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珍聞：斯諾護送鄧穎超平津脫險

文/孟昭庚

一

1937年7月初，美國作家、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一直在他的北平盔甲廠13號寓所里埋首打字機前，夜以繼日地趕寫向全世界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北蘇區和中國工農紅軍的力作——《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斯諾是一年前沖破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奔赴陜北蘇區進行歷時4個月深入采訪的第一位外國記者。回到北平后，他撰寫了大量文章，向國際上報道他的蘇區見聞和中國共產黨的內外政策。

1937年7月7日夜，斯諾剛剛寫完《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最后一章，就發生了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日軍進攻的盧溝橋事變。

7月8日一大早，斯諾迎著北平西南方傳來的隆隆炮聲，驅車趕到永定河邊觀察采訪。此時，據守宛平城和盧溝橋鐵路橋東橋頭（盧溝橋為石橋，在其北約1000米處有一座平漢鐵路的大鐵橋）與回龍廟的中國守軍第29軍37師110旅219團3營的官兵在營長金振中指揮下，正在跟駐豐臺的日軍第1聯隊3大隊展開浴血奮戰。斯諾目睹了中國人民拉開全民族抗戰的帷幕，當時他就斷言，盧溝橋抗戰將要載入中華民族光輝史冊。

◆1938年夏，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武漢會見埃德加·斯諾。

7月29日，日本侵略軍占領北平后，大肆搜捕、迫害中國的抗日愛國人士和革命青年。當時，西方各國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日本侵略軍對在北平的歐美等國人士還沒敢公然侵犯。斯諾參加了在北平的歐美人士援華社會團體，積極掩護和幫助中國的愛國者免遭日軍捕殺。這些人為免遭厄難，也紛紛前來找斯諾尋求幫助。這樣，斯諾的寓所實際上也就成了中國抗日愛國分子的避難所。斯諾將他們化裝成乞丐、苦力或小販，幫助他們逃出北平。后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有的投奔延安，有的到山西參加了抗日游擊隊。

二

1937年8月初的一天，斯諾收到居住在北平城郊的東北大學教授徐冰的夫人張曉梅女士托人送來的請柬，請他于次日中午務必去她家赴宴。斯諾知道徐冰教授是中共北平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其夫人張曉梅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去年赴陜北蘇區采訪的介紹信就是徐冰讓張曉梅轉交給他的。在這兵荒馬亂的日子里，若沒有重要的事情晤談，他們是不會有這般閑情逸致舉辦什么家庭宴會的。于是，斯諾按約定的時間趕到徐冰教授家。在徐教授家的客廳里，斯諾看見一位身穿藍色綢旗袍，戴一副深色墨鏡的氣質高雅的女士端坐在沙發上。女主人張曉梅向斯諾介紹道：“這位是李知凡太太。”

“李知凡太太？”斯諾對這個姓名很陌生，但見這位顯然已化了裝的太太的舉止神態有些眼熟，卻一時又想不起來。

“斯諾先生，你認不出我了吧？”李知凡太太爽朗笑道，說著便摘下墨鏡。

“嗨！原來是鄧穎超女士。”斯諾萬萬沒有料到，大名鼎鼎的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周恩來的夫人竟會出現在淪陷了的古都北平，驚詫得連連說：“真沒想到！真沒有想到！”

三

一年前，斯諾進入陜北蘇區，在白家坪紅軍前方司令部受到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當時對外稱“西北軍事委員會”——筆者注）周恩來的熱烈歡迎，周恩來是他在中國遇到的第一位共產黨和紅軍的重要領袖。斯諾不失時機地向身穿舊布軍裝、戴著一頂褪色的紅軍軍帽，長著濃密胡子的既睿智干練又和藹可親的周恩來提出了許多問題，周恩來為此與斯諾作了兩次長時間的談話。周恩來說：“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公正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很友好，我們也相信你能如實報道。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我們是沒有什么關系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采訪，我們都歡迎。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采訪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在蘇區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我們將給你提供一切幫助。”接著，周恩來提筆，替斯諾開列了一個為時92天的采訪旅程（計劃）。周恩來很真誠地對斯諾說：“這僅是我個人的建議，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可以這么認為，你會覺得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周恩來向毛澤東拍電報，報告斯諾已到蘇區的有關情況。因為他要趕赴前線處理事情，便向身邊的李克農交代，給斯諾先生配備一匹馬和一名勤務兵，在斯諾先生所要去的地方，一定得通知當地的最高負責人予以熱情接待，安排好他們一行的食宿。

