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病找病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

因為不斷地懷疑自己“生病了”，曉文在兩年時間里，瘦了40斤。

這兩年多時間，她不斷往返于醫院，穿梭在各個科室里，在所有的檢查結果都顯示沒有問題后，她依舊不相信自己“沒有病”。

經過系列檢查，曉文在醫院被確診了疑病癥，疑病癥又稱疑病性神經癥，是一種對自己身體健康狀況過分關注、擔心或深信自己患了一種或多種軀體疾病，經常訴說某些不適，反復就醫，經多種檢查均不能證實疾病存在的心理疾病。

事實上，疑病癥正在影響越來越多的人。過去，這種病癥主要在對健康過度焦慮的老年人中較為常見。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開始受到疑病癥的困擾。

這是一個讓人感覺“孤獨”的疾病。它不被看見，也不被理解。

而疾病背后的原因，或許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

和我聊天時，是周末的上午10點，曉文告訴我，她從昨晚到現在，還沒有吃飯。原因是她最近出了皮疹，皮膚上的小紅點讓她莫名揪心，她不知道這是普通的色素沉著，還是讓她驚恐的，可能預示著“什么不好”的痣。焦慮像往常一樣，開始蔓延，讓她寢食難安。

就在剛剛過去的一周，曉文整整七天沒有踏進辦公室。她向公司請了假，原因并非工作壓力，而是疑病癥帶來的焦慮，讓她整個人都喘不過氣。

可家也并不是避難所。獨自一人時，她反而更頻繁地站到鏡前，一寸一寸檢視自己的皮膚。假期的后半段，她因為突發水痘，反而多數時間都待在醫院。彌漫著消毒水氣味的診室和走廊竟莫名讓她感到些許安心——在那里，恐慌是可以被即時回應和處理的。

事情要從她看了皮膚癌的科普帳號開始。幾個月前，小文不小心點開醫學科普賬號，一篇皮膚癌的科普文章出現在首頁，她點進去，里面寫道，“不對稱、邊緣不規則、顏色不均勻…”，事情從此變得一發不可收拾，隨著她視線所及的一行行字，她腦袋里的雷達也被一一擊中了。

“我的大腦一直對我發出警告，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一定要重視。”身上所有的痣成了眾矢之的。

事實上，上個月，曉文已經去了幾趟醫院，分別檢查了手臂、腰部、大腿上的痣，這些痣都是她一一發現的，直到把所有的痣檢查完，她終于放松了。

但一個月后，她對檢查結果產生了懷疑，一些無法控制的想法產生了：“醫生是不是漏檢了？”，她又返回醫院，重新做了檢查。

醫院無法完全消解恐慌，小文轉而向AI求助，“痣旁邊有一點癢，會不會有癌變”的可能。

隨著夏天來臨，她不得不穿上防曬外套，避免自己的皮膚裸露出來。否則她目之所及的皮膚任何一點瑕疵便會讓她停下手中的事，轉而研究自己的皮膚。

曉文的疑病癥始于2020年，疫情肆虐，對死亡的龐大恐懼讓她開始密切關注身體的每一處細微變化，任何一點異常都足以讓她警覺，并立刻尋求醫生的確認。

曉文的掛號記錄

不過那時，癥狀尚不嚴重，她也還能勉強維持生活的秩序。真正的轉折發生在2022年——她患上了一種常見于中老年群體的“灼口綜合征”，舌頭、牙齦和口腔內壁持續出現灼燒般的疼痛。

那段時間，她成了口腔科的常客，反復就診，直到醫生一次次給出“沒有問題”的診斷和寬慰，她懸著的心才暫時放下。

但事情并未就此終了，從此開始，她踏上了尋醫之旅。身體的每一處微小變化，都能讓她的心情極具起伏，繼而轉化為沖向醫院的實際行動。

體重變輕了，她懷疑自己患上了腸胃癌，便到腸胃科檢查。

有段時間，她頭疼了整整兩周。從清晨醒來到深夜入睡無休無止。她到醫院腦科做了核磁共振，繼而去看了骨科、神經骨科、疼痛科，所有的檢查都顯示沒有問題。

最后，一位神經外科的醫生在排除了所有器質性病變后，委婉地建議她：“或許你可以去心理科看一下，我懷疑你的癥狀屬于軀體化表現。”

