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十全武功”到底是不是好大喜功？

乾隆皇帝自稱“十全老人”，以紀念其統(tǒng)治期間的十次重大軍事行動。

十全武功包括：

兩次平定準噶爾（1755-1757年）
平定新疆回部（1758-1759年）
兩次平定金川（1747-1749年及1771-1776年）
平定臺灣林爽文叛亂（1787-1788年）
以及對外征緬（1765-1769年）
平安南（1788-1789年）
兩次平定廓爾喀<尼泊爾>（1788-1789年及1791-1792年）

教大家一個簡單的記憶法：

從新疆為起點，逆時針依次記住。

西北“三戰(zhàn)”（兩平準噶爾、平大小和卓）、西南“四役”（兩平金川、兩平廓爾喀）、正南“雙擊”（征緬甸、打安南）及東南“平定臺灣”。

這些戰(zhàn)役不僅彰顯清朝的軍事力量，也奠定了現(xiàn)代中國版圖的基礎。

但廓爾喀戰(zhàn)役被描述為兩次，有點湊數，強行拆分了，屬于自我粉飾。

1791-1792年戰(zhàn)役是前次沖突的延續(xù)，因駐藏大臣擅自簽署賠款協(xié)議導致廓爾喀再度入侵，本質是同一場戰(zhàn)爭的第二階段。

從西北的新疆到西南的金川，再到東南的臺灣，十全武功確實覆蓋了多個戰(zhàn)略要地。

這些戰(zhàn)役總耗資超過1.51億兩白銀，歷經數百年爭議與考證，“十全”雖含有部分史料夸大的成分，但不得不說，也展示了乾隆皇帝在關鍵時刻的果敢決策和卓越領導。

一、收復近200萬平方公里土地

當阿睦爾撒納帶著兩萬部眾投奔承德避暑山莊時，這位準噶爾梟雄或許未料到自己會成為乾隆收復西域的關鍵鑰匙。

1755年的準噶爾內亂，看似是游牧政權周期性動蕩，實則暗藏帝國博弈；

康熙三征未竟的偉業(yè)、雍正和通泊慘敗的陰影，在乾隆手中迎來轉機。

大學士傅恒的深夜密奏、八千精銳的星夜兼程，揭開了"以夷制夷"的經典戰(zhàn)術。

清軍借道哈薩克奇襲伊犁時，當地牧民簞食壺漿的景象，印證了準噶爾暴政的不得人心。

但勝利的狂歡轉瞬即逝。

阿睦爾撒納的突然反叛讓首任主帥班第血灑天山，喀爾喀蒙古的斷糧之危更使帝國版圖得而復失。

面對滿朝文武的質疑，乾隆展現(xiàn)了非凡的決斷力，堅持再戰(zhàn)，任命兆惠為新主帥。

當兆惠被困黑水營83天，正史載“殺馬掘鼠為食”（《清高宗實錄》卷606）。

乾隆的朱批"朕之過也，卿其勉之"展現(xiàn)帝王擔當，而這位"救火將軍"最終用三場決定性戰(zhàn)役，將準噶爾汗國徹底掃入歷史塵埃。

最終在1759年平定準噶爾，并隨后鎮(zhèn)壓回部霍集占的叛亂，收復近2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當兆惠的后裔在鎮(zhèn)江炮臺揮舞祖?zhèn)餮稌r，他們卻要面對的是代差兩個世紀的堅船利炮。

