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甲午戰前，日本對東三省的偵察及政策的演變過程

日本的恐俄心理是引起明治政府關注進而覬覦東三省的原因之一，也是馬關談判期間使明治政府決策層在割占東三省領土問題上相對收斂野心的重要因素。

1879年日本成立東京地學協會，為日本諜報人員提供了學習交流的平臺，促使其諜報成果質量逐步提高。

甲午戰前明治政府在何時略取東三省的問題上意見分歧較大，暫緩略取的意見占主流。隨著日本財政狀況的改善、軍事實力的提升、國內矛盾的緩和。

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在重新評估中國軍事實力和研判東亞國際形勢之后，將掠取計劃重新提上日程并在甲午戰爭中付諸實踐。

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武裝占領東三省，翌年3月日本政府扶持溥儀傀儡政權建立偽滿洲國。

國內學者普遍認為日本的“滿蒙政策”是其“大陸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將此問題置于日本侵華史的敘述框架下進行探討。

一般從幕末的“海外雄飛論”甚至從近世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開始說起。日本學界之所以忽視對19世紀尤其甲午戰前相關政策的考察。

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近幾十年以來，日本學界主流觀點否定甲午戰爭具有計劃性，從而使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們失去了對該時期“滿蒙問題”考察的動力。

國內的研究雖然清楚地揭示出日本近代“滿蒙政策”內在邏輯，但對于甲午戰爭以前日本對中國東三省政策的研究尚不充分。

一、日本關注東三省的緣由

“恐俄癥”（日語：“恐露病”）一詞最早出現于日本“國民大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說《從此以后》中。該詞諷刺的是當時日本人對俄恐懼心理已達極致的現象。

日本人的恐俄情結由來已久，早在江戶晚期，日本國內流傳著俄國將進攻日本的謠言。謠言的編造者曾被俄國所俘，逃離俄國后，故意制造戰爭謠言，以宣泄自己對俄國的憎恨。

謠言在荷蘭商館的傳播下流傳開來，一些日本的有識之士信以為真。他們對此提出了不同的主張，如儒學家蒲生君平主張向俄開戰，要“斬其王，屠其種”。

仙臺藩藩醫工藤平助認為日本應與俄國通商，將貿易獲利用于增強國力，以達到對俄防衛的目的。

隨著對俄危機意識的不斷高漲，幕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海防政策。到了明治時期，日本人的恐俄情緒有增無減。

久米邦武在1878年出版的著作中寫道：“迄今為止，國人對俄國的恐懼遠勝于對英法。人們普遍認為英法與荷蘭一樣是商業大國，而俄國才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且它時常對別國虎視眈眈，抱有吞并世界之志?！?/strong>

由于日本民眾對俄觀的歪曲，導致他們在提及俄國時，會夸張地稱之為“坐擁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大俄羅斯帝國”。1891年俄國皇太子訪問日本時被日本警察刺傷。

事后日本民間充斥著諸如俄艦將炮擊大阪、神戶。俄政府決定占領九州島等謠言，使得日本國內一度陷入對俄恐慌的狀態。不僅民間如此，明治政府高層也對俄國十分警惕。

例如參議江藤新平認為俄國文藝雖不及歐洲，但兵強馬壯有吞亞洲之志。所以明治初期日本在北海道推行以抵御俄國入侵為目的的“屯田兵制度”。

另外，西人的記錄中也有日人恐俄的記載。如在日工作過的德國人貝爾茲在其日記中寫道：“一直以來日本人都沉浸在‘不知何時日本也會被俄國吞噬’的恐懼之中?！?/p>

造成日本人長期恐俄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日本人對日俄間非友好歷史的記憶。18世紀末俄國數度要求日本開放通商。

遭到拒絕后，俄國于1806年派兵攻擊了庫頁、擇捉和利尻三島上的日本駐軍。作為反擊，日本拘捕了俄國勘探船船長戈洛夫寧。

兩國幾經交涉，日本于1813年釋放了戈洛夫寧，緊張關系才有所緩和。但好景不長，1853年美國敲開日本國門后，俄國也緊隨其后，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下田條約》。

1861年俄國又制造“對馬事件”，占領了對馬島，并在島上建立軍事基地，使得日本人對本國領土主權產生極大的危機感。

雖然此后俄國減少了南下舉動，但這些非友好的歷史記憶使得日本人談俄色變，當俄國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時，又使日本異常緊張。

二是日本長期受到“俄國威脅論”思想的灌輸。江戶時期的日本奉行鎖國政策，在西方國家中只與荷蘭有著貿易上的往來。此時日本幾乎是通過荷蘭人來了解西方的。

荷蘭為了維護對日貿易的壟斷地位，向日本滲透俄國威脅論。前文提到的謠言風波，正是由于荷蘭商館的推波助瀾才使得此謠言在日本迅速擴散。

風波平息后，荷蘭商館又將夸大俄國實情的書籍介紹到日本，經蘭學者們翻譯后，在日本國內廣泛流傳。

該書將俄國彼得大帝描繪成強勢君主，俄國在其治理下“悉皆一新”，“歐羅巴大小諸國以及亞細亞北地諸國亦盡皆臣服于俄國”。這樣的文字描述使得日本人誤以為俄國是歐洲霸主。