曉文自己粗略算了算，僅僅是去年一年，她平均每個月至少就要進出醫院兩次。

她在外貿公司做翻譯，這份疑病癥也讓她的工作產生了小小的波動，她的思緒經常被身體吸引住，久而久之，辦公室也成了“恐懼發生的地方”，也讓她焦慮不安。她開始犯一些以前絕不會出的錯：填寫的文件漏了關鍵的字詞，領導剛交代的任務轉身就忘。

她豐沛的情緒也被疑病癥蠶食殆盡。同事們口中悲傷、興奮、喜悅的事，再也難以引起她的共鳴，她被困在了自己身體的迷宮里，再也無力回應外面的世界。

她的生活完全被打亂了。她的身體也因為疑病癥，從128 斤，瘦到 88 斤。

《黎明的一切》截圖

菲菲的生活也偏離了正常的軌道。菲菲今年28歲，她從高二開始疑病，最初的表現是總在深夜被一陣突如其來的心悸驚醒，堅信自己下一秒就要猝死。她反復去醫院做心電圖，每一次結果都顯示正常。

后來，她開始害怕自己患上那些治愈希望渺茫、預后極差，或是會讓人在漫長折磨中逐漸走向死亡的疾病——癌癥、漸凍癥、狂犬病。

她陷入了一種“對照癥狀、匹配絕癥”的強迫性循環。身體的任何一絲風吹草動，都會立刻被她捕捉、放大，然后與最可怕的疾病聯系起來。上幾天，菲菲又到醫院測了碳13，幽門感染，但程度不高，她稍微安了點心。

曉文和菲菲的經歷并非個例，她們所承受的，是無數疑病癥患者共有的困境。

清華大學玉泉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申晨煜在接受中新網采訪時談到，疑病癥即疑病障礙，屬于軀體化障礙譜系疾病。疑病障礙患者總擔心自己身體出問題，將微小的癥狀災難化，控制不住地過度緊張擔憂，繼發反復就醫、頻繁檢索病癥信息等“安全行為”，但這并不能真正緩解其恐懼和焦慮。

癥狀最初出現時，是曉文的外婆和媽媽相繼去世之后。

接連失去至親的巨大悲傷，讓她陷入長久的憂郁，后來在心理科被確診患有強迫癥、抑郁癥和輕微的焦慮癥。當她將診斷結果告訴父親時，卻并未得到理解，父親只是對她說：“別想太多了。”

那時，連她自己也在懷疑，是不是真的只是“想多了”。于是，她試著把那些難以名狀的不適悄悄壓在心底，假裝它們并不存在。

然而，被壓抑的情緒從未真正離開。幾年后，它以更兇猛的方式卷土重來，病情急劇惡化，最終到了她無法獨自承受的地步。

曉文說，即便六年過去了，她身邊最親近的朋友依然難以真正理解她。“你想多了，放松一點”、“這其實不是什么病”依舊是她聽到的最多的話。

唯一給予她支持的，是她的表姐。在得知她的情況后，表姐開始搜集疑病癥相關的資料。一方面，表姐是一位骨科醫生，二來她和母親的關系親密，這其中有一份職業習慣帶來的敏銳，也有一份源自親情的疼惜與共情。

《我的姐姐》截屏

這正是疑病癥特殊和殘酷的一面，不像骨折、受外傷，痛苦沒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合理”依據。

當患者和別人傾訴自己正瘋狂地奔走于各家醫院，即便所有檢查結果正常，仍被無法驅散的恐懼吞噬時，大多數人并不理解。

外界總是給疑病患者貼上“庸人自擾”的標簽，卻很少有人能看到他們身上的恐慌。

和多位受疑病癥困擾的患者聊過，發現他們都背負著一種共通的、難以被理解的孤獨。

40歲的郭森，確診疑病癥是2023年。他稱那一年是“最昏暗的時光”。

他印象最深的一次，他在一天早晨集中看了四個科室的醫生。在之前的體檢里，他檢查出腎上腺增生，于是掛了內分泌科。因為腸胃不適，預約了腸胃鏡檢查，因為脊柱僵硬，掛了骨科。最后一個是骨科，原因是他檢查出了甲狀腺囊腫，良性的，但他仍舊為此擔心，必須要二次確認。

他記得做腸胃鏡前，他覺得自己一定得了胃癌或是腸癌。畢竟一系列癥狀都符合特征。他的大便不成形，放屁數量增多，而他查看的科普賬號也告訴他，這是腸癌的前兆。檢查當天，他感覺渾身動彈不得。還是妻子攙扶他走進了醫院。檢查結果是正常的。