◆1937年夏，鄧穎超經中央批準到北平西山福壽嶺平民療養院治病。這是她在療養院室外的留影。

斯諾就是騎著周恩來給他配備的那匹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城訪問毛澤東的。在中共中央的歡迎會上，斯諾見到出席歡迎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幾位委員并和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中共“四老”（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筆者注）熱烈交談。斯諾俏皮地對“四老”說，他是孫悟空，是穿山甲，穿破了國民黨的銅墻鐵壁才來到蘇區的。政治局的同志告訴斯諾，毛主席因徹夜工作，現在正在休息，毛主席說改日請斯諾到他住的窯洞里詳談。也是在這次歡迎會上，斯諾認識了周恩來夫人、杰出的社會活動家、紅軍女戰士鄧穎超。那天，鄧穎超親自出場領唱《漁光曲》，以示對這位遠方客人的歡迎。

四

長征到陜北后，本來身體就很瘦弱的鄧穎超擔任中共中央機要科科長兼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因工作緊張而導致肺結核病復發。當時，陜北蘇區根本沒有治療肺結核的藥物，飲食條件又差，弄得鄧穎超天天發燒、咳嗽。隨同斯諾一起到蘇區的美國醫學博士馬海德大夫，為鄧穎超仔細地檢查了病情，臨時采取了一個土辦法，讓她每天在院子里支一張行軍床，躺在上面接受兩個小時的日光浴。鄧穎超按照馬海德的建議，每天躺在床上沐浴陽光，輔之藥物治療，幾個月堅持下來，結果體溫降了下來，初步控制住了病情的發展。

鄧穎超告訴斯諾，西安事變后，中央批準她到外地療養，由地下交通員將她護送到北平，住進西山福壽嶺平民療養院休養，為避人耳目，化名“李知凡太太”。在這里，她得到較好的飲食和充分的休息，加上藥物治療，病情大為好轉。可自日本人占領北平后，常派兵借搜查抗日分子為由進行騷擾和搗亂，鬧得平民療養院里整日雞犬不寧。

“你現在不能在這兒住下去了？日本人……”斯諾不無擔憂地說。

“是的，我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盡快離開北平返回陜北。”說到這里，鄧穎超顯得為難的樣子，“想請先生將我送到天津，不知可否？”

“當然可以。”斯諾毫不猶豫地一口應承下來，他認為幫助中國革命者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況且鄧女士還是他十分景仰的周恩來夫人。

當時，由北平至天津的鐵路交通剛剛恢復，日軍嚴密盤查過往旅客，搜捕抗日分子，對稍有懷疑的人立即扣留。像鄧穎超這樣的人物一旦被漢奸認出，那后果真不堪設想。

斯諾說：“此時日本人對在北平的西洋人尚不敢冒犯，我陪你去天津，你裝扮成我家的女仆，我看還是可以安全通過的。”

五

斯諾當即把鄧穎超由徐冰家接到他自己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們便去前門火車站預購下午的火車票。火車站人山人海，全是逃難的人群，臥鋪、硬座、站票，任何票都一票難求。斯諾用手指搔搔頭皮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正在這個時候，他見一個掛著軍刀的日軍少尉向這邊走來，看那個架勢，可能是負責火車站警備任務的日軍小隊長。出于新聞記者的職業本能，斯諾迎上去用英語跟那個日軍少尉搭訕。起先，日軍少尉用警惕的目光看著斯諾不予理睬。斯諾知道，凡日本嗜好抽煙的人都很痛恨政府對煙草的管制，便掏出一盒美國駱駝牌香煙并抽出一支遞給那個日軍少尉，日軍少尉立馬變得友好起來。日軍少尉貪婪地吸著斯諾敬上的香煙，朝斯諾點頭微笑，并伸出大拇指怪聲怪調地說：“米(美)國的煙，大大的好！”

斯諾干脆將那盒香煙全塞到日軍少尉的手里，日軍少尉又豎起大拇指“米(美)國朋友，頂好、頂好的”！

斯諾覺得求他幫忙的時機到了，便對他說：“我是美國記者，要到天津去采訪，請太君幫我買兩張今天去天津的火車票。”

“好的，不成問題的!”日軍少尉手一招，來了一個掛著中士領章的日本兵，便吩咐中士將斯諾領到售票處并售給他兩張去天津的火車票。

出乎斯諾的意料，竟這么順當地搞到了火車票。

午飯之后，斯諾和鄧穎超分乘兩輛黃包車向前門火車站而去。平日穿著隨便不修邊幅的斯諾，今日西裝革履，頭頂禮帽，打扮得衣冠楚楚。下車后，他故意擺出一幅氣宇軒昂的派頭走在前面。鄧穎超則裝扮成女傭的模樣，提著一個草編行李袋緊跟在斯諾的身后。

