南方正在迅速崛起，新興經濟體正推動全球貿易模式重塑，并在關鍵資源與理念輸出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全球南方擁有年輕勞動力和日益成熟的市場，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了新動力，尤其在數字革命背景下，其在移動支付、數字基礎設施等領域展現出極大潛力。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印度的數字外交以及金磚國家在全球金融和治理中提出的倡議和實踐，都代表著我們正邁向一個更加多元包容的全球金融體系。她認為，全球南方的經濟崛起及治理實踐，標志著國際秩序出現了結構性轉型。這一轉型不僅涉及新的行為體與機構，同時也意味著對21世紀國際權力與合作關系的全新定義。

馬達沙希教授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全球秩序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體現在貿易、投資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領導權轉移上。中國在人工智能和數字網絡治理方面的突破，推動了全球數字化進程的迅速發展。

柯成興（Danny Quah）：世界能否在沒有“全球北方”的情況下發展？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李嘉誠經濟學教授柯成興（Danny Quah）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李嘉誠經濟學教授柯成興（Danny Quah）教授發表了題為“世界能否在沒有‘全球北方’的情況下發展”（Can the world develop without the Global North?）的演講。

柯成興（Danny Quah）教授在演講中提出，在理解全球南方/北方關系時，往往容易陷入“二元制”的思維——合作或沖突、美國主導或中國主導。他認為應該在兩者間尋找切實可行的模式，擺脫二元制思維模式，構建一個“世界秩序-1”（world order minus one）的體系。

他認為，中國崛起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在供應端帶來了所謂“中國沖擊”，即大量廉價商品進入全球市場。同時，“美國沖擊”則體現在需求端，即美國對外國商品的限制與關稅壁壘。兩端沖擊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是全球經濟多極格局尚未成型、多邊主義式微的重要原因。

他引用了 CPTPP 和 WTO 的 “ 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 ” （ MPIA ）機制作為例子，

進一步建議建立一個 建立 “世界秩序-1”的體系 ，該體系能夠解決過剩產能、產業轉移、公平競爭等挑戰，同時推動國際社會在開放和自由貿易框架下實現持續合作。他強調，這一體系不應僅由全球南方國家構成，而應是只要有遵循規則的意愿，任何國家都可以加入。

埃薇·菲特里亞妮（Evi Fitriani）：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對多極化的影響:印尼的經驗

印度尼西亞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教授埃薇·菲特里亞妮（Evi Fitriani）

印度尼西亞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教授埃薇·菲特里亞妮（Evi Fitriani）發表了題為“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對多極化的影響：印尼的經驗”（The Rise of Global South and Its Impact on Multipolarity: Indonesia’s Experience）的演講。她在演講中分享了印尼在國際關系與外交實踐中的經驗。

埃薇 · 菲特里亞妮（ Evi Fitriani ）教授指出，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國家，印尼面臨著兩股主要力量的博弈：一方面，許多國家在努力構建多邊主義，另一方面，少數國家則試圖維持現有的國際格局。印尼通過東盟、 G20 、金磚國家等多邊平臺，積極維系和推進與全球南方，甚至包括與全球北方的關系。在外交政策上，印尼始終秉持獨立而積極的外交態度。

她進一步分析了影響印尼外交的幾個關鍵因素：國內政治、經濟與安全問題是核心變量，不同領導人往往賦予這些因素不同的權重；外部壓力與領導人的認知感知也會左右印尼在國際機制中的參與方式。

最后，菲特里亞妮教授指出，印尼的經驗表明，其在保持獨立外交政策的同時，通過在多邊主義框架下尋求合作，推動了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互動與合作。印尼不應僅僅被視為全球南方的一員，而應當被看作是一個積極推動全球合作與變革的“橋梁國”，連接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或者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

納魯特·查倫斯里（Narut Charoensri）：中國、全球南方與秩序轉型期：新興多極化秩序下泰國及湄公河次區域戰略選擇再思考

泰國清邁大學國際關系學助理教授納魯·查倫斯（Narut Charoensri）

泰國清邁大學國際關系學助理教授納魯·查倫斯（Narut Charoensri）發表了題為“中國、全球南方與秩序轉型期：新興多極化秩序下泰國及湄公河次區域戰略選擇再思考”（China,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Interregnum”: Rethinking Thailand’s and the Mekong Subregion’s Strategic Options in an Emerging Multipolar Order）的演講。

納魯·查倫斯（Narut Charoensri）教授從國內層面講述了泰國及其在區域中的角色。他指出，泰國正努力在多極化世界中尋找自身的生存路徑，包括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泰國還參與了各種區域性合作計劃，如湄公河委員會、湄公河-恒河合作以及日本-湄公河合作等，努力從中找到最適合自身發展的路徑。

他認為，區域秩序的變化值得關注，尤其是湄公河次區域及其他區域。這些新興的次區域秩序為中等國家提供了一個小型的平臺，便于它們與當地政府、其他中等國家以及全球南方國家進行更有效的溝通。在此基礎上，可以建立一種新的合作機制，促進中等國家或小國間的合作。

維塔利·科濟列夫（Vitaly Kozyrev) :合作型多極格局：全球南方爭奪戰中，中國為何需要俄羅斯?