但他的疑病之旅也就此開始。頻繁的焦慮，就診，再焦慮，再就診，讓他身心俱疲。他變得心不在焉，他的兒子5歲了，正是愛玩的年紀，他纏著爸爸講話，瘋鬧，但郭森毫無招架之力。

郭森在各個醫院的掛號記錄

這種疲憊并非尋常的勞累，也不是靠傾訴就能緩解。最令人無力的是，每當試圖解釋，周圍人那句“想開點就好了”的安慰，反而像一根根細小的刺，扎得他更加焦躁。

“沒有人能理解的時候最孤獨。”他說。哪怕是身邊最親近的人——母親和妻子，聽完他的訴說，也常覺得“不是什么大事”，甚至暗暗疑惑：“他怎么會變成這樣？”

更讓他難受的是交流中的錯位感。"朋友總會說'你怎么會這么想'，試圖把我拉回正常人的思維軌道。可我需要的是有人能站在我的焦慮里說'我懂'，而不是硬把他拽到陽光下去。"

漸漸地，他學會了沉默，把所有的惶恐都咽回肚子里。

國家衛健委印發的《精神障礙診療規范》(2020年版)中指出，疑病障礙的發病機制目前尚不明確，生物學因素、心理社會因素、情緒障礙、人格特點、醫源性誘因、軀體疾病均容易促發本病。

當病因不明時，患者在痛苦中往往會想：“為什么是我？”他們會到處尋找原因，回溯自己的經歷，試圖找出是什么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了現在的境地。

對曉文來說，焦慮的盡頭不是對死亡的懼怕。而是對患病這件事的恐懼。

幾年前，外婆生病時，曉文幾乎全程陪護，在醫院里，她見到了很多人在經歷了各種病痛折磨后，最終走向死亡。在這個過程中，照護的家人也身心俱疲。

外婆去世后，像是帕金森、阿爾茲海默癥等神經退行性疾病，讓人的生活無法自理，失去自我的疾病，也成了曉文疑病的重點。

《困在時間里的父親》截圖

對這些疾病恐懼背后，是怕疾病拖累家人的擔憂。在醫院，她見過很多家人在經歷了照護之后，關系變得越來越差。這激發了她內心最深處的恐懼——被拋棄。

曉文從小心思細膩，對他人的情緒、言語比較敏感。小時候，家人隨口說一句，她是撿來的，她便信以為真。

雖然父母從未直接說過重話，但親戚們總愛半開玩笑地嚇唬她："再這么不聽話，小心你爸媽不要你了。"

作為廣東人，她比誰都清楚重男輕女的風氣有多普遍。耳邊總回蕩著"快讓你媽生個兒子"的催促，眼前更目睹了太多活生生的例子：表姐被迫輟學，供弟弟讀書，隔壁班女生突然消失去打工養家......這些畫面像一根根刺，扎在她心里。

那些看似玩笑的話語，在她聽來都像是一記記警鐘——說不定哪天，自己也會成為那個被拋棄的女兒。

《我在他鄉挺好的》劇照

于是，"不給別人添麻煩"成了她生存的信條。能扛的事絕不聲張，哪怕早已超出承受的極限。她害怕成為負擔，害怕被厭棄，所以寧可咬牙硬撐，也不愿開口求助。

那次被誤診為慢性腎炎時，她一個人跑醫院、做檢查，整夜整夜地失眠。醫生的話在腦海里盤旋："這病治不好，只會越來越嚴重。"可她不敢告訴家人，怕看到他們皺眉的神情，怕成為那個打破平靜的"麻煩"。

可這份小心翼翼的維系，本身就像捧著一盞易碎的琉璃燈。

曉文的疑病，是被“別成為累贅”的恐懼一點點喂大的；而菲菲的疑病，則在另一口鍋里熬煮——那里翻滾著來不及宣泄的憤怒、來不及掌控的瀕死體驗，以及來不及參與的親人離別。

在持續的焦慮后，在一天凌晨4點后，菲菲實在沉撐不住，和AI聊了一會兒，腦子里想到什么發什么，在聊天的過程中，菲菲突然意識到，有兩件事或許使她的死亡觀念發生了變化：一是爺爺的去世；二是休克體驗。