火車站進口，日軍崗哨林立，虎視耽耽地監視著每一個旅客。斯諾大搖大擺地走進檢票口，日軍沒有攔他，而跟在他后面的鄧穎超卻被攔住了。日本兵還要盤查，斯諾趕忙回轉身子說：“我是美國人，她是我家女傭，跟我到天津去的。”日本兵只好放行。

斯諾和鄧穎超一起登上列車，只見一節節車廂里全擠滿了愁眉苦臉、悶不作聲的難民。斯諾好不容易才在一節車廂的一個旮旯里找到一個位置，讓鄧穎超擠坐上去，自己則在她旁邊找了一個立足點，將行李包作為坐凳，坐在上面直喘粗氣。車廂內數不清的頭顱、胳臂和大腿立刻淹沒了鄧穎超的身影，通道上擁擠得一點縫隙都沒有了，人們休想挪動一下身子。斯諾覺得，這樣對鄧穎超可能更安全，因為日本兵不可能在這擁擠得水泄不通的車廂里來回走動，逐個盤查旅客。雖然憋悶，氣味難聞，好在平津這段路程不遠，只要忍受兩個小時的洋罪就可以抵達天津站。哪知，在悶熱難耐中足足等待了三個小時后，火車才鳴著悲愴的汽笛聲，緩緩地駛離北平。

六

火車抵達天津站時已是晚上10點多鐘了。斯諾將鄧穎超領出車廂，來到站口。雖有日本兵挨個兒盤查著出站的旅客，但由于斯諾的巧妙應對，鄧穎超得以順利出站。然后，斯諾將她送到英法租界區并找到他的好朋友、合眾社的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愛潑斯坦也同樣十分同情中國人民革命事業，他熱情洋溢地要安排鄧穎超在他家過夜。

◆在北平西山療養院鄧穎超和張曉梅合影。

鄧穎超青少年時代在北京、天津就讀小學和師范，后又在天津任小學教員，她是從天津開始投身革命運動的。1919年五四運動中，鄧穎超與周恩來、劉清揚、馬駿、郭隆真等共同領導天津學生運動，組織覺悟社，是天津最早的那一批社會主義青年團員，1925年初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是聞名遐邇的青年女革命家。天津各界皆有認得她的人，而在這些人當中不乏有賣國媚敵的漢奸，以她這樣的身份，現在在天津連一天都不能呆。愛潑斯坦欣然接受鄧穎超的請求，于當夜親自護送鄧穎超乘輪船由天津去山東煙臺。

在天津港，斯諾親自送鄧穎超上了輪船。臨別時，鄧穎超對斯諾說：“斯諾先生，謝謝你的大力幫助。你也快點離開北平吧，在那里呆久了不安全。”

“不用擔心，我會很快再去陜北的。你見到我妻子海倫時，請你告訴她。”此時，斯諾夫人海倫·斯諾正在延安采訪。

黎明前，斯諾站在碼頭上不斷地向鄧穎超揮手，直到輪船駛入茫茫的大海。

輪船到了煙臺，愛潑斯坦又由陸路將鄧穎超送到濟南，然后設法搞到赴西安的火車票，一直將鄧穎超平安地護送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安排下，鄧穎超很快便回到了中共首府——陜北延安。

七

1938年7月在漢口，斯諾會見周恩來時便又和鄧穎超重逢。周恩來一再向斯諾表示感謝，并設家宴招待斯諾，夫婦倆還與斯諾合影留念。

當時，在日本侵略軍的進攻面前，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斯諾對中國的抗戰前途十分擔心，便向周恩來請教對于這場中日戰爭前途的看法。周恩來便把毛澤東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所作的《論持久戰》的演講文章的記錄翻印稿送給斯諾。

斯諾連夜閱讀了《論持久戰》。毛澤東對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敵我雙方的基本情況的精辟分析，對“亡國論”“速勝論”和輕視游擊戰爭等錯誤思想的有力批駁，對抗日戰爭的全部發展過程的科學預見，使斯諾看到了中國人民抗戰的光明前景。

1941年，斯諾回到了美國。他沒料到，這一別，竟使他與中國隔絕了20年。經過長期頑強的斗爭，斯諾直到1960年才沖破美國當局設置的重重障礙，得以重訪中國，實現了他與周恩來夫婦歡聚于北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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