日本開國后，英國又長期向日本當局鼓吹“俄國威脅論”。英國駐日公使阿里國認為，英國必須重視俄國在遠東的擴張活動。

要不斷向日本灌輸防俄思想，其后任巴夏禮也繼承了他的外交路線。不僅如此，英國的駐華使節也會向日本駐華使節宣傳防俄思想并提供防俄方案。

拿破侖戰爭后俄國取得了歐洲大陸霸主地位，且它不斷擴張的野心觸動了英國的神經。

尤其是在俄國入侵土耳其，控制住黑海的制海權后，對英國的海上貿易航路造成了威脅，從而激化了英俄矛盾，導致爆發克里米亞戰爭。

而戰敗后的俄國又將擴張的矛頭從近東轉向中亞和遠東，這就威脅到了英國在印度和香港的利益，因此英國的抗俄重心也隨之東移，才有了英國外交官們的上述舉動。

這種恐俄心理促使明治政府對俄國與日本之間的大陸地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迫切希望對這一地帶展開實地調查。1872年明治政府派池上四郎等人赴中國東北偵察情況。

他們在抵達奉天后遭遇盤查，由于沒有清政府頒發的“路照”，當地政府特意為他們安排了向導以防止他們從事間諜活動。

1875年海軍省委派曾根俊虎等人前往東三省探察，也遇到池上等人類似的情況，地方官員以條約規定“不許兩國人民互到有賊之地方”為由，拒發通行證。

以至于不得不放棄對一些重要地方的探察。1877年榎本武揚卸任駐俄公使回國時對西伯利亞及中俄邊境進行了一番調查。

榎本一般會表明自己公使的身份，因此所到之處也被安排了向導。他企圖借與當地官員筆談交流的機會獲取一些有價值的信息。

比如他向璦琿城的官員問道：“北京至此地的郵件耗時多少？”“此地人口多少？”不過中方官員發現榎本的發問是別有用心，并未告知實情。

19世紀70年代是日本對外諜報事業的起步期，許多諜報人員或業務不嫻熟，或準備不充分，導致偵察質量普遍不高。

因此，榎本回國后與其他外務省的官員商議成立民間學術團體，以推動日本諜報事業的發展。

二、東京地學協會的成立

1879年在榎本武揚等外務省官員的推動下，日本成立以地理學研究為中心的“東京地學協會”（以下簡稱“協會”）。協會名義上是學術團體，但它的政治性要遠大于學術性。

首先，從成員的身份來看，諜報人員、政府官員以及陸海軍軍官占大多數，其中不乏伊藤博文、井上馨、大山巖等政軍領導人。

其次，從協會章程來看，它除去正常的學術活動外，還肩負著情報收集任務。主要活動有：編纂出版有助于日本經濟和軍事發展的地理學書籍。收集各類地圖、航海圖等。

委托探險者收集需要的情報等。協會將地理學科劃分為“本科”“形質科”“特科”“政略科”。

其中“政略科”涉及人口統計、通商、政體、軍備、風俗、法律、宗教、教育、道路、橋梁等內容。

會刊中涉及“政略科”的文章，絕大多數是以日本周邊國家和地區為研究對象的，毫無疑問“政略科”就是為日本政府制定對外政策服務的。

最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協會舉辦的例會、講演會及其會刊的發行不能等同于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常規學術活動。

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各自擁有諜報人員，在諜報工作上他們各自為戰，缺乏一個經驗交流、情報共享的平臺。

而協會的成立恰好彌補了這一空白，對日本諜報隊伍的成熟化產生了重要影響。會刊對于位居軍政高層的成員來說則是參考消息的重要來源。

同年4月協會召開首次例會，會議圍繞中國東北問題展開。協會特別邀請陸軍中尉島弘毅匯報他秘密偵察中國東北的成果和經驗。

除島弘毅、曾根俊虎等少數幾位間諜外，當時被派往中國的絕大多數間諜能看懂漢字而不通發音，這會影響到諜報成果的質量。

為解決此問題，日本通過興亞會的“支那語學?！迸囵B間諜儲備人才，該校開設一門名為“散語”的課程，專門教授漢語發音及日常用語。

雖然曾有報告稱東三省大多數人說官話，只有少部分人說“滿洲土話”。但明治政府為了全面了解東三省的情況，還是決定培養懂滿語的諜報人員。

1880年，參謀本部選派5名青年士兵前往海參崴留學，并由陸軍中尉菊地節藏全權管理他們的學習生活。1885年菊地等人受命對東北三省進行了偵察。

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除了調查主要城市的基本情況、兵力部署、資源分布外，更加注重探查只會說滿語的滿族人的思想動態。