菲菲永遠記得，爺爺去世前的樣子。骨瘦如柴，身上插滿了針管，他痛苦地想把維持他生命體征的針管拔掉，但無能為力。之后，菲菲因為學業繁忙，回到學校。

《我們一起搖太陽》截圖

幾個月后，在一次和家人的交談中，菲菲偶然得知，從小帶自己長大的姥爺已經去世了。家人覺得回老家太遠了，耽誤時間，沒讓她回去。

小時候，菲菲看過一個繪本，講的是如何面對親人的離世，里面提到，最重要的是要和親人有一個正式的告別。但現在，她失去了這個儀式。

還有那次休克，家人在菲菲醒來后拖了好幾個小時才把她送到醫院，期間，她不停抽搐干嘔，家人就是不肯開車帶她去急診。

菲菲一直忘不了休克前黑暗慢慢包圍視覺的畫面，溫暖、柔和、極端恐怖，知道自己要暈倒了，控制不了身體。感覺下一秒就睜開了眼，家人卻告訴她已經過了十分鐘。

自那之后，菲菲就覺得，死后的世界什么都沒有，只有純粹的虛無，也就是用手肘看世界時所看到的東西。她沒辦法相信天堂/地獄之類的東西，再也無法從神佛處找到安慰。

菲菲不停地想，如果那天是更嚴重的情況，自己是不是已經死在休克的十分鐘內了。“為什么我都休克了還不叫救護車？”菲菲想。

話說回來，和AI聊到這些事，它說“失望是正常的”，AI問她“你還有別的情緒嗎？”

《是壞情緒啊，沒關系》截圖

一個詞突然蹦到菲菲腦子里，想也沒想就打了出去。

原來是“憤怒”，說出去后，菲菲的身體隱隱約約的疼痛突然就消失了一會兒。菲菲才清晰地感知到，有一部分她是憤怒著的，怒火從來都沒有停歇過。

當她和AI聊天時，意識到自己的情緒是憤怒的那一刻，她內心覺得，解脫了。

她回想起過去，當別人大聲責罵她時，喉嚨像是被什么東西哽住，發不出聲音，甚至隱隱作痛。憤怒明明就在那里，卻無法釋放，像躲在門后的影子。你能感覺到它的存在，卻看不清它的樣子。直到你叫出它的名字，它才會推開門，真正走出來。

在青春期過后，菲菲便不太會表達憤怒了。

原因很復雜。一方面，她從湖南老家轉學到廣州后，被同學排擠、嘲笑。她曾為此看過心理咨詢，可后來因為費用問題，不得不中斷。

另一方面，在她的家庭，不是一個能坦誠表達情緒的環境。她記得有一次，天氣很冷，她不愿意脫毛衣洗臉，因為廁所的窗戶敞著，寒風直往里灌。她想著，反正待會兒也只是洗幾個地方，何必脫掉上衣？可母親看見了，立刻發火，兩人越吵越兇。

吵到最后，菲菲終于爆發了。可母親并沒有停下，反而冷冷地說：“養你還不如養一頭豬。”父親猛地推了母親一把，把她推倒在地。房間里瞬間安靜下來。

從那以后，菲菲學會了沉默。“表達憤怒不能解決問題，只會讓關系更糟。”她這樣告訴自己。

直到今天，當AI幫她辨認出那種堵在胸口的感覺就是憤怒時，她才終于明白——原來它一直都在，只是從未被真正看見。

《人生大事》截圖

美國心理學家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提出的“哀傷五階段”理論中，憤怒被列為第二個階段。當人們經歷親人離世的打擊后，往往會從最初的否認階段逐漸過渡到憤怒階段。這一階段的憤怒可能表現為對命運的不滿、對逝者的離去感到不甘，或對周圍環境、他人的抱怨等。

霍妮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中明確寫道：“神經性焦慮本質上是從被壓抑的敵意沖動中產生的。”

霍妮認為，當個體因弱小或依賴而無法對外表達憤怒（如對父母的敵意），這種敵意會被壓抑，轉而向內攻擊自我，最終轉化為泛化的基本焦慮。

而沈陽精神衛生中心的精神科醫生李婷在接受《人物》采訪時也談到，很多時候，疑病癥的促發因素正是焦慮，因為當下的個體充斥著負性認知，看待問題跟平時不一樣。除此之外，這和人的性格也有關系，疑病癥患者往往暗示性比較強，過分關注自我。

“那我們到底在尋找什么？”曉文想。不過是想百分百確定自己沒事，想把身體的一切細微變化牢牢握在掌心。

曉文清楚，這大概源于內心深處的不安。于是，總會下意識尋求一種確定性，仿佛只要確認自己是安全的、無恙的，就能暫時從焦慮中掙脫出來。

但她漸漸明白，這種對“確定”的執著，本身就是一種陷阱——越屈服于大腦這種“快給我答案”的催促，它就越變本加厲，不斷指揮我們重復檢查、搜索、求證的行為，就像被無形的手推著，陷入越掙扎越困頓的循環。