二、7千萬兩白銀砸出的改土歸流

在四川丹巴的碉樓群中，至今矗立著乾隆朝火炮轟擊的痕跡。

面對這些30米高的石砌堡壘，清軍發(fā)明"穴地轟塌法"——挖地道至墻基爆破，堪稱古代版"土工作業(yè)"。

這場持續(xù)29年的拉鋸戰(zhàn)，不僅是冷兵器與地形的較量，更是中央集權與土司制度的終極對決。

當阿桂將軍將最后一任土司索諾木押解進京時，乾隆在《平定金川勒銘碑》中寫下"改土歸流，永絕后患"。

第一次戰(zhàn)役（1747-1749年）平定大金川，第二次（1771-1776年）耗時五年；

動用8萬軍隊，耗資7000萬兩白銀，最終攻克小金川土司索諾木的碉樓。

雖被視為“賠本買賣”，但金川之役打通了入藏通道，使駐藏大臣制度得以強化，為近代西藏治理奠定基礎。

這場耗資三年漕運收入的戰(zhàn)爭，催生了中國最早的軍事地理測繪：《乾隆十三排圖》精確到每條溪流的走向。

此役雖耗費巨大，但清朝國庫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仍有8182萬兩白銀，遠超雍正八年的6218萬兩，顯示財政韌性。

這看似矛盾的財政奇跡，實則是"永不加賦"承諾下的竭澤而漁——通過鹽商報效、關稅折色等非常規(guī)手段，帝國在透支民間經濟活力。

更具隱喻的是金川戰(zhàn)役發(fā)明的"健銳云梯營"，這支特種部隊在鴉片戰(zhàn)爭中仍使用云梯攻打英艦。

三、穿越喜馬拉雅的奇幻遠征

1792年入夏，但卻是寒夜時分，福康安站在高海拔雪嶺上，他的皮弁結滿冰凌，戰(zhàn)馬鼻孔噴著白霧。

這支由藏兵、索倫騎兵、金川土屯組成的混編部隊，正在創(chuàng)造冷兵器時代最不可思議的遠征——翻越喜馬拉雅山直搗加德滿都。

五月十三日，福康安率軍沿吉隆河東岸南下穿越喜馬拉雅山，清軍因水土不服病倒眾多，海蘭察返京途中病逝，福康安帶病推進。

十四至十五日，清軍突襲熱索瓦，佯攻北岸同時派兵繞道南岸，奪取三座石碉，熱索橋之戰(zhàn)大捷后連克協(xié)布嚕、東覺山，逼近廓爾喀都城。

七月帕朗古戰(zhàn)役中，福康安冒雨進擊遭伏擊，臺斐英阿戰(zhàn)死，清軍雖擊退敵軍但損失慘重，最終廓爾喀求和歸還所掠財物。

戰(zhàn)后福康安受封武英殿大學士，獲世襲一等輕騎都尉，乾隆贊其功勛并擬議封王，后加封嘉勇忠銳公以示殊榮。

班師途中制定西藏善后章程，確立金瓶掣簽制度，將活佛轉世納入國家法統(tǒng)。

廓爾喀戰(zhàn)役暴露的不僅是藏地官員的腐敗（駐藏大臣竟私下簽賠款協(xié)議），也彰顯帝國邊疆治理的智慧，但此役也暴露出清軍后勤的脆弱性。

四、戰(zhàn)爭記憶與輝煌中的隱憂

紫光閣的280幅功臣畫像里，藏著乾隆精心設計的權力密碼：

兆惠的畫像特意描繪黑水營的斷劍，傅恒的題贊強調"不避斧鉞"，甚至陣亡的班第也被追繪英姿。

這種視覺政治學，將血腥戰(zhàn)爭轉化為"天子守國門"的史詩敘事。

更耐人尋味的是功臣的民族構成：

滿將僅占三成，漢軍旗、蒙古王公、金川土司、臺灣義民首領同列凌煙閣。

這種多民族英雄譜系，恰是"多元一體"的具象化表達。

當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參觀紫光閣時，他們看到的不僅是軍事榮耀，更是一個多民族帝國的統(tǒng)治密碼。

但耗資巨大的戰(zhàn)爭加劇財政壓力，官僚腐敗滋生，未能適應西方工業(yè)革命的沖擊。

乾隆朝被視為清朝巔峰，卻也是衰落的起點。

乾隆在《十全記》中自詡"持盈保泰"，卻不知盛世冰川已在腳下斷裂。

任何盛世都需要警惕路徑依賴，正如乾隆不知道，他引以為傲的"十全武功"，既是大一統(tǒng)的巔峰之作，也是閉關鎖國的前奏曲。