美國恩迪科特學院政治學與國際關系特聘教授維塔利·科濟列夫（Vitaly Kozyrev）

美國恩迪科特學院政治學與國際關系特聘教授維塔利·科濟列夫（Vitaly Kozyrev）發表了題為“合作型多極格局：全球南方爭奪戰中，中國為何需要俄羅斯?”（Cooperative Multipolarity: Why Does China Need Russia in the Battle Over the Global South?）的演講。

維塔利·科濟列夫（Vitaly Kozyrev）教授指出，當前全球秩序正處于從單極到多極的轉型期。這種多極化并非回到 19 世紀的傳統格局，而是一種復雜的多極格局，其中大國之間的權力爭斗和沖突并存，且各國都強調主權。

他認為，為了避免國際秩序陷入混亂局面，需要倡導新的大國概念、新的力量，并且構建更加包容和平等的社會。中國與俄羅斯目前正在共同抵制霸權，推動構建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世界，以避免多極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沖突和不平衡。

對于推動新世界秩序的構建，科濟列夫教授詳細闡述了六個重要領域的機制改革：一是聯合國改革與全球南方聲音的提升；二是“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減少世界的分裂，推動各國在平等和合作的基礎上共同發展；三是“金磚+”系統作為替代性的全球秩序框架，增強以政策為核心的導向，幫助全球南方國家擺脫西方國家的壓迫；四是經濟發展與安全保障的融合；五是全球金融系統改革，特別是加強全球南方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參與；六是建立更為包容的全球安全架構，強調歐亞安全框架的重要性。他認為，在創建新的多極架構時，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可以有更多動態互動，從而有助于優化整個過程。

圓桌討論

“中國與全球南方的多元現代化路徑”（How will changes in geopolitical constella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affect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圓桌討論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戰略規劃助理總干事漢斯道維勒（Hans dOrville主持。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牛津大學發展政治學教授尼基塔蘇德（Nikita Sud、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李嘉誠經濟學講座教授柯成興（Danny Quah，以及印度尼西亞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埃薇菲特里亞妮（Evi Fitriani四位嘉賓，圍繞地緣政治格局變動、全球治理變革與南南合作路徑展開深入探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戰略規劃助理總干事漢斯·道維勒（Hans d’Orville）主持圓桌論壇

漢斯·道維勒（Hans d’Orville）教授在開場引言中指出，當今全球南方的發展正面臨更加復雜的外部環境。全球北方國家通過關稅與援助收縮不斷加劇南方國家的壓力，而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過程充滿挑戰。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亟需共享經驗、知識與資源，探索“小型多極格局”，并在城市發展、地方合作與新興議題（如數字安全與資源需求）中積累更多可借鑒的實踐。

國際會議召集人、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在圓桌論壇上發言

鄭永年教授指出，大國政治將持續扮演重要角色，中美若合作仍可能維持“同一世界、同一體系”，若對抗則會出現“一個世界兩個體系”，還有可能是“同一世界多個體系”，如歐洲、東盟和不少發展中國家都希望保持獨立。中國并不尋求另建國際體系，而是致力于維護和振興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關鍵在于如何確保大國和平共存，而不是陷入爭斗。

他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往往受國內矛盾驅動，中產階級萎縮導致社會分裂，使其政策缺乏理性；若美國能實現其經濟發展目標，對美國、中國乃至全球都是好事。中國同樣面臨國內發展的挑戰，中產階級的擴大將決定其未來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

在對外開放方面，中國已形成系統化政策，三大支柱是：普惠的多邊格局、制度型開放以及單邊開放，同時中印關系仍是重要問題。談到中國現代化經驗，他強調必須有有效的政府、高效的市場和積極的社會，這三者構成中國現代化的“三角形”支柱，關系處理得當才能推動持續發展。

牛津大學發展政治學教授尼基塔·蘇德（Nikita Sud）發言

尼基塔蘇德（Nikita Sud教授結合印度視角，強調發展不僅關乎經濟增長，也需兼顧社會公平與公共服務供給。她指出，印度在追求大國地位的同時，也面臨內部不平等與公共服務不足的挑戰。她認為，全球南方作為一個整體雖存在競爭與分歧，但在氣候變化、減貧等全球性問題上仍需團結合作。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李嘉誠經濟學教授柯成興（Danny Quah）發言

柯成興（Danny Quah教授從小國視角出發，強調 “ 沒有一個國家是一座孤島 ” 。他指出，無論大國還是小國，其發展政策都會對全球格局產生外溢影響。在當前多極化與碎片化的格局中，未來國際秩序需要更加靈活與去中心化的合作機制，以避免被僵化的二元對立所綁架。

印度尼西亞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教授埃薇·菲特里亞妮（Evi Fitriani）發言

埃薇·菲特里亞妮（Evi Fitriani）教授結合印尼經驗，強調堅持“獨立與積極”的外交傳統，主張不結盟但積極合作。她指出，印尼重視廣交朋友、避免樹敵，在區域合作和南南交流中積極發揮橋梁作用。同時，她認為中國在新能源與環境治理領域的政策與實踐為全球南方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如需了解發言嘉賓完整觀點，敬請期待IPP即將推出的“2025年IPP國際會議“嘉賓發言完整版。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閱｜劉　深

終審｜劉金程

國際會議主旨演講：

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重塑全球社會的五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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