菊地回國后，在協會例會上匯報了調查成果，協會也將其演講內容分期刊登在會刊上。

通過與滿族人的交流，菊地發現：“滿人至今仍保留著尚武精神，體格健碩，吃苦耐勞”，并且“男子不再以贏得傳統射箭比賽為傲，而是以加入洋槍隊為榮”。

因此，他認為憑借這幾點在“滿洲”組建一支近代式軍隊并非難事。菊地呼吁日本要重視“滿洲”的消費市場和原料產地。

因為滿人十分喜歡日本產的茶碗、漆器、刀劍、肥皂等物品，而日本對東三省的羊毛、皮貨、藍靛、藥材等原料的需求量大。

此外，他還發現“滿洲”金礦豐富，認為只要開發三大金礦中的任意一個，就可滿足“滿洲”的發展所需。

菊地在演講時公然將清朝的八旗兵稱呼為“滿洲軍隊”，而對于從關內遷徙到關外的漢人則稱呼為“支那移住民”。明治政府對菊地的情報工作十分滿意，為其授予勛章以示褒獎。

三、偵察收獲的情報

1891年遠在日本駐德公使館工作的協會活躍成員福島安正向參謀本部提出調查亞歐大陸的申請。獲得批準后，福島單騎從德國出發，沿途調查了西伯利亞、蒙古及東三省的情況。

此次偵察具有兩大特色：一是運用攝影技術為偵察服務。

二是注重對偏僻地帶原住民思想動態的收集。福島在德任職期間學習了攝影技術，并購置了一臺照相機，以便他在偵察途中將所見悉數記錄在膠卷中。

以往的偵察成果都是以文字或繪圖的形式呈現的，將成果影像化尚屬首次，這使得明治政府對東北亞地區有了更直觀的了解。

收集偏僻之地的情報，是因為福島認為：“居住在山間僻壤的人不會掩飾內心情感，更能展現出其國民性真實的一面。”懂多種語言的福島在偵察途中與原住民同吃同住，相互交流。

他在蒙古調查時發現蒙古人已喪失昔日驍勇善戰、果敢剛毅的性格。

究其原因，福島認為清朝為穩固政權，將具有軟化個性的藏傳佛教引入蒙古，使蒙古人的斗志消磨殆盡，且有些“喇嘛廟”甚至淪為地下妓院，使蒙古人在精神上墮落腐化。

鑒于此，福島認為：“清朝的做法雖然防止了蒙族奪權，但也使其失去了（對俄的）唯一的藩屏，這絕不是清朝自己的事，日本也必須警戒?！?/p>

言下之意，日本不能將阻止俄國南下的希望寄托在蒙古人身上，而需要另謀方案。福島進入東三省后發現，許多清兵有吸食鴉片的習慣，甚至連精銳部隊也是如此。

部分驛站因管理不善，25匹馬中有10匹餓死，剩余15匹也都瘦骨嶙峋。

在東三省尤其受到福島關注的是“馬賊”勢力，清政府在東北各地配備駐軍的目的是為了防備“馬賊”。但“馬賊”依舊十分猖獗，不僅稱霸各個村莊，甚至敢襲擊清軍搶奪軍用物資。

福島從遭遇馬賊襲擊的清軍報信者口中了解到，“馬賊”不僅勇敢，所攜帶的武器也精良。這件事也讓日本看到了清朝軍隊的無能。

1893年6月福島回到日本，7月得明治天皇召見，并為天皇詳細介紹了大陸的情況，天皇授予福島旭日重光勛章以示嘉獎。

1872年池上四郎等人的東北偵察是留守政權的首腦西鄉隆盛與參議板垣退助、外務卿副島種臣共同商議決定的。

副島指示池上等人要重點收集俄國人在東北亞的活動情況、東三省各將軍所在地的軍政民情以及清政府對1871年美國侵略朝鮮的態度。這顯然是在為侵略朝鮮，進而侵略中國東北做準備。

1873年7月池上一行人回國后，向政府遞交了一份復命書，不久后西鄉隆盛在內閣會議上表示：“欲保障我國主權獨立，唯有向外攻伐擴張，日本應當乘現今英法普俄相互對峙無暇東顧之機，略取朝鮮、滿洲及中國其他地區?！?/strong>

明治初期的日本剛歷經維新改革，自認為實力已與歐美持平，所以一方面派遣巖倉使團前往歐美交涉修改幕末以來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另一方面留守政權積極籌備對外擴張活動。但巖倉使團出訪歐美后發現日本與西方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大久保利通等使團成員回國后主張優先改革內政，暫緩對外擴張。

同年10月，日本發生“征韓論政變”，西鄉隆盛等“激進征韓派”下野。翌年日本侵略臺灣失敗，這更讓日本認識到自身對外擴張能力的不足。

明治政府內部的主流對朝政策也由武力征討改成相對溫和的“對朝進行勢力滲透”。借由朝鮮攻占東三省的政策也因此被日本暫時擱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