就像咨詢師告訴她的：我們已經不自覺地把所有的注意力，像聚光燈一樣死死打在自己身上。過度關注，反而讓一切感受放大、失真，最后連呼吸都變得小心翼翼。

郭森也回想自己看過的帖子、查過的信息。他意識到，像他這樣容易焦慮、總擔心身體出問題的人，骨子里不過是在拼命尋找一種“確定感”——一種自己能完全健康、永不生病的保證。

但他后來才明白，這種確定感，從一開始就注定找不到。哪怕上帝親自來到面前，也無法向他承諾“你這一生絕對不會生病”。

然而，將患者困住的，不僅僅是內心的陷阱，還有外界無形的高墻。

對“確定感”的尋求是一個共同的困境，但通往解脫的道路上卻布滿了來自社會和自我的阻礙。

《女心理咨詢師》截圖

今年4月，曉文在情緒崩潰后，把自己的情況發到了社交媒體上。隨后，陸續有人私信小文自己家人的情況，私信小文的大多是三十多歲的女性，她們的媽媽患上了疑病癥，“不停地去醫院就診，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

曉文建議他們帶家人到精神科就診，但家人通常拒絕這個提議。在長輩的認知里，“精神科”等同于“精神病”，那是一道她們難以跨入的門檻。

郭森在社交平臺上發帖，講述了自己的疑病過程，很多人給他發私信求助，他察覺到，不少人甚至遲遲不敢走進醫院做檢查——就像曾經最嚴重時的他自己一樣，被無形的恐懼攔在診室門外，只能日復一日陷在“萬一真的病了”和“萬一只是我想多了”的劇烈內耗中，直至心力交瘁。

他發現，許多人的困境存在某種共性：大家往往是從短視頻、公眾號上接觸到大量零碎且聳動的健康信息。這些未經消化、脫離語境的內容，像一把把生銹的鑰匙，輕易撬動了焦慮的鎖，卻根本打不開真相的門，只讓人一次次跌入自我恐嚇與對號入座的循環。

這種病恥感和錯誤信息的泛濫，阻礙著求助的腳步。有時候，曉文覺得自己可能永遠也無法擺脫疑病癥的困擾。但在今年4月，想要自殺后，曉文終于開始做心理咨詢和吃藥。到現在為止，她已經做了6周心理咨詢。在咨詢師的引導下，她開始嘗試正念和暴露訓練。

《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截圖

在幾次成功的暴露訓練后，曉文逐漸變得放松。但暴露訓練并不容易，她要求咨詢人把檢查行為放在某天的某一個時間段里，在這個時間段完成所有檢查，其他時間，則拒絕大腦發出的指令。

在這之前，曉文嘗試過很多方法。試過追星，強迫自己把全部注意力都投注到遙遠的偶像身上——但事實上，她對他們壓根不感興趣。她只是想借一個外在的焦點，強行把對自身的關注轉移出去。結果，她失敗了。

她也學過新東西，攝影、畫畫……某種程度上，這些事確實能暫時轉移她的注意力。可時間一長，當她漸漸習慣這些活動時，那種熟悉的念頭又會毫無征兆地跳出來：“我皮膚上是不是有個異常？”——沒有觸發點，沒有預兆，就像自動彈出的錯誤窗口，瞬間劫持她所有思緒。

于是她立刻放下畫筆、合上電腦，中斷拍攝，一切戛然而止。

她把公司的電腦壁紙換成兩個大字：“專注”，試圖用視覺提醒把自己拉回當下。她對自己說：就當作一次暴露訓練，完成這個階段的工作、處理好這份文件、回復完這封郵件，我才可以去檢查。現在不能動。

這種方式偶爾有用，但更像是一場心理拉鋸。她發現，當她和朋友一起去戶外、融入人群與自然，注意力被更大世界分擔的時候，想得就少了。可一旦回到獨居的屋子，只剩下自己，寂靜和孤獨就像一面放大鏡，把身體上每一個微小的感受，照得清晰無比、難以忽略。

疑病癥沒有消失，它像一條暗河，偶爾翻涌。但河兩岸開始長出植物：正念練習、暴露訓練、同伴聲音、專業藥物……它們一起構成了新的堤岸。

這條路上沒有大結局——只有一群逐漸學會與不確定性共處的人。

正一寸一寸，把世界重新接回自己手中